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的讀者群

司馬光動手編纂的意圖，初衷是為帝王服務的。這套史書的切入點是什麼？司馬光肯定思考過這個問題，從那個歷史事件寫起？

還原歷史，有這麼幾種可能和假設。一是從皇帝寫起；二是從有文字記載的“國人暴動”寫起；三是找一個適應當時形勢的歷史事件。在這些選項中，從皇帝寫起，歷史資料缺乏，年代越久遠，歷史事實越不靠譜。再說，即使現在，有些史實，“家”們都在爭論不休，靠出土文物，就別說一千多年前了。當時，神話傳說的成分較多。試想，論據都靠不住，論點就很難站住腳了。此條cut。從有文字記載的“國人暴動”寫起，司馬光難以下筆，也不符合當時的環境和形勢。於是，找個什麼樣的歷史事件呢？於是乎，三家分晉成為首選。

《資治通鑑》的寫作班子

有句古語，“士為知己者死”，司馬光有三位助手，都是當時的史學大家、文學大家。百度上可以查找到，在此不贅述。歷時十九年，寫成一部書，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關鍵是要對當時的皇帝產生正向影響。

從皇帝寫起？很不現實。歷史材料極度缺乏，能夠加以印證的材料很少，能夠影響當朝皇帝的材料很少，按年來編寫，儘管是飽學之士，也是難以為繼。即使寫出來，也經不起推敲。

於是，選擇一個歷史事件，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對黃帝產生影響，就成為必選項了。

《資治通鑑》的開篇

司馬光之所以選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1、三家分晉發生的時間。是在春秋末年，是中國社會大分裂的時期，是發生在“春秋無義戰”的關鍵期。此後，我國就進入了動盪的戰國時期。

2、三家分晉發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司馬光眼中，在三家分晉之前，似乎還有一個“正統的體制”，在此之後，再也無有“正統”了。

3、三家分晉引發的評論。司馬光的“臣曰”模式中，文字最長最多的一段議論誕生了！詳細的分析了“禮”的地位、作用、意義、影響，闡述了什麼是人才？等等。近乎一次上朝的文牒，洋洋灑灑。

《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寫起，是司馬光深思熟慮的結果。在下謹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一、司馬光能從黃帝或是夏、商寫起嗎？答案是“不能”！

《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寫史方式始於孔子編訂的《春秋》。所謂“編年體”，就是按年來記敘史事，所以前提是要有確切的紀年。而我國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才開始有確切的紀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實，司馬光沒法逐年逐年地寫。

《史記》同樣是一部通史，但司馬遷是以“紀傳體”形式寫的，以人物為綱，不以確切紀年為必要條件，所以他以《五帝本紀》開篇，從黃帝開始寫。

二、司馬光有必要從黃帝寫起嗎？答案是“沒必要”！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在於“資治”二字，即為宋朝皇帝治理天下提供歷史借鑑，也就是唐太宗說的“以史為鏡，可以知更替”。這一目的決定了他的寫史，側重於實際的軍政、人事，而非縹緲的傳說。這一點，和司馬遷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還是有所不同的。

三、司馬光為什麼從“三家分晉”開始寫？

這一點也好理解。因為《春秋》就是寫到“三家分晉”前夕，司馬光應該是有意接著《春秋》往下寫的。《春秋》乃孔子編訂，在後世地位很高，司馬光大概有點“為往聖續絕學”的意思吧！

另外，發生於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戰國史實際是由此開端。半個世紀後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終於封分晉的三家大夫為諸侯，司馬光從這一事件開篇，並以孔子“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觀點，引申了一大段關於君臣名分的敘述，算是一開始就給“資治通鑑”點了題。

可以說，《資治通鑑》這一鉅著確實給歷代治國者都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借鑑，當然，受益的並不只是宋朝皇帝！

以上論述有不妥處，歡迎給我留言討論！更多好玩、好懂又好用的國學歷史，請關注我的頭條號“三好國學堂”。

我們知道，《資治通鑑》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開始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後一共1362年。寫到959年很好理解，之後就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就是宋朝了，就是司馬光的本朝了。有趣的是他從三家分晉開始寫。

按理說，司馬光自幼熟讀《春秋》，《春秋》是當時最重要的編年體作品——當然，當時這是五經之一，不僅僅是史學作品。

那麼，《春秋》從哪裡寫到哪裡呢？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什麼到前481年這一年就結束了呢？因為這一年，西狩獲麟，就是抓住了一個動物，大家不知道是什麼。孔子說，這叫麟。捕捉到這樣一個動物，彷彿預示著什麼。之後孔子就去世了（前479年左右）。聖人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所以，如果司馬光上承春秋，理論上要從前480年開始寫，但司馬光沒有這麼做。一方面，前480到前403這77年的史料很少。《春秋》已經結束，《左傳》記載了一些前470年代的事情，再之後就沒有了，《國語》、《戰國策》之類的書中，記載也不多，所以司馬遷《史記》中，已經不是很詳細了。

另一方面，司馬光講了自己的理由，他覺得三家分晉標誌著周的禮制徹底崩壞，新時代的大幕由此拉開了。為什麼呢？本來，趙、魏、韓三家是晉國的大夫，本來的職責是輔佐晉君。但他們呢？幾代人下來，把晉國的土地瓜分得差不多了，只有絳與曲沃兩地留給晉幽公。這樣以下克上的亂臣賊子，本來應該是人人喊打的，竟然得到了周天子的冊命！由此，周朝的秩序，就名存實亡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看來，司馬光從這一年有很多值得稱道之處。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拘泥於接續春秋的經學立場，力圖從歷史本身的脈絡出發。

《資治通鑑》說是編年史，其實就是供帝王治理國家的教科書，是類似於現在MBA的案例教科書，用一個個案例來告訴君王如何趨利避害。因此，從哪個年代開始，也犯不著刨根究底！

與《史記》不一樣，《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沒有他的"老祖宗"司馬遷那般文采，筆下生花。但通過剖析不同的案例來對歷史事件進行點評。

比如，《資治通鑑》有這麼一段點評：“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這說的是什麼案例呢？

說的是周世宗決心對佛教進行整治並加以限制。顯德二年（955）世宗下詔，凡是無“敕額寺院”，全部停廢；邊遠州郡而無敕額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

縣城及常住居民200戶以上的軍、鎮，又沒有敕額寺院的，允許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無尼則只保留僧寺一所。

凡志願出家，不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喪則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歲以上，女13歲以上，還須念讀經文考試合格，只在首都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設立戒壇進行剃度。

共廢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萬人。同年九月，為了解決錢荒，世宗決定除保留必需的銅器及存留寺院的銅佛像外；

所有“民間銅器、佛像”全部用於鑄銅錢，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指出銅像並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發展的決心。

《資治通鑑》裡面就是一個個這樣的案例以及點評。

《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學鉅著，共294卷，起於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終於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曆史。作者是司馬光，《宋史司馬光列傳九十五》載：“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

司馬光因在神宗年間，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上書請求離朝。從此閒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和門人弟子開始了一個漫長編纂編年體史書的歷程。歷時十九年，終於完成這部皇皇鉅著，上書神宗皇帝，神宗看了後說：“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於是起書名為《資治通鑑》。

來源：文/輕舟侃歷史

這部史學鉅著和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合稱“史學雙壁”。《史記》是從軒轅黃帝開始寫起的，那資治通鑑為什麼沒有從這個時期寫起，而是從春秋時期晉國的分裂開始寫起呢？《資治通鑑》開篇，司馬光說了這樣一句話：“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這段話的意思強調的是禮法的重要，也就是說，天下的百姓都要受到天子一人的統治，統治要有序，天子統三公........卿大夫治士庶人。而天子自毀禮法是從威烈王二十三年開始的，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就是周天子同意韓、趙、魏三國的諸侯地位。韓、趙、魏三股勢力之前就有獨立的野心，他們三家聯合起來滅掉了智伯，勢力強大起來，分裂了晉國。晉國是周朝的嫡系封地，即周武王的第三子唐叔虞的封地，後來晉國的卿大夫韓氏、趙氏、魏氏因為戰功而地位顯赫，慢慢開始蠶食晉國。此時的周天子已經勢力衰微，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不得已，自毀禮法和等級秩序，承認韓、趙、魏的諸侯地位。

北宋政權和北方大遼對峙，契丹族不斷南下侵略，宋朝廷實行屈辱的求和政策，每年給遼進貢歲幣和馬匹等。使得北宋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積貧積弱。國內起義不斷。王安石面對衰弱的王朝，大膽實行變法，保守派司馬光極力反對。司馬光主張，祖宗之法度不可以更改，名分不可以喪失，禮法不可以缺失。一個國家要強大，主要在於一個國君如何用人。《資治通鑑》這部書就是教帝王如何治理一個國家的，是一部帝王教科書。

所以，《資治通鑑》開篇，不寫那些過於遙遠的歷史，而是從晉國分裂開始，晉國分裂是亂從腹中起。一個帝王要治理好一個國家，首先要防止內部造反和禍亂，端正君王的禮法是最重要的。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正經的歷史學家。司馬光寫史的目的，不是為了寫史而寫史，司馬光寫史更多的是政治角度解讀歷史。正因為司馬光不是一個正經的歷史學家，他老人家就不負責對歷史進行嚴格考證。東周以前的西周、殷商、夏、三皇五帝，事件過於久遠，歷史脈絡不是很清晰，尤其是夏以前的三皇五帝，資料很少脈絡不清。

為了完成《史記》，從司馬談開始，就蒐集整理資料。司馬遷更是從18歲起，用了20年時間，幾乎走遍漢朝疆域，蒐集歷史資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用了五十多年時間，蒐集資料考證歷史，也未能把三皇五帝的歷史輪廓和脈絡搞清楚。當司馬遷寫《五帝本紀》，說上古資料神仙古怪，多有矛盾吾不敢信也。因此而拼湊了一個《五帝本紀》。

黃帝到夏朝有六七百年時間，豈能是司馬遷的偽《五帝本紀》所能涵蓋。在工業革命以前，一個人用一生（50年），都不可能把中國走完。何況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毀滅文化的運動，一是很多古代資料已經毀滅，二是沒有毀滅的資料，也散失在民間，難於徵集也難於看到。

自司馬遷之後，有很多人試圖破解三皇五帝之謎。比如漢之皇甫謐，蒐集整理很多資料，寫成《帝王世紀》。皇甫謐《帝王世紀》為研究三皇五帝，給後人留下寶貴財富。但是依然未能把三皇五帝的歷史，搞個水落石出明明白白。

司馬光是一個政治家不是一個正經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沒有弄清楚的黃帝到夏朝的歷史，司馬光不可能去研究考證，也沒有能力和意願去研究考證。司馬光寫史是出於政治目的，是想用歷史事件，給後來的帝王及執政者，提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借鑑參考。

三皇五帝的研究，自司馬遷開始，兩千年來，不斷有人研究考證。國家有《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理清了夏商周的年代脈絡，未能搞清楚黃帝到夏朝的輪廓脈絡，後來國家又組織《華夏探源工程》，但是依然沒有搞清楚。

當代民間史學家王大有先生，提出《三皇五帝》工程，並且取得一定的成就，為三皇五帝的研究考證工作，提供了一個支點。民間史家冷清先生，研究三皇五帝凡三十年，走訪大半中國，基本理清三皇五帝輪廓脈絡，撰寫27萬字專著《華夏源考、三皇五帝紀》。

《華夏源考、三皇五帝紀》分上下兩部。上部是紀傳體三皇五帝歷史，以公元紀年，用文言文寫作，約六萬字。下部為典籍、天文、地理、考古論證，詳細論證起自盤古女媧，結束以夏初的歷代帝王的歷史，計21萬字。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必然彪炳史冊。

既然司馬光不會也不能研究考證歷史，他當然不能從黃帝寫起，只能從歷史輪廓和脈絡較清楚的戰國開始，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共計1362年的歷史。

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寫作，主要參照五代以前的現成的歷史典籍，其中大多數文字是照本宣科，有不少情節帶有明顯的個人政治觀點，有些情節有杜撰臆造的現象。原則上說，《資治通鑑》是歷史政治教科書，而不是一部正兒八經的歷史典籍，所以《資治通鑑》不在二十四史之列。

在這部書裡，司馬光總結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為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鑑戒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質通鑑》。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

司馬光思想保守，反對王安石變法，看不到歷史前進的必然。宋朝之弱，始於宋太祖趙匡胤；宋朝之衰敗，始於司馬光反對變法；中國之衰敗始於《資治通鑑》和《程朱理學》。一個偽史學家司馬光和一個偽聖人朱熹，從制度上和觀念上，讓中國從此走向黑暗和衰敗（明中期除外），直到辛亥革命結束。

《禮記·禮運》：“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從上面最正宗的關於“禮”的敘述我們知道，中華文明的禮教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根本的原則和綱領。“本於太一”是禮的根本所在。太一是混沌未分，陰陽未判的狀態。維護這種至高無上的禮，也就是最大限度的維護了公平正義。這也是堯舜時代就明確了的中庸之道，孔子的一以貫之，老子守一等等三代以前的中華聖學的根脈所在。

不從黃帝開始，三家分晉的時代恰恰是禮教衰微，終釀成周天下敗亡的前因。

鑑古觀今而知興替，文章千古事。司馬光以深沉的歷史眼光和強有力的春秋筆法，維護了中華文明的數千年道統。

有近現代的大學問家指出，古不學王安石，近不學梁啟超。是深有所以的吧。

毛澤東己經回答過這個問題。不想班門弄斧。另外，可以看《百家講壇》姜鵬講《資治通鑑》第一集。《資治通鑑》是帝王教科書，三家分晉正是封建階級制度崩潰的典型例子，以此開編意味深長。另外，黃帝這種神話傳說根本無從考證，足見司馬光修史的嚴謹性。

題主，我看並非不從、而是無從寫起。你看呢？因為三皇五帝至今尚未上正史。臺灣柏楊大作巜中國人史綱》就寫三皇五帝為傳說時代。還說直到前841年共和時代才有連續的史載。而2005年出版的考古史家王大有大作巜三皇五帝時代》才闡明非傳說而是史實。有考古史料、年代、譜系、國都等詳細史料。分上下兩冊。有興趣的網友不妨上網查看一下，真有興趣，就去買。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比較有節操的文人，不屑於胡編亂造沒譜的事兒。

同時在宋代文史資料已經不那麼珍貴，許多人都能看到，並且有很多人都會進行研究，亂寫會被質疑專業性。

所以資治通鑑是從比較能拿的準的三家分晉開始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