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真的公車上書了嗎？你怎麼看？
謝邀。子淵之前曾經專門給讀者介紹過這個問題，根據現有史料分析，公車上書真實存在，但真實的公車上書並非由康有為領導，“康有為領導維新變法”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首先來看教科書上的描述——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5月2日，“維新派”康有為等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1300多人上書清廷，強烈抗議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遷都內地、練兵抗戰、變法圖強等要求。因以“公車”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故這一事件又被稱作“公車上書”。
▲《馬關條約》簽訂場景
談及"公車上書"，多數人都會對康有為等人的壯舉讚歎不已，然而到上世紀末，卻陸續有學者對此事提出質疑——凡與“公車上書”有關的史料幾乎全都源於康有為自撰的《我史》，而康有為本人又向來有著自我吹捧的毛病，此事想來實在是疑點重重。我們不妨以《我史》、《公車上書記》和清代都察院的相關檔案為線索，還原重重迷霧之後的歷史真相。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3月21日當他得知清廷將割地賠款後，便讓梁啟超去鼓動各省舉人，響應者甚多。眾人連日上奏，各式表文及奏章將都察院衙門的案几堆得滿滿當當，於是康有為便召集18省舉人在鬆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多達1200餘人，起草萬言書，一時間傳遍京城。5月2日向都察院呈遞萬言書時，卻被斷然拒絕。
▲清代都察院
這段記載一直被後世奉為"公車上書"最權威的描述，因此都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其中的蛛絲馬跡。首先，康有為聲稱上書未成乃督察院拒收之責，這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汙衊之言。據史料記載，在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都察院恰恰是“主戰派”大臣的聚集之地，以洪良品、餘聯沅、高燮曾等為代表的20餘名監察御史（從五品）都曾上書力諫，至於左都御史（從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都堅決反對議和，其中左都御史更是此次上奏浪潮中品級最高者。
然而在《我史》中，康有為卻稱都察院眾人守舊頑固，並以“和約已成，再上書無濟於事”作由拒絕接受，並拒絕代為轉交。根據清代都察院現有資料顯示，就在5月2日當天，都察院向朝廷代奏官員舉人的上書就有15件之多。次日，都察院又代為呈送10件條陳，條陳上的投遞日期非常清晰，就是“康有為被拒收”的5月2日。從這一角度而言，康有關對都察院拒收萬言書的指責純屬謊言。
▲康有為舊照
其次，康有為在《我史》中還稱有一大群官員阻礙自己上書，這也是康有為自己的意淫杜撰。按照他的說法，兵部尚書孫毓汶對舉子們頗為忌恨，竭力阻撓眾人聯名上書，還派人捏造謠言恐嚇，許多舉人嚇得不輕，更有一些人驚慌之下請求撤銷簽名。其實這有些言過其實了，雖然孫毓汶是出了名的“主和派”，對舉子們上書固然不滿，但要說他能夠嚇住滿京城的舉人，令後者心驚膽戰、撤回簽名，則是完全脫離史實的謬論。
據《清史稿》記載：“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鴻章遣人齎約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計。”在軍機處檔冊之中，也發現了大量反對和約的上奏、代奏及電報，“反對議和”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運動。在朝堂之上，以翁同龢、李鴻藻為代表的高官紛紛出面反對簽訂和約，就連光緒皇帝也對孫毓汶有關議和的奏章加以斥責，當時輿論可見一斑。因此孫毓汶絕不可能冒如此風險恐嚇這些讀書人，何況還有那麼多高官帶頭反對，學子們心中的熱血更是澎湃不已。
▲光緒皇帝劇照
更有意思的是，翰林院編修（正七品）王榮商在4月22日曾上書反對，4月27日又再次上書。到5月9日時，王榮商突然升任翰林院侍講（從五品），可見“反對議和”對自身仕途壓根不曾造成影響，因此各級官員進言自然更加踴躍，可知康有為對當時政治氛圍的描述完全失實，自傳裡所列出的反對派、反對機構也純粹是為美化自己而有意誇大的。
最後，便是康有為在此次“公車上書”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按照《我史》中的說法，康有為是當之無愧、威望極高的“士子領袖”。據康有為描述，之所以能掀起上書高潮，全賴他命令梁啟超鼓動廣東舉人，湖南舉人亦隨後響應，於是二人進一步聯絡大批朝中官員，這才有“18省舉人聯名上書”的驚世壯舉。事後，康有為撰寫了大量有關“公車上書”的文章，但對如何鼓動舉人、聯絡官員卻隻字不提，原因實在令人費解。
▲青年梁啟超蠟像
事實上，這是因為康有為當時壓根不具備領袖18省舉人上書的資格，所以才不好意思提及。康有為確實派梁啟超組織廣東舉人聯名上書，最終爭取到了80餘人簽名，由梁啟超領銜，雖無康有為本人簽名，但我們可以認為康有為參與了這次上書行動的策劃領導，而這也是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裡唯一一次可以被確切證實的康黨所組織的聯名上書。
有意思的是，廣東舉人陳景華還領導了另一次上書運動，共計289名廣東舉子簽名，於5月1日上書都察院。在這些簽名中，康有為的得意弟子麥孟華的簽名排在第63位，梁啟超則排到了位於倒數的第284位，康有為同樣沒有簽字。根據這一排名來看，這次活動與康有為並無聯繫。兩相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康有為自詡"公車上書領袖"，在本省的號召力卻遠不如陳景華，更遑論召集其餘各省舉人了。
▲青島康有為故居
而在康有為弟子撰寫的《公車上書記》中，序文裡只提到梁啟超與一名湖南舉子是5月2日當天首先到都察院遞交奏章的人，對康、樑二人“公車上書領袖”的身份隻字未提，這顯然才是事實真相。因為此書出版時，"公車上書"才過去短短數月，親歷者眾多，因忌憚於輿論之言，所以康黨眾人還不敢歪曲事實。等到康有為多年之後撰寫《我史》時，自然就可以隨意“創造歷史”。
▲《清史稿》
不過康有為的“造假”行為並不代表“公車上書”不存在。自當年3月到5月，反對和談的奏摺、電報多達150餘次，參與者超過2000餘人。超過半數的各省督撫參與其中，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諸部均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在各級官員的策動之下，進京舉人熱情高漲，各省自發聯名上書的有31件，共1500餘人次簽名。康有為所組織的行動在當時籍籍無名，並因未曾遞交而作罷，毫無政治影響力可言。可以說，光緒二十一年存在著兩個概念性質、性質均不相同的“公車上書”，一個由京城高官發動操作、各省舉人蔘加，另一個則是康有為的“拙略表演”。
參考文獻：
《我史》《公車上書記》《清史稿》
想必大家初中都學過公車上書一事，書上說1894年中日間發生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北洋艦隊覆滅，這也標誌著地主階級自救運動一一洋務運動的失敗。次年李鴻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京的千餘位乙未科舉子在康梁的領導下上書進言，請求變法圖強，史稱公車上書，這也是維新變法的開端。
然而上述均出自康有為自撰的《我史》中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當時的朝廷大員翁同龢的同期日記中並未提到有舉子到都察院請願，只提及了統治階級內各封疆大吏上疏朝廷變法圖強，且找不到除康有為所寫材料以外的證據來佐證事情是否存在，如此大事，參與千人都不曾談及，可見並未發生。從字面上理解，自下而上的舉子請願運動才叫公車上書，朝廷大員的上疏，我們只能認定為內部審視，是自上而下的。我們姑且用考古學理論孤證不證的態度，認定公車上書僅為康一家之言。
1891年，康有為出版了《新學偽經考》，以公羊派的名義，宣揚託古改制，對傳統的“古文”經學展開猛烈的攻擊，此事使康名聲大噪，梁啟超這一神童也因此拜在康門下。後來證明康有為書中所述的思想，抄襲了當時大儒廖平未出版的《闢劉篇》等著作，此事可見其小人行徑。
另外縱觀戊戌變法全過程，光緒帝的起居注裡沒有記載與梁啟超有過會面，康有為也只是見過光緒帝而已。但康有為卻大肆宣揚他與光緒帝如何討論變法等事宜，還處處給人炫耀他與梁啟超和光緒帝的合照一一這張照片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著名的PS照片吧，可見其為了沽名釣譽而無所不用其極。
康有為晚年事蹟更為惡劣，主張一夫一妻的他，卻再三納妾一一去西湖遊玩，看上浣紗女後便立刻迎娶，也算是歷史版的真香事件了。打著革命救國的旗號在海外瘋狂募捐，卻用善款大肆投資房產。野史上還說他為了重振雄風，居然移植了大猩猩的睪丸，最終因排異過激而亡，也可見其荒唐的一生。
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梁啟超等在京師準備會試的十八省舉人共計一千二百餘人聯名上書光緒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事件。
但是根據黃彰健、汪叔子、孔祥吉、王凡、姜鳴、茅海建等學者的研究，認為公車上書並非康有為領導，茅海建在《“公車上書”考證補》裡提到從二月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間的官員上奏、代奏和電奏，次數達到154次，加入人數超過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電奏反對者超過半數，舉人們單獨上書也達到31次，加入人數達到1555人次，但是其中都沒有出現康有為。
梁啟超倒曾經出面組織過廣東省舉人聯名上書，不過只號召來80人簽名，而另一名叫陳景華的舉人組織的上書中，簽名的舉人卻多達289人，梁啟超列名284位。但是沒有康有為的名字。 所以沒有證據表明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公車上書上起了領導作用。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有這事他們都應該算是壯舉了吧。
國之將亡必有，老兒不死是為。章太炎先生贈康有為的聯語。
有呀。公車上書是確有其事呀😄。這個也假？哪所有歷史都是假的。畢竟才不到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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