《竹書紀年》早於《史記》，司馬遷編的《史記》為何與《竹書紀年》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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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史記》是西漢學者司馬遷所著，成書於漢武帝時期，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多年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歷史學界地位極高。

而《竹書紀年》的成書年限上要早於司馬遷的《史記》，這部書由是由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而成，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所以從時間上看，其要比《史記》大概早200年。按理來說，《竹書紀年》應該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歷史地位才是。

但是，但是在傳統史學界，《竹書紀年》被認為是一本“異書”，因為書中所記錄的歷史事件，其內容與《史記》大相徑庭，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歷史觀。

比如，《史記》中所推崇的堯舜禹禪讓，在《竹書紀年》中卻是舜囚禁堯，最後把堯殺死，奪取帝位。與此同時，舜大肆消滅堯的死黨，將其稱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親。後來禹據夏地抗舜，最終擊敗舜，將其流放到蒼梧，舜遂死在蒼梧。還有《竹書紀年》中說，伊尹放逐太甲以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了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而據《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是囚禁太甲3年以後見太甲改過自新了便將國家還給了他。

以上種種記載，可以說是極具顛覆性了，那麼為何會這樣呢，原因有三點：

第一，《竹書紀年》成書以後，並沒有作為史料一直傳承下來。其是在西晉咸寧五年（279年）也就是《史記》成書近400後，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

所以，司馬遷寫《史記》並沒有參考到《竹書紀年》的內容！

第二，在秦朝建立後，秦始皇為統一文化，統一思想，聽取了李斯的建議，下令收繳民間圖書，這些書籍或是藏在官府和學官之手，或是被焚燒銷燬，加之後來秦朝滅亡，天下大亂，像有關先秦時期的珍貴史料大都遺失，所以兩本書的參考史料會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第三，各自主觀性有所不同。

比如《竹書紀年》有著很大主觀編撰的嫌疑，要知道其成書的那個時代可是三家分晉，以下克上，禮樂崩壞的亂世，特別此書還是出自分晉之一的魏國。所以很有理由懷疑其目的性，按這本書的說法，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既然如此，三家分晉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為王也就完全正確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來了。

而《史記》同樣有著儒家思想的灌輸，其記錄的先秦時代那段歷史，太過於的理想化，似乎遠古的先民們，比我們更加的文明。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未免有些不真實。人類的發展，絕對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時代，黑暗，血腥，刀光劍影之間的殘酷鬥爭，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應該是主旋律，如此看來《竹書紀年》更加貼近人性。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這兩本史書我們都不能武斷的去評判其真假。只能將作為參考，多方論證，不可全信一家之言。

史學是很嚴肅的，不能沒有證據就發明創造，以上答主說竹書紀年是野史的，你們夠了！那是魏國國史！是史官寫的。可靠程度不亞於史記，先秦史很多問題反而是竹書紀年比史記更正確

第一，史記對於漢代以前歷史，是二手資料，並不是原始史料，是二傳手，而司馬遷手中資料未必是準確可靠的，史記並不百分百可靠，舉例，關於中宗祖乙，竹書紀年和甲骨文等其他史料相印證，是正確的，而史記是錯誤，還有蘇秦蘇代史記更是錯的離譜，先秦紀年史記錯誤比竹書紀年多多了，畢竟竹書紀年才是先秦當時的史官親手記載，當然竹書紀年在更早的商和西周時期記載一樣錯誤很多，比如伊尹，竹書紀年就是錯誤的，史記和甲骨文相印證，是正確的。

再有，著名的“共和”問題，我國國名共和國的來源，共和紀年，史記記載是周公和召公共和治國，但竹書紀年記載是共伯和幹王政，共伯和篡位當王，近年史料越來越證明竹書紀年是正確的史記是錯誤的，

竹書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

《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竹書紀年》為史料可信。

對於春秋戰國，畢竟竹書紀年的史官是當代人，比二傳手司馬遷記載更準確是自然的。

第二，竹書紀年已經失傳，現在流傳的是竹書紀年在各種傳世文獻中的引用，如《古本竹書紀年輯正》，哦，竹書紀年還有今本和古本兩個體系，所以，竹書紀年真正的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了

第三，《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於西晉咸寧五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亦稱《汲冢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

《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為止。

謝謝邀請。

《竹書紀年》的確是先於《史記》成冊，奈何在先秦時期便被湮滅，直至西晉才被重新發現，換句話說，真正面向大眾的發表會晚於《史記》。

《史記》應該屬於漢朝官方的史觀，而被髮掘於戰國魏王墓的《竹書紀年》的身份屬於野史，說好聽點是有待考證，難聽點就是不予採納為正史。

主流和野史，當然是主流被供奉，野史被不屑。

理由很簡單，《竹書紀年》是一部很顛覆的史冊，堯舜禹湯的禪讓與德政都被徹底抹煞，幾乎用兩個字形容：厚黑。

儒家弟子們豈容這類的史觀來挑戰已由《史記》建立的史觀系統，很快就再次湮沒離散，直至宋代又一次被整理成冊。

奈何宋代的儒學更是對其視如異端學說。

這是《竹書紀年》的命運。

至於司馬遷編纂《史記》為何與《竹書紀年》大相徑庭，目前還未有塵埃落定的考證。

但據我個人認為：

第一，秦的焚書坑儒，之所以《竹書紀年》在西晉時代的戰國魏王墓被發現，也就是說存於世面的現有書籍，特別是這類的各諸侯國的官方書籍全被秦始皇掌控，尋常百姓和貴族並沒太多收藏，所以被集中大量毀掉是很容易的，因此在後世掘墓過程重新被發現屬於正常現象；

附：秦焚書應該是有的，統一嘛，話語權掌控很需要，特別是各國的史觀需要統一，書籍更是掌控話語權與解釋權的重要渠道，因此司馬遷在只能在眾多隻能依賴背誦和默記待日後復原的學者那裡獲得資料。

奈何這些學者理應會對厚黑二字重新修訂，甚至是捨棄。

第二，司馬遷的資料來源還有部分是來自民間演義；

呵呵，這一點就不需要過多說明了，所謂演義和史實是有出入的，特別是道統和反道統的劃分更是叫人有先入為主的觀感，並且有美化與粉飾的嫌疑。

一家之言，僅供交流。

<竹書紀年>所產的年代為春秋時的晉、魏史官所作的:″編年史"，年代較久。也就是說:″更自然的靠近古代歷史"，它的真實性就更可靠。其中還有，當時的儒家思想還沒灌輸到所有人，也包括編史者。所以在編輯時，不會受到任何思想的左右，因此可以實是求事保留原歷史。

而司馬遷的<史記>，遠離更遠的歷史。有些只能靠:神話故事和傳說來編輯，事實難以清楚。更主要的是，他所處的年代，儒家思想以被立為主導思想，司馬遷不可能不被薰染。再加之自身對統治階級的不滿，也可能挾雜著一點:″以古論今"的個人思想。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中，所編輯出來的<史記>難免與其它:如出土的竹簡上說法不能統一。可能是帶仇恨去寫歷史，因此有些涉嫌偽造。如<史記>中的秦法律，與出土的真正的秦法竹簡大相徑庭。

因此，<史記>中有很多不實之處，所以我更相信靠近歷史的<竹書紀年>。雖然在它被發現後，也可能被後人篡改過，但它與<史記>相比，可靠性還是較大的。

<竹書紀年>，成書早於<史記>。被發現，晚於<史記﹥。但它記錄的東西，與現今所考證的史實是相同的，所以<竹書紀年>還是很可靠的。

《竹書紀年》雖然號稱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國時魏國史官所作的編年體通史，但其直到西晉時期才在盜墓中被發現在世間，也就是說，它真正的出現是在司馬遷《史記》之後。雖然對先古的歷史記載甚至比《史記》可能更早更詳細，但和《史記》的內容大相徑庭，而且有些荒誕。

更值得注意的是，《竹書紀年》在宋朝曾經再次失軼，據推測是《竹書紀年》相對於漢儒經典太異類了，衝破了當時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古代歷史體系。理所當然地被宋儒視為異端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

直到元末明初乃至於明代中期，才又出現了《竹書紀年》的刻本，所以清代學者錢大昕等人指斥其為偽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更推斷為明代嘉靖年間天一閣主人範欽偽作。

所以，學界不能斷定《竹書紀年》的成書真假，也就沒有將其列為正規古籍史書，《竹書紀年》沒有《左傳》、《史記》、《資治通鑑》等歷史典籍的地位，只能算“野史逸聞”！

謝謝邀請！

首先，所謂的“史記”和“竹書記年”都是後人定的名稱，初始成書時，並不是這個名字；

第二，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竹書記年並沒有流傳於世，而是後世從墓葬中盜掘出來的；

第三，經過連年戰亂，很多書籍已經遺失，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能夠參考的書並不多，史記中的史料來源，有相當一部分是人們口口相傳，司馬遷整理的；

第四，後來的儒家為了便於學說的傳播，將一些史實進行修改，以符合儒家理念。

謝謝邀請。對於《竹書紀年》這本史書我不是很瞭解。不過要是對於《史記》這本書來說，我們可以看看他的創作背景以及都參考了哪些資料。

作者司馬遷是史官世家，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是太史公，由於漢武帝封禪的時候沒有能跟著去，因此憂憤而死，讓自己的兒子司馬遷來繼承修史記的遺願。

司馬遷早年曾到各地去遊歷，去實地調查有關歷史遺蹟，並且在父親之後也被任命為史官，能夠接觸到國家珍藏的典藉。我們知道自漢朝建立後就在不斷的收集文史資料，可見司馬遷接觸的文史資料應該不少。

因此司馬遷接觸的資料有他們家祖輩流傳的史料，有實地調查，還有國家典藏的文史資料，並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也提到，相比於孔子的《春秋》，他更注重實際的歷史，敘述多於議論。

可見司馬遷的《史記》可以稱為一部信史。

竹書有幾個毛病，首先是孤本，在史學中孤本不被採信，其次它被認為偽造痕跡太重，其中既有原始魏國史官為了維護魏國正統性篡改三代史最明顯，不說別的，按照竹書中的紀年堯舜在位都接近百年，這可能嗎。發現後翻譯過程中也存在錯漏或者乾脆史證我的情況，西晉是什麼朝代，歷史上最被人鄙視的亂臣賊子，當年看見竹書怕不都樂瘋了。然後還遺失過。

史學其實是非常嚴謹的學科，儘管都是湮滅於歷史長河中的過去，但是一段歷史的真實通常需要好幾種書籍文獻去佐證，史記之所以能夠被評為研究漢前史學上最重要的文獻，就是因為所記述的歷史被很多文獻或墓葬中考古發現所佐證，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就好像區塊鏈的記錄，大家不可能都錯的一樣。當然我們只能無限接近歷史，史記中可能也有錯誤的記錄，但是相比較下，它還是更加可信

《竹書紀年》不符合孔老二吹噓的美好過去，儒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後，這本書無疑是異端邪說，儒生們欲除之而後快。從人性角度來說，人是自私的，沒儒家吹噓的那麼高尚、完美；從歷史現實中看，戰國以來的所謂禪讓無不是鬧劇、禍端和虛偽的，也很符合 《竹書紀年》的一套。三皇五帝沒有任何依據、證明，僅是傳說，正史也好，野史也罷，都無所謂，僅從人性分析，我認為《竹書紀年》在這方面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