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記載的時代與《 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 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就圖中所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班固也未動其原文，而蕭何《史記》之沛豐人卻被改為沛人，從這點上來看“沛豐邑”之沛確需深究。因《史記》、《漢書》均未言及豐縣之建縣時間點，由此可知均是作者個人一方之見。

《史記、封禪書》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接合《高祖本紀》漢十二年“復豐比沛”由此可知漢六年之前存在豐縣建置。通讀《史記》、《漢書》順理成章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乃漢事紀錄爾，班固之蕭何沛人或許是誤改《史記》罷了。

光武帝曾5次回故鄉春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宴會故人父老，改春陵鄉為章陵縣，並世世免除其徭役。其只是效仿高祖“復豐比沛”免除故鄉徭役而已，《史記》、《漢書》中從未有過所謂豐鄉改豐縣之記載。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中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顏師古釋注。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作者身份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東漢歷史學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卒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歲。班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著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創作背景
　　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其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採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22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鉅作。
　　形成過程
　　工作開始幾年,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後人瞭解歷史,從中獲取教訓,並無毀謗朝廷之意。後來無罪開釋,漢明帝更給了班家一些錢財,幫助他們寫下去。
　　漢明帝頗賞識班固的才能,召為蘭臺令史,秩俸為六百石,後轉遷為郎。當時蘭臺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聞名,班固與弟班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輕”的典故。班固又奉詔完成其父所著書。
　　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率兵伐匈奴,班固隨其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大破匈奴後,勒石燕然山的銘文,即出自班固手筆。
　　班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洛陽令種競被班固的家奴醉罵,懷恨未忘。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而被免官職,種競利用竇憲事敗之機,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獄中,年六十一歲。此時所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漢書》未完成而卒,漢和帝命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所存資料,續寫班固遺作,然尚未完畢,班昭便卒。同郡的馬續是班昭的門生,博覽古今,漢和帝召其補成七“表”及“天文志”。

敘事體裁
　　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漢歷史,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在體裁方面。《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朝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以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
　　體例沿革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
　　《漢書》把《史記》的“本紀”改稱“紀”,“列傳”改稱“傳”,“書”改稱“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
　　《刑法志》系統地敘述了國家律令,為研究我國律法發展具有參考意義。
　　《地理志》記錄了當時行政區劃、戶口,物產、經濟、民情等內容。
　　《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流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而來,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後人非常推崇,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朝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
　　《漢書》史料來源,武帝前為《史記》。後一為其父書,二為各家所續《史記》,三為其它記載。

歷史地位
　　《漢書》這部史學鉅著,分為紀12篇,主要記載西漢帝王的事蹟;表8篇,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蹟等;志10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社會現象;傳70篇,主要記載各類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
　　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書”,《漢書》改稱“志”。
　　《史記》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的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
　　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可見,其史學地位之重要。
　　《漢書》在中國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除此之外,《漢書》亦記載少數民族歷史。《漢書》繼承《史記》為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作品影響
　　開創斷代史體例
　　首先,《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體例為後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學家的讚譽,併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繫,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查看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漢書》繼承了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

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　　《漢書》十“志”中,《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敘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確立書志體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開創目錄學　　在《藝文志》中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保存重要的歷史文獻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十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　　班固生活的時代,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統思想。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祕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蹟。

傳統史學範本——《漢書》

二、《漢書》的編篡成就

《漢書》的編纂成就主要是因為它的轉形式，這部書在體例形式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並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史書，但是《史記》是通史，斷代史的第一部是《漢書》。

《史記》記載了從漢高祖到王莽敗亡的西漢，包括王莽新朝的這個歷史，一共230多年。全書八十餘萬字，原來是百篇，後人把它稱為為百二十卷。現在基本按篇數編的，一百篇。百篇由紀、表、志、傳四個部分組成。紀、表、志、傳是史書的要素。

《漢書》有本紀12篇，從漢高祖、漢惠帝、呂后到最後的漢平帝各佔一篇。本紀就是全書的綱領。還有表八篇，比如《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外戚恩澤侯表》等。表就是用簡明的方式揭示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

志有十篇，志基本是講典章制度或者學術文化方面的內容。有《律曆志》、《禮樂志》、《刑法志》、《食貨志》等。涉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另外還有列傳七十篇，列傳主要是記載人物，但也不侷限於記載人物。其中記載了陳勝、項羽、王莽，還有漢朝其他傑出的歷史人物，社會各界的代表人物，另外也記載了少數民族地區、外國或者其他方面的史實。由於有些內容不便放入紀、表、志裡，於是傳就變成全面的總載。所以傳一般可以理解為紀傳體史書的細目。

《漢書》在史書體例上的影響。《漢書》具有嚴整的史書體例。《史記》首創紀傳體是中國歷史學成熟的一個標誌，但是《史記》是初創，難免有粗疏之處。另外由於是通史，它有通史的集中考慮。班固的《漢書》繼《史記》而寫，一方面根據斷代的特點對這個體例結構進行了調整，另外他也有意識的對《史記》在草率之處進行了一些改造。這樣使這個體例更完整，更容易取法。形成了一個“體方用智”的紀傳體的新格局，推動了紀傳體體例的發展。

《漢書》就是對紀、表、志、傳都做了改造和補充，進一步明確了各個單元的功能，確立起整體劃一的紀傳體規模，在記述形式和內容統一方面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榜樣。在體例上《漢書》對體例有所改造，但也不是說《史記》的體例一無是處。司馬遷做《史記》時體例掌握的比較靈活，這個靈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豐富歷史變化，但是如果沒有一定的史材，這個靈活性還掌握不好。

後代史家評論《史記》的特點就叫圓而神，圓而神就是神通變化，預示未來的功能比較強。《漢書》的特點叫方以智，方以智就是能夠包藏很多往事，讓人們從歷史當中得到有意的啟發與智慧，這是《漢書》的特點。兩部書各司其職，都能夠在這個體裁之內把史學作用發揮得最好。後代史學家還評論說，遷史不可為定法，因為它靈活多變，所以沒法把握，不是高手把握不了。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班固的《漢書》繼承了《史記》的基本體裁，在義例上確立了一個比較統一的義例。所以，《漢書》成為後世史學永遠模仿的學習對象。

三、《漢書》的史學價值

《漢書》的史學價值。《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大一統的皇朝史。應該說漢代是第一個取得了巨大歷史成就的大一統皇朝。從秦開始，人們一致認為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大變局。在秦之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沒有成立，夏商周名義上是天下統一，實際上是諸侯割據。雖然秦建立了大一統政權，但是秦並沒有把大一統政權堅持很久。所以，漢是第一個取得巨大歷史成就的大一統皇朝。《漢書》是第一部把這個大一統皇朝記錄下來的史書。

由於西漢社會經歷了由盛而衰的歷史變化。當時的政治家、史學家迫切需要把封建史學與封建政治結合起來，這樣可以起到宣傳鞏固大一統政權的作用。但是，在當時的史書形式上還沒有反映大一統政權成就的史學作品。於是反映西漢的歷史成就，就成為當時史家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正是因為對西漢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並且有益於糾正司馬遷對西漢史的擺法，班固才用斷代的形式來書寫《漢書》。那麼糾正司馬遷對西漢的擺法是什麼意思呢？因為司馬遷的《史記》是個通史，記載漢代的部分雖然佔了重要篇幅，但是畢竟是按照歷史發展序列，並且漢代歷史還只寫了一半。還因為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人，漢武帝之後的歷史他也沒法寫。於是班固必須要寫一部史書，來反映大漢的成就，並且這部史書一定要起到宣漢的的作用。

我們看，《漢書》很好的貫徹了宣漢的宗旨，成功的記述了西漢社會的規模與成就。這部書在講完了群雄逐鹿，漢建立大一統政權之後，講開了國的氣象。描寫這個氣象的文字功力是非常高的，班固講：“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明叔孫通之儀就是叔孫制定朝儀，這個朝儀對漢統治國家很有作用。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就是說的是開國氣象，一開國就有大一統政權的大氣魄。然後又說：“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這一段也是講建國時的恢宏氣勢以及各種典章制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開國時打好的基礎，對漢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封建大一統政權應該說始建於秦，但最終把這種政權形式鞏固起來的實際上是漢武帝。在漢初文帝、景帝時期，當時的國策是休養生息，因為長期戰亂不宜進行大舉攻佔。而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財力有了很大提高，這個時候漢就有資本對政權進行鞏固和擴張。所以，漢武帝時期是中國封建大一統建設的關鍵時期。《漢書》對漢武帝時期的政權建設做了如實的展示，展示了那時的皇權專制制度和國家鞏固、擴展的過程。

三、《漢書》的史學價值

《漢書》對多種專史領域的開拓，應該說是以《十志》為中心展開的。這個《十志》在《漢書》裡面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十志》的歷來評價是非常高的。我們知道，典志體史書的獨立和《十志》的成功有很大關係。《漢書》裡面最出彩的也是《十志》，另外在擴展紀傳體史書的容量和表現能力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十志》裡面提供的知識都是必要的社會知識，或者是治國知識、學術知識。

《十志》主要對典章制度、社會制度、文化層面進行探索。所以對國家管理、社會管理，對歷史問題的處理上有更直接的輔助和幫助作用。比如《食貨志》裡邊對經濟的看法有很多，漢初的《食貨志》應該說比《平準書》寫得要好得多。《史記》的《平準書》應該說是一篇比較零散的論文。在《史記》的《平準書》裡面有很多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獨到見解和閃光點。但《史記》超越時代的思想很多，在《平準書》裡，尤其在《貨殖列傳》裡，有很多超時代的思想。但是《漢書》的《食貨志》從文章結構、法度上講，是對社會有更多補益，它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從古代一直分析到漢代，講的社會經濟在社會當中的作用，它講的很實在，很符合時代脈絡和社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