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王圓籙在歷史上歷來有所爭議,他是敦煌壁畫最早的發現者之一,他也曾為敦煌奔走籌資,在無人理解與支持的困頓中,他將部分壁畫變賣部分經文轉送,導致許多珍貴的文獻與文物流失海外。有人罵他為了一己私利賣國求榮,有人卻說這些文物現在在海外得到了應有的保護,孰是孰非,你怎麼看?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10 個回答
爱玩的想公子
2018-09-25

國外保護論,純粹是崇洋媚外

首先我要批判那些持有文物到國外才能得到妥善保護觀點,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我們國家雖然在有些技術上,的確不如國外,但是我們的古物收藏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宋代以來,金石收藏更是盛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掌握了眾多文物保護保存的手法,要不然那些保存數千年的書畫、絲織品也不會保存至今。


國外有很多對中國文物修復失敗的歷史,而且是一些非常珍貴的文物,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這是具有數千年曆史的文物,就被大英博物館的修復者切割成數塊,附著在木板之上,實在令人痛心。


王圓籙還不至於被稱為“敦煌罪人”

我想沒有去過敦煌的朋友,很多人第一次聽說王圓籙一定是在餘秋雨的《道士塔》裡,這曾經是是一篇入選初中語文教材的文章,餘秋雨用特殊的視角,痛批了王圓籙,將他定位歷史的罪人。

沒有王圓籙,還會有李圓籙,張圓籙等等,敦煌的被盜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不僅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其他的諸如經濟、政治、物資等等,都已經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個階段,除了我們所知道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跳躍外,還有就是這些自然歷史、文化歷史資源的遺失,現在的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大英自然博物館等等珍藏中國的模式標本中,都是在那一段時間,或被盜、或用賤價購買而去的。

除了敦煌石窟,我們熟悉的龍門石窟、新疆的克孜爾石窟、山西天龍山石窟等等眾多的歷史文化也都沒有逃過侵略者的魔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民間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十倍之多。也就是說這一時期中國遺失海外的珍貴的歷史文物,就高達1000多萬件之多。敦煌被盜的文物,只是這1000多萬件文物中的九牛一毛。

王圓籙發現了這批文物後,也曾向當時的政府報告過,但是不了了之。後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到來的威逼利誘,再加上人性中的劣根性,使得王圓籙做出了我們後來的選擇,如果將大環境造成的這樣的遺憾全部加載在王圓籙一個人的身上,實在是太過沉重,也不是客觀公正的。

朴易堂国学易学文化
2018-04-17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王道士是誰?他和敦煌有什麼關係?這樣才好評價他是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且看堂哥分析!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因為家裡貧窮,很早就離開家鄉雲遊四方。在光緒初年,進入肅州巡防營當兵勇。因為信奉道教,所以後來離開軍營,便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大約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此後他就與敦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開始他譭譽參半的後半生。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那到底他對敦煌做了什麼呢?我們可以看敦煌流失的文物,這些文物的流失直接或者間接和他有關係:一個是在光緒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再者就是光緒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再者就是宣統二年(1910年)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在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記載,當時敦煌流失的文物,但現在大多保存在國外的博物館中,當今敦煌學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文化的熱門之一,這些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比較珍貴的佛家文化經典,流失海外確實比較可惜。

那麼,為什麼敦煌文物如此珍貴呢?敦煌文化的起源在哪裡?

“敦煌”這個詞最早出自於《史記·大宛列傳》,據《漢書.地理態》記載“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之意。敦煌古稱“三危”。據《都司志》記載:“三危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縣城東南三十公里。三危聳峙,如危卵欲墜。故云。” 至今仍稱三危山。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任用衛青、霍去病連年對西域用兵,敦煌地區就是在這個時候才首次歸入中國版圖。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間,漢朝在河西地區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並在敦煌設置陽關、玉門關。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漢代,敦煌此乃“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這條路東起長安,向西經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到達敦煌,自敦煌分為南北兩道。南道出陽關,經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諸國;北道出玉門關,經吐魯番到大宛、康居諸國。敦煌處在這兩條大路的匯合處,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必然要經過敦煌,所以成了河西地區的佛教中心。

十六國時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源自於一位叫樂僔的和尚,其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雲遊,忽見山上金光萬丈,似乎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受其啟發,在三危山對面的莫高窟開鑿了第一個洞窟。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隋朝建立後對莫高窟進行了發展,現存隋代石窟101個,且規模宏大,技藝精湛。唐朝,莫高窟進入全盛時期,當時開窟數量達1000餘窟,但是僅現存232窟,其壁畫和塑像都達到了異常高的藝術水平。

在歷經“安史之亂”後,敦煌被吐蕃佔領;宋代,敦煌在西夏的管轄之下;到了元朝,敦煌才重新歸入中央政府管轄。所幸的是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統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得以保護並發展。

明朝,朱元璋派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修築了嘉峪關,但不包括敦煌地區,此後敦煌被吐魯番佔領,而吐魯番人信奉伊斯蘭教,莫高窟遭損,情況已不可考。

清康熙後期,雖收復嘉峪關外的廣大地區,但對莫高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保護和發展。至王道士在光緒年間到此,很多洞口已經坍塌,底層洞窟則已為黃沙所埋,一片荒涼之地。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關於王道士的評價,主要是因為他賤賣了很多敦煌文物,損失不可估量。根據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記載:"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這算是對其一個正面的評價,但是出自於一個文物販子之口,難免會有人不信服。

而我國相關史料,如《西域考古圖記》等記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所以說,王道士在敦煌文物流失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可以說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清以來的統治者不重視,是他們管理不力導致的惡果,所以國家強盛,文化自信要有識之士共同努力。

八砖学士
2018-01-16

王園籙確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這是沒有質疑的餘地的。

有答主說: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園籙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這個說法唯一的文獻憑證只有王園籙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和他的弟子給他立的《墓碑》裡說的:

“鄂省羽流園祿(園祿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樂善之心,不辭勞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為流沙所淹沒,因設願披沙開洞。”“園祿測度藏經佛龕,結造三層屋,仍屬戴君奉鈺提倡而振作之,廟貌煥乎為新。”

因為這兩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飾的程度值得懷疑。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記載了當地人流傳的說法:“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如果王道士是“設願披沙開洞”,為什麼要大半夜去鑿破牆壁呢?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歸功於王園籙的肯定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把藏經洞的文獻送的送,賣的賣,致使藏經洞裡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鐵板釘釘,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園籙雖然只是個沒讀過多少書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著藏經洞裡那麼多的古代的寫卷、書畫,怎麼也能猜出它們的“價值”。所以王園籙發現藏經洞後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經洞裡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書畫、寫卷送給了敦煌當地的長官,像是安肅道道臺廷棟(廷棟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肅州當兵時候的上司),並通過廷棟轉送給甘肅蕃臺潘某,這些事情既記載在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裡,還被斯坦因記載在正式的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裡面,題主如果有興趣可以翻看。除了廷棟,敦煌縣長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書。完全沒有證據說明王道士給甘肅當地高管贈送敦煌文書是出於要保護藏經洞的虔誠目的,反而有藉著珍貴文物巴結長官的嫌疑。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個馬蹄銀(相當於200個銀子)買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個藏經洞中,從品相到內容都是最好的一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這個時候還能用斯坦因詐稱是印度來的取經僧欺騙了王道士來為他賣文物開脫,那麼一年後,1908年,伯希和用500兩,再次從王道士手裡換取了大量的珍貴文書,1912年大谷探險隊,1914俄國的奧登堡也買走了一批文書,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這又該如何辯解呢?

其實當伯希和把敦煌文書帶到北京,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10年,清學部(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撥款6000兩銀子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當然因為清末官吏腐敗,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錢銀只有三百兩作為香火錢,來換取約8000張零散的敦煌卷子(現在全部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從大谷探險隊、奧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從王道士那裡購買到敦煌文書,我們就可以想見,王道士因為嫌清政府的款額過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書沒有上交。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1925年,北京大學的陳萬里跟隨著考古隊到敦煌去考察,本來想拜訪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見,據說是因為他是受到當地百姓的譴責而得了精神病。題主可以參看陳萬里的《西行日記》,裡面記載的很詳細的。

總而言之,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的歷史功績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為個人的利益而將珍貴的敦煌文書販賣給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確鑿的事實。當然,在那個政府昏聵,國家動盪的時代背景下,去指責一個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下層民眾流散國寶這麼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個造成既定惡果的人美化成一個“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的偉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老猪的碎碎念
2018-10-09

【王道士的公道】

知道敦煌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初莫高窟那場浩劫,知道那場浩劫的人都知道斯坦因和王道士。因為前者是進行大規模盜寶的第一人,後者則是貫穿這場國際性大劫掠的主角。王道士作古已久,對他的罵聲卻從未間斷過,尤其是餘秋雨直接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這樣是否太武斷了呢?

近些年,隨著民智的打開,網上確實有一些聲音質疑餘秋雨這種粗暴的行為,下面是節選網友部分的聲音:

網友A:歷史總是後人評說,但不動總比動了強。清代民國在人煙罕跡的地方不調查不保護,其實就是在另類的保護。外國列強大肆掠奪國之寶藏,沒有內應哪能成功,王道士如果沒去,那些強盜回去嗎,演繹歷史也要符合最起碼的邏輯!

網友B:什麼浩劫?斯坦因偷經卷忽然可恥,但真稱不上浩劫,至少經卷都安好,倒是很多中國人引來了浩劫,張大千在敦煌為了一己之利粗暴野蠻的剝去外層壁畫損壞了無數珍寶,這種才是TMD浩劫。

網友C:一方面心疼好東西都流落海外,一方面又覺得還好他們在海外。另外,一直沒明白,王道士不是個道士麼,為啥對佛教洞窟那麼執著。

網友D:某種程度上來說,文物流失國外未必是壞事。沒準若干年后王道士此舉倒流芳千古了。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此為王道士老照片),對此事,在評論區也說說您的看法吧

别人家的博士
2018-11-16

餘秋雨在《文他化苦旅》的一開頭就寫到了“道士塔”,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抒發自己對於莫高窟文物流失國外的痛心疾首和惋惜,原文是這樣的: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在這裡餘秋雨給王道士貼上了“罪人”的標籤,而王道士的“罪”主要有一下幾點:一是用石灰粉刷壁畫,二是用新修的泥塑代替窟中原有的雕塑,三是將窟中的經書壁畫交到外國人的手裡。

從今天的眼光看,王道士的確是罪孽深重,他使得那些傳承千年的文物古籍受到破壞、流失海外。但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只能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就算沒有王道士,還會有李道士、張道士,因為當時的人並沒有很強的文物保護概念。而且那時候的清朝積貧積弱,有好的東西也守不住,王道士發現經書後也上報了朝廷,但並沒有引起重視,反而引來了西方探險家的貪慾。

餘秋雨也知道,將莫高窟文物的流失完全歸咎於王道士是沒有意義的: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所以在這《道士塔》中,我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餘秋雨的憤怒與無奈,是對中國優秀文化遭到破壞的痛惜,而不是要去將洪水引到一個人的身上,因為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一個民族的悲哀。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道士塔,網圖侵刪)

岂几山人
2018-02-14

個人以為,餘秋雨的評論是作為一個文人的身份進行評論,而不是以歷史家的身份進行定論。所以說他所講王道士是罪人也是嚴重的。更多是別人曲解餘秋雨的意思而導致。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其實餘秋雨在文章中寫了很多人,他假設王道士就算沒有倒賣給外國人,但是敦煌的命運就會好轉嗎?根本不會。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達官顯貴作為知識分子,文化的傳承者對於敦煌遺珍絲毫不感興趣,即使有一點興趣也用來給別人送禮以換取仕途。可悲啊,餘秋雨傷心的是那個時代。

當然了,餘秋雨的文章是作為歷史散文存在,而不是學術論證,所以他在裡面耗盡心血為中華文化悲傷,但是這是感性的分析,而不是理性的分析。

與其說王道士是歷史罪人,倒不如說當時整個中國渾渾噩噩的社會,民眾導致。與其說是社會民眾導致,倒不如說是那些領導階層目光短淺,自私自利導致。

王道士本是一個農民,在當時視人生命如草芥一般的時代,生存都是困難,得以保存便是萬幸,何況是其他。

侯杨方
2018-11-23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雖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對佛教同樣熱誠,他決定化緣募捐修復。在生命餘下的30多年中,他將各個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補葺,修復殘破的塑像和壁畫,改建了三層樓、古漢橋、五層佛樓等建築。可以說,我們今天見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復的面貌。修復莫高窟是王道士的畢生事業,為此總共花費了他20多萬兩白銀。作為曾經一貧如洗的流浪漢,這些白銀幾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熱忱一點一滴募捐來的。我在這裡之所以用“幾乎”一詞,是因為修復莫高窟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沖刷後洞窟的壁裂開了一個孔,裡面隱隱有光線。原來牆壁後面隱藏著另一個洞窟,裡面堆滿了祕藏的大量經卷、繪畫、文書,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權時期的文物。據後人判斷,應該是因戰亂而有意祕藏的。作為一名虔誠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對佛經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書官府,但官府以經費不足推委;絕望之餘,他甚至直接上書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西太后,但同樣石沉大海。

 就這樣7年過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來了一隊人馬,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險家,他立即明白了這些文書獨一無二的珍貴价值。但王道士是這些文書的虔誠保衛者,單純用金錢無法達到目的。斯坦因聰明地稱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歷經艱險來中國取經。同樣是玄奘粉絲的王道士被感動了,任斯坦因挑選了24箱文書、繪畫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帶回了大英博物館。王道士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兩白銀,他顯然認為這並不是一場交易,而只是這位西方“玄奘”的捐獻。他需要這些白銀來從事他的修復莫高窟的偉大事業。同樣的故事在隨後的幾年內一直上演,法國、日本、俄國、美國的“玄奘”們來了,相繼從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書,留下為數甚微的“捐獻”。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當敦煌文書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時,一向注重世界影響的政府終於覺醒了,下令將剩下的文書運往首都。但這時文書已經被意識到其珍貴价值的各級官員或明或暗地盜竊、毀壞殆盡(將完整的經卷剪切成數段以便盜竊)。敦煌文書的發現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悲劇。敦煌文書從此散失於世界各地,有些已經被人為毀壞,再也無法恢復原狀,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更大的悲劇並不是敦煌文書的散失,因為流落海外的文書絕大多數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與並開放利用,留存在國內的文書反而被各級官員盜竊、破壞,因此當王道士在幾年後重逢斯坦因後,他不僅不後悔文書散失到海外,甚至表達了當年應該將所有文書全部給斯坦因的意願,這樣文書就會完整地保存在海外。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王道士造成的更大的悲劇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樣也沒有意識到莫高窟本身的價值,王道士僅以個人之力募集鉅款,花費30餘年的時間修復莫高窟,可謂鞠躬盡瘁。他清理了各個洞窟的流沙,發現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繪畫和塑像有些殘缺、損毀,於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現在我們可以在莫高窟發現的大量晚清時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業績。但是,王道士是一個文盲,是一個有著低劣藝術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時期的敦煌的工匠們早已失去了他們前輩的藝術品位和技藝,他們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傳說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畫的背景下顯得更加拙劣刺目;他們甚至把唐代塑像塗抹上了大紅大綠的色塊,我們只能在沒有被禍及的部分才發現原來的色彩是多麼幽雅宜人。 

  一個人出於熱誠和信仰,獻身於一項自以為偉大的事業,越勤奮努力其危害越大,由於自身的愚昧和侷限,他卻對此一無所知。這樣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義同道們的悲劇,更是人類的悲劇。

燕南月
2018-04-25

餘秋雨將王道士定位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應該說對是的,但又不完全對。對王道士王的評價,我覺得可以一分為二來分析。他是有大錯,但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王道士的罪過是讓敦化的珍貴寶藏流失到國外,很多的經典因為他的緣故而損壞。這真是歷史的罪人,也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如果沒有王道士打開敦煌寶藏大門,也就沒有這些寶物袒露在大眾,進而流失到侵略者的手中,被迫流失到了國外。如今,國寶不能夠迴歸故里,我們研究敦煌的歷史還得到國外去看真品真跡,這是何等屈辱的歷史。沒有王道士,也就沒有如今的結果。因此,王道士是歷史的罪人。

不過,如果沒有王道士打開敦煌珍藏的大門,也可能因為環境變化、氣候影響、地理原因等,有可能這樣的絕世珍寶依舊隱藏在大漠深處。我們也許不能夠見到東皇如此壯觀的藝術寶藏,也不能夠研究敦煌的歷史,乃至中華民族的歷史。 從這個層面說,他有那麼一點點的小小的貢獻。

客觀的講,王道士的確是一個罪人,是歷史的罪人,是敦煌的罪人,是文化的罪人,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是民族的罪人。

十夜谈
2018-03-05

其一,問一句:如果那些西方“冒險家”走了數萬公里來跟王道士換文物,王道士說不換!他們會扭頭回家不再惦記嗎?四郊多壘,國仇難忘,不思士大夫之恥,把罪責都往一底層開門人身上推,略無恥。

其二,至於破壞文物,五十年前破壞文物的大軍裡不少文化人也在為出頭搶班掛帥吧,說罪人何止敦煌一道士?

其三,餘秋雨在內很多人拿這例子對比西方民眾戰爭期間主動保護文物,痛惜中國人如何如何。忽略一點,當時中國人是清國人,即便這批文物上報政府也不過是獻許內朝藏於祕府供其把玩,其文化價值與普通民眾無關。如果有聯繫,無非是底層百姓多一份類似“花石綱”的差役。餘秋雨知道,這些文物如果保留後來會進故宮博物院,會進各地博物館,文化價值會為全國人民共享,但當時沒人知道。

其四,美國掰兵馬俑手指的罪人,處分結果出來了嗎?

风谈天下
2018-03-03

站在沒有任何風險的道德高地吹牛逼,是沒風骨的文人們最喜歡做的事。餘秋雨罵王道士,便屬此類。

天下事,時也,勢也。

以今時之勢論昨日之事,豈不荒謬!

坐在舒適的書齋裡,說那黃沙茫茫裡的生存不易,豈不可恥!

關於王園籙與敦煌石窟的種種關係,“他人之述備矣”,不再重複。

評價前人,不煩設身處地想想,如果你是當時的他,你會怎麼做?

一個貧窮的道士,在亂世避難,某天發現了一片經書古冊。

他最先想的是“上交國家”,這種境界,我覺得已經夠可以的了!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但作為國家代表的地方政府,並沒有給他積極的迴應,他只好繼續守著這堆珍寶。

後來來了一個外國人,給了他銀子,找他換取了一些經書……這有什麼好指責的呢?如果是你,你怎麼做?

誓死保衛嗎?

說真的,如果斯坦因人品再壞一點,惡劣一點,他要把王道士殺了,在當時,還不是分分鐘的小事一件嗎?

然後,他可以把這些珍寶隨便據為己有了。

過去我們一說像斯坦因這樣的探險家,就罵他們是卑劣的強盜。

確實,他們從我們的土地上拿走了不屬於他們的東西,有搶的,也有偷的。

餘秋雨將敦煌道士王圓籙定格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會不會說的太嚴重了?

但如果站在文物的角度來看:如果王道士當時把所有的文物都上交了國家,這些文物,今天還會在世嗎?

雖然它們被偷被搶,但至少還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延續著自己承載文明的使命——而這,恰恰也正是文物的價值之所在!

餘秋雨罵王道士是罪人,未免太過可笑,有罪的豈止是王道士?

面對敦煌,你我其實都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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