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底部反彈跡象全面顯現
2017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良好,穩中向好的趨勢明顯,底部反彈的跡象全面顯露。在GDP增速提高的背後,無論是供給和需求力量的變化情況,還是工業企業利潤的增長態勢以及價格指數和景氣指數的變化軌跡,都呈現出諸多積極變化。
第一、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對GDP增長的積極作用顯露。沿著第二產業比重下降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方向,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已經顯露。與2016年同期相比,第二產業增速提高了0.5個百分點,但是對GDP增長的拉動率卻沒有提高;第三產業增速提高了0.1個百分點,對GDP的勞動率也提高了0.1個百分點。只要能保持這樣的趨勢,隨著第三產業拉動效應的不斷提升,即便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各自的增速沒有提高,整體經濟的增速也能夠實現穩中向上。
第二、內需力量提升,需求結構繼續改善。最終消費的下滑趨勢得到緩解,並且消費結構呈現積極變化。在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長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扭轉了2016年的下降趨勢。房地產投資增速的反彈幅度明顯超過全部投資,基建投資的增長特別是第三產業基建投資增長的增速明顯高於全部投資。民間固定投資增長速度依然低於全部固定投資的增長速度,但是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
第三、外需環境的改善扭轉了我國出口的下滑趨勢。隨著外部市場條件的改善,我國的出口扭轉了2015年以來的快速下滑趨勢。歐美等主要發達貿易伙伴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帶動了我國主要出口市場規模的擴張,推動我國出口增速的提高。對這些傳統出口市場的出口增長是我國總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四、外匯儲備的下降壓力得到緩解。2017年1季度,我國外匯儲備的降幅明顯收窄。國內宏觀經濟的觸底反彈,監管層面加強對資本外流的管制,人民幣匯率企穩,這些因素都有助於緩解資本外流壓力,進而抑制官方外匯儲備的下降趨勢。國際金融市場價格的上升和美元升值態勢的扭轉,都能夠給我國官方外匯儲備帶來正的估值效應,進而緩解我國官方外匯儲備下降的壓力。
第五、物價進入上行通道、宏觀經濟擺脫通縮壓力。剔除食品以後,消費價格指數明顯回升,非食品CPI、核心CPI和服務類CPI的同比增速均高於2%。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帶動PPI同比增速提高。燃料及動力類、黑色金屬材料類、有色金屬材料類和化工原料等的價格上升,帶動PPIRM同比增速提高。
第六、工業企業利潤迅速增長、不同企業之間的分化加劇。包括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總額、虧損企業家數和虧損額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經營狀況明顯改善。在其背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明顯好於其他企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和化學纖維製造業等行業明顯好於其他行業。
第七、景氣指數維持在擴張區間並繼續攀升PMI。景氣指數在延續2016年下半年擴張態勢的基礎上進一步回升。生產和需求的繼續回升帶動了製造業平穩擴張。隨著基建投資的加快,建築業PMI繼續保持在高位景氣區間。在大型、中型和小型製造企業的對比中,大型企業延續了2016年以來的景氣擴張勢頭,中型企業景氣擴張的持續性也越來越明顯。在就業方面,服務業的就業指數依然處於明顯的收縮區間,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改善跡象。建築業就業雖然處於擴張區間,但是3月環比大幅下降。在新出口訂單上,非製造業和大型製造企業均處於擴張區間;中型和小型製造業企業仍然處於緊縮區間,但是改善跡象較為明顯。
關注宏觀經濟反彈進程中的失衡問題
面對當前宏觀經濟的良好運行態勢強勁的反彈跡象,不能掩蓋和忽略其背後可能重新積累的諸多不平衡問題。
第一、固定投資增速超過消費增速可能帶來的需求結構失衡問題。2016年,在消費增速繼續下降的同時,固定投資增速明顯提高。固定投資增速呈現向上超越消費增速的苗頭。在此背景下,最終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逐季下降。雖然2017年1季度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明顯提升,但是考慮到未來一段時間內很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基建投資計劃,這會進一步推動我國固定投資增速的顯著提高。一旦投資增速與消費增速的對比關係發生逆轉,我國總需求結構可能會重新陷於失衡狀況。
第二、在原有產品結構下的出口擴張可能不利於國內結構調整過程。我國當前的出口增長主要是在原有產品結構和地理結構下的數量擴張。隨著既有主要貿易伙伴市場需求的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市場的開拓,國際貿易政策環境的改善,我國的出口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望恢復較高的增長速度。原有產品結構下的出口擴張,有助於緩解很多產能過程行業的產能過剩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國內結構調整的動力和壓力。
第三、對外資產結構變化改變了國際金融衝擊向我國的傳導機制,私人部門直接暴露在國際金融衝擊之下。在我國對外總資產和對外淨資產繼續擴張的背景下,官方外匯儲備的減少意味著私人對外資產的大幅增長。2009年以來,私人部門佔對外總資產的份額持續上升,2016年達到了52%。這改變了國際金融風險向國內的傳導渠道,私人部門全方位暴露於國際金融衝擊之下。隨著對外資產的運作主體從官方部門轉向私人部門,應對國際金融衝擊的職責從官方部門轉向私人部門,這對官方部門和私人部門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