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錢鍾書一生很少提及魯迅兄弟?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並峙崑崙,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係的,就是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沒有間接關係,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鍾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鍾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裡,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鍾書這裡,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並峙崑崙,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係的,就是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沒有間接關係,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鍾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鍾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裡,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鍾書這裡,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錢基博早早窺出錢鍾書骨子裡的傲氣,於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然而錢鍾書天生三寸毒舌,誰才名高便向誰放毒,放在現在的語境當為高級噴子。比如在短片小說《貓》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從文,說“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語堂,說“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衝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裡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錢鍾書看不起他們。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後,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
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談、避談。
與周作人的筆墨仗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鍾書與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鋒,是對周作人文學觀的屬文詰難。
1932年春夏間,周作人應邀到輔仁大學做了八次演講,並於9月出版了經周氏訂正的演講稿,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1月,時年22歲的錢鍾書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同題書評,文章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並峙崑崙,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係的,就是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沒有間接關係,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鍾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鍾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裡,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鍾書這裡,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錢基博早早窺出錢鍾書骨子裡的傲氣,於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然而錢鍾書天生三寸毒舌,誰才名高便向誰放毒,放在現在的語境當為高級噴子。比如在短片小說《貓》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從文,說“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語堂,說“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衝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裡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錢鍾書看不起他們。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後,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
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談、避談。
與周作人的筆墨仗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鍾書與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鋒,是對周作人文學觀的屬文詰難。
1932年春夏間,周作人應邀到輔仁大學做了八次演講,並於9月出版了經周氏訂正的演講稿,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1月,時年22歲的錢鍾書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同題書評,文章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在對周作人“載道”、“言志”文學觀提出爭鳴之餘,順便還提到了一本書,這就是後來選編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梅花草堂筆談》。他在文中寫道:“周先生提出了許多文學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沒有能‘swim into his ken’,這個人便是張大復。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認為可與張宗子的《夢憶》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榮譽,雖然他們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間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
錢鍾書這種看似含蓄的批評,實則就是批評周氏讀書不夠廣博之意。但周作人當時並沒有直接回擊,保持沉默達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中由周作人題箋的《梅花草堂筆談》,已經出版5個月了,他才慢條斯理地拈起筆來,輕描淡寫地捎帶著迴應了一下錢鍾書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話。這篇收入周氏文集《風雨談》的《梅花草堂筆談》一文,文章開篇即寫道:“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二,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並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的遺失了,以後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哪幾卷是不曾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並峙崑崙,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係的,就是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沒有間接關係,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鍾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鍾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裡,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鍾書這裡,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錢基博早早窺出錢鍾書骨子裡的傲氣,於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然而錢鍾書天生三寸毒舌,誰才名高便向誰放毒,放在現在的語境當為高級噴子。比如在短片小說《貓》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從文,說“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語堂,說“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衝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裡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錢鍾書看不起他們。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後,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
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談、避談。
與周作人的筆墨仗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鍾書與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鋒,是對周作人文學觀的屬文詰難。
1932年春夏間,周作人應邀到輔仁大學做了八次演講,並於9月出版了經周氏訂正的演講稿,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1月,時年22歲的錢鍾書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同題書評,文章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在對周作人“載道”、“言志”文學觀提出爭鳴之餘,順便還提到了一本書,這就是後來選編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梅花草堂筆談》。他在文中寫道:“周先生提出了許多文學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沒有能‘swim into his ken’,這個人便是張大復。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認為可與張宗子的《夢憶》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榮譽,雖然他們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間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
錢鍾書這種看似含蓄的批評,實則就是批評周氏讀書不夠廣博之意。但周作人當時並沒有直接回擊,保持沉默達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中由周作人題箋的《梅花草堂筆談》,已經出版5個月了,他才慢條斯理地拈起筆來,輕描淡寫地捎帶著迴應了一下錢鍾書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話。這篇收入周氏文集《風雨談》的《梅花草堂筆談》一文,文章開篇即寫道:“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二,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並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的遺失了,以後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哪幾卷是不曾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這段文字,是周作人間接告訴錢鍾書,你還在學《三字經》時,我就看過《梅花草堂筆談》了,而且還至少是清代線裝的古籍版本,但還真不覺得這書有什麼特別的。緊接著,周氏用其一貫的不緊不慢的拉家常式筆法寫道:“這裡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若張大復殆只可奉屈坐於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其實,讀過明人張大覆文章的,用閒適、精緻、獨特、雋永等多種形容來評價其文,應不為過。但在這500字裡,周作人闡明瞭他不喜歡張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並不是認為張的文字不夠漂亮,而是不喜歡這漂亮背後的“山人氣味”。所謂“山人氣味”,即是一味地追求閒與雅的文字形式與風味,但在形式與風味之外,卻別無他物——這是沒有作者真實思想、切實感悟的“假風雅”。他認為,這樣的文章只是飯後閒嗑的“瓜子”,算不得開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當飯吃,肯定吃不飽;如果還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飽的問題了,接下來就該拉稀、鬧肚子了。在此,他再次強調,“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這一記漂亮的回馬槍,顯然刺中了錢鍾書。
貶論魯迅
錢鍾書與魯迅終生不曾相見 , 因此 , 魯、 錢二人相互間的 “對面之批評” , 無從說起。但錢鍾書對魯迅的 “單面之批評” , 我們還能看到 , 儘管少之又少。
錢鍾書在非要涉及魯迅的時候,其辦法是暗指而不明說。李國濤在《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紀40年代,錢鍾書在上海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其中談到《儒林外史》時,錢鍾書發現,吳敬梓沿用古人舊材料不少,創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錢鍾書說:“中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同時錢鍾書指出:“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指誰呢?明眼人都知道所指為胡適和魯迅,胡、魯之著都是名著,影響甚大,更多地是指魯迅。
錢鍾書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魯迅的時候,主要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魯迅,非要提及的時候,儘量少說或者不說,而且談鋒中頗有深意。
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並峙崑崙,尤其是魯迅,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係的,就是沒有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沒有間接關係,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錢鍾書可極少的例外,其一生的文字極少提到魯迅。
目空一切 眼無周氏
其實,錢鍾書與周氏兄弟是兩代人,周氏兄弟與錢鍾書乃父錢基博約略是同時代人。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學識迥異,鮮少交鋒亦在情理之中。細究起來,錢鍾書少談,或者避談周氏兄弟,乃其刻意為之,甚至是無聲的鄙薄。
大抵有才學的人,都有恃才傲物的通病。南朝謝靈運就曾狂妄地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意謂天下人的才華都不在他眼裡,只有曹植文才卓越,可使他由衷折服。而到錢鍾書這裡,則是目空一切,再沒值得欣賞的人了,述之筆端的全是些嘲諷、挖苦、貶損的臧否人物的字眼。
乃父錢基博早早窺出錢鍾書骨子裡的傲氣,於是替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然而錢鍾書天生三寸毒舌,誰才名高便向誰放毒,放在現在的語境當為高級噴子。比如在短片小說《貓》中,即以曹世昌影射沈從文,說“雖然名滿文壇,還忘不掉小時候沒好好進過學校,老覺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以袁友春影射林語堂,說“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衝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裡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為是中華風味。”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錢鍾書看不起他們。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後,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
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周氏兄弟不入他的法眼,自在情理之中,少談、避談。
與周作人的筆墨仗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鍾書與周氏兄弟的唯一一度正面交鋒,是對周作人文學觀的屬文詰難。
1932年春夏間,周作人應邀到輔仁大學做了八次演講,並於9月出版了經周氏訂正的演講稿,即《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1月,時年22歲的錢鍾書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同題書評,文章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在對周作人“載道”、“言志”文學觀提出爭鳴之餘,順便還提到了一本書,這就是後來選編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梅花草堂筆談》。他在文中寫道:“周先生提出了許多文學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沒有能‘swim into his ken’,這個人便是張大復。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認為可與張宗子的《夢憶》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榮譽,雖然他們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間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
錢鍾書這種看似含蓄的批評,實則就是批評周氏讀書不夠廣博之意。但周作人當時並沒有直接回擊,保持沉默達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中由周作人題箋的《梅花草堂筆談》,已經出版5個月了,他才慢條斯理地拈起筆來,輕描淡寫地捎帶著迴應了一下錢鍾書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話。這篇收入周氏文集《風雨談》的《梅花草堂筆談》一文,文章開篇即寫道:“前居紹興時家中有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四五本,大約缺其十分之二,軟體字竹紙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時候常拿出來看,雖然內容並不十分中意。移家來北京的時候不知怎的遺失了,以後想買總不容易遇見,而且價目也頗貴,日前看舊書店的目錄,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這回《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的《筆談》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來看,總算得見全本了,也不記得哪幾卷是不曾看過的,約略翻閱一遍,就覺得也可以滿足了。”
這段文字,是周作人間接告訴錢鍾書,你還在學《三字經》時,我就看過《梅花草堂筆談》了,而且還至少是清代線裝的古籍版本,但還真不覺得這書有什麼特別的。緊接著,周氏用其一貫的不緊不慢的拉家常式筆法寫道:“這裡須得回過去說《梅花草堂筆談》了。我贊成《筆談》的翻印,但是這與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為是難得罷了,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氣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歡的……若張大復殆只可奉屈坐於王稚登之次,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本亦無妨一讀,但總不可以當飯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為飯,而且許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壞肚皮宜矣。所謂假風雅即指此類山人派的筆墨,而又是低級者,故謂之假,其實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蓋風雅或文學都不是糧食也。”
其實,讀過明人張大覆文章的,用閒適、精緻、獨特、雋永等多種形容來評價其文,應不為過。但在這500字裡,周作人闡明瞭他不喜歡張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並不是認為張的文字不夠漂亮,而是不喜歡這漂亮背後的“山人氣味”。所謂“山人氣味”,即是一味地追求閒與雅的文字形式與風味,但在形式與風味之外,卻別無他物——這是沒有作者真實思想、切實感悟的“假風雅”。他認為,這樣的文章只是飯後閒嗑的“瓜子”,算不得開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當飯吃,肯定吃不飽;如果還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飽的問題了,接下來就該拉稀、鬧肚子了。在此,他再次強調,“我在數年前偶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批評家賜教謂應列入張君,不佞亦前見《筆談》殘本,憑二十年前的記憶不敢以為是,今複閱全書亦仍如此想。”
這一記漂亮的回馬槍,顯然刺中了錢鍾書。
貶論魯迅
錢鍾書與魯迅終生不曾相見 , 因此 , 魯、 錢二人相互間的 “對面之批評” , 無從說起。但錢鍾書對魯迅的 “單面之批評” , 我們還能看到 , 儘管少之又少。
錢鍾書在非要涉及魯迅的時候,其辦法是暗指而不明說。李國濤在《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紀40年代,錢鍾書在上海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其中談到《儒林外史》時,錢鍾書發現,吳敬梓沿用古人舊材料不少,創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錢鍾書說:“中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同時錢鍾書指出:“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指誰呢?明眼人都知道所指為胡適和魯迅,胡、魯之著都是名著,影響甚大,更多地是指魯迅。
錢鍾書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魯迅的時候,主要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魯迅,非要提及的時候,儘量少說或者不說,而且談鋒中頗有深意。
見諸文字記載的有四次。 其一是在 《中國新文學源流》 的書評中, 說: “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 一句話 , 而謂一切‘載道’的文學都是遵命的。” 其二是水晶《侍錢“拋書”——兩晤錢鍾書先生》 一文所記: 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 ,但是他只適 宜寫 sho rt- winded “短氣” 的文章 , 不適宜 寫 “長氣” long- winded的文章 , 像是《阿Q正傳》 便顯得太長了 , 應當加以修剪才好。 錢在水晶的追問下評魯 , 表面看似乎尚公允持平 , 實際上卻是皮裡陽秋。因為這“短氣”short- winded 一詞 , 原有貶義。 其三則是李銳 《黎澍十年祭》 所記 , 錢鍾書談到胡適時 , 說 “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 , 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 這裡是讚許胡的為人,但語間涉及魯迅之處,卻是頗致微辭。這是論人。最後是他的 《“魯迅與中外文化”學術討論會開幕詞》 , 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這是官樣文章, 是不得已的應酬敷衍。
文人相輕
從歷史上看,周氏兄弟是文章大家,文化崑崙。縱有缺點,大抵不掩其高大。錢鍾書對周氏兄弟的故意無視或無意貶低,說到底還是其深入骨髓的文人相輕的俗氣意識。
周作人身陷老虎橋,收到了應有的懲處,錢鍾書則繼續落井下石,其短篇小說《貓》又有所指,以陸伯麟影射周作人,說“就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兒。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象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
當年錢基博替他改字“默存”,意在叫他少說話,而他將“默”字拆為“黑犬”,自稱“黑犬才子”。是故終其一生,在對其沒有切身利害的人物面前,他恰是一條名副其實的“黑犬”,狂吠不止,彷彿怕人跟他搶屎吃;而在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面對政治人物,他尤深諳自保之道,隨波逐流,虛與委蛇,還忝列毛詩翻譯組員,可謂八面玲瓏已極。
當年冰心發表《我們太太的客廳》,嘲諷林徽因,林徽因當即給冰心寄去一瓶山西老陳醋。我想,這種難得的陳年老醋,周氏兄弟也該給錢鍾書寄一份。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據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記述,1984年錢氏曾對他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就是說以《管錐編》之囊括四海,談到現代人物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為呂思勉,一為傅公。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比如,他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對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拍馬,但有言說必引湘潭毛先生的“聖言” 以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其人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據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記述,1984年錢氏曾對他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就是說以《管錐編》之囊括四海,談到現代人物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為呂思勉,一為傅公。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比如,他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對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拍馬,但有言說必引湘潭毛先生的“聖言” 以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其人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以錢鍾書博涵且專業的學者立場看來,魯迅的學問識見,也許不但不會讓他驚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據的。比如,李國濤《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錢鍾書寫《小說識小》,談到《儒林外史》時,批評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隱含胡適與魯迅,且更多劍指魯迅;1956年何其芳發表《論阿Q》,對魯迅小說中的人物評價提出異議,受到眾人非難,但錢氏卻是贊成者,並舉大量例子提出所謂“阿Q精神”塑造平淡無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館札記》第84則中,對於魯迅所主張的直譯的翻譯論,相當的不以為然;
不僅學問指摘,對於魯迅賴以成名的文學創作,他也意覺未愜。據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一文,1979年錢氏訪美,曾迴應提問者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裡陽秋,貶義明顯。可以說,魯迅的學問、文章,他沒有稱讚過。
即便是魯迅的為人,他都是不甚欣賞的。現在能找到的兩處材料,全部都是旁敲側擊的負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覆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件中,他公開提到,“三年前魯迅紀念時出版之傳記,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間隻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國內外皆有私議而無聲言者”,謝泳說這是對魯迅婚姻的“暗諷”;另外一則,見於李銳《黎澍十年祭》一文,說錢公曾如此比較魯迅與胡適人品之優劣,“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從這些陳年文字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錢氏但凡談及魯迅,都無恕語,且頗致微辭。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據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記述,1984年錢氏曾對他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就是說以《管錐編》之囊括四海,談到現代人物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為呂思勉,一為傅公。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比如,他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對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拍馬,但有言說必引湘潭毛先生的“聖言” 以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其人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以錢鍾書博涵且專業的學者立場看來,魯迅的學問識見,也許不但不會讓他驚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據的。比如,李國濤《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錢鍾書寫《小說識小》,談到《儒林外史》時,批評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隱含胡適與魯迅,且更多劍指魯迅;1956年何其芳發表《論阿Q》,對魯迅小說中的人物評價提出異議,受到眾人非難,但錢氏卻是贊成者,並舉大量例子提出所謂“阿Q精神”塑造平淡無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館札記》第84則中,對於魯迅所主張的直譯的翻譯論,相當的不以為然;
不僅學問指摘,對於魯迅賴以成名的文學創作,他也意覺未愜。據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一文,1979年錢氏訪美,曾迴應提問者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裡陽秋,貶義明顯。可以說,魯迅的學問、文章,他沒有稱讚過。
即便是魯迅的為人,他都是不甚欣賞的。現在能找到的兩處材料,全部都是旁敲側擊的負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覆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件中,他公開提到,“三年前魯迅紀念時出版之傳記,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間隻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國內外皆有私議而無聲言者”,謝泳說這是對魯迅婚姻的“暗諷”;另外一則,見於李銳《黎澍十年祭》一文,說錢公曾如此比較魯迅與胡適人品之優劣,“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從這些陳年文字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錢氏但凡談及魯迅,都無恕語,且頗致微辭。
他唯一一次公開稱頌魯迅,是在1986年10月9日社科院“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為院方長官所致開幕詞,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官方代言,是應酬敷衍,並不能視為他自己的心聲。
錢鍾書儘可能地避談魯迅,而且對他沒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確實大相徑庭不相為謀之外,應該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摻雜其間的。
如上所述,因為年歲差距、生活範圍不同等原因,錢魯之間的生命軌跡不曾真的交會過。但是,他們本身都是文化界名人,家庭親屬都非泛泛之輩,又都集中在京滬兩地,要在生活中全無干系瓜葛,反倒是不容易的。而且,因為魯迅的大名與好鬥,錢鍾書的至親都曾和魯迅鬧過不開森。校訂其事實,勘察其情偽,這多少是會影響到他對魯迅的看法的。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和魯迅有過小插曲的小筆仗,互不服氣。錢基博是個方正的國學者,但對彼時的“當代新文學”也非常關注,在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及一些文章時,專門談過魯迅,對其人其文持否定意見,稱“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魯迅是在意這個意見的,在1934年的《準風月談》的後記中,專門貼了一篇《錢基博之論魯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我們都知道,錢鍾書的早期文學與價值觀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家學”,錢基博的鄙薄態度不可能不會影響到他。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據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記述,1984年錢氏曾對他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就是說以《管錐編》之囊括四海,談到現代人物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為呂思勉,一為傅公。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比如,他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對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拍馬,但有言說必引湘潭毛先生的“聖言” 以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其人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以錢鍾書博涵且專業的學者立場看來,魯迅的學問識見,也許不但不會讓他驚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據的。比如,李國濤《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錢鍾書寫《小說識小》,談到《儒林外史》時,批評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隱含胡適與魯迅,且更多劍指魯迅;1956年何其芳發表《論阿Q》,對魯迅小說中的人物評價提出異議,受到眾人非難,但錢氏卻是贊成者,並舉大量例子提出所謂“阿Q精神”塑造平淡無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館札記》第84則中,對於魯迅所主張的直譯的翻譯論,相當的不以為然;
不僅學問指摘,對於魯迅賴以成名的文學創作,他也意覺未愜。據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一文,1979年錢氏訪美,曾迴應提問者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裡陽秋,貶義明顯。可以說,魯迅的學問、文章,他沒有稱讚過。
即便是魯迅的為人,他都是不甚欣賞的。現在能找到的兩處材料,全部都是旁敲側擊的負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覆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件中,他公開提到,“三年前魯迅紀念時出版之傳記,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間隻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國內外皆有私議而無聲言者”,謝泳說這是對魯迅婚姻的“暗諷”;另外一則,見於李銳《黎澍十年祭》一文,說錢公曾如此比較魯迅與胡適人品之優劣,“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從這些陳年文字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錢氏但凡談及魯迅,都無恕語,且頗致微辭。
他唯一一次公開稱頌魯迅,是在1986年10月9日社科院“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為院方長官所致開幕詞,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官方代言,是應酬敷衍,並不能視為他自己的心聲。
錢鍾書儘可能地避談魯迅,而且對他沒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確實大相徑庭不相為謀之外,應該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摻雜其間的。
如上所述,因為年歲差距、生活範圍不同等原因,錢魯之間的生命軌跡不曾真的交會過。但是,他們本身都是文化界名人,家庭親屬都非泛泛之輩,又都集中在京滬兩地,要在生活中全無干系瓜葛,反倒是不容易的。而且,因為魯迅的大名與好鬥,錢鍾書的至親都曾和魯迅鬧過不開森。校訂其事實,勘察其情偽,這多少是會影響到他對魯迅的看法的。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和魯迅有過小插曲的小筆仗,互不服氣。錢基博是個方正的國學者,但對彼時的“當代新文學”也非常關注,在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及一些文章時,專門談過魯迅,對其人其文持否定意見,稱“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魯迅是在意這個意見的,在1934年的《準風月談》的後記中,專門貼了一篇《錢基博之論魯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我們都知道,錢鍾書的早期文學與價值觀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家學”,錢基博的鄙薄態度不可能不會影響到他。
(圖:楊絳的三姑、1938年元旦因保護婦女而死在日軍屠刀之下的楊蔭榆)
更為重要的是,錢鍾書的愛妻楊絳女士的親姑姑楊蔭榆與魯迅是死敵。1932年前後,是錢、楊在清華結識並墮入愛河的時間段,而恰在此時,也是著名的“女師大風潮”餘音未歇之時。當時的楊蔭榆和部分學生起了紛爭,校內展開“驅楊運動”,作為教員的魯迅是學生幕後的支持者,楊蔭榆連遭魯迅作文痛罵,以“上海洋場上惡虔婆”在史上留名。對於此事,楊絳至老猶耿耿於懷,晚年寫《回憶我的姑母》,照樣不提及魯迅,但春秋筆法式地寫道,“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為姑母打抱不平,對魯迅隱然貶斥。錢鍾書雖然從未說過此事,但他們伉儷情深,“意見可以互換”,既然楊絳都不能原諒魯翁,錢鍾書又怎麼可能對魯迅有好感?
其實,錢鍾書自己,即便拋開所有恩怨,對魯迅也是成見甚深的。就價值理念而言,他們可稱“互為反對者”。他不提魯迅,甚至反感魯迅,我以為這是核心的原因。
錢鍾書的一生,一貫秉持自由主義立場,自覺遠離政治,推崇學術與人格的獨立性,厭惡任何外在的壓迫力量,所有人都視為聖眷隆寵的毛選譯事還引以為恥,對於左翼盟主的魯迅,尤其是被意識形態所捧起來高高如神的魯迅,我們不難想到他那不屑一顧的嘲弄表情的。有所不取,良有以也。
魯迅與錢鍾書,是並世的文化大家。但是他們之間,相差三十歲,是兩代人。當錢鍾書在文壇學界嶄露頭角之時,魯迅已經病逝,據現有材料,他們終生不曾相識,當然也更談不上把臂而談的機會了。
1936年前後,魯迅去世時,錢鍾書剛大學畢業沒多久,正留學在外,也未曾正式出版任何著作,其名氣只在清華小圈子內流傳,魯迅是否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都是未知數;但對錢鍾書而言,魯迅的大名倒是自小如雷貫耳的,後半生且長期生活在“獨尊魯迅”的環境之中,生平又好臧否人物,卻幾乎置若罔聞,不議不論,讓人生怪。他一生語及魯迅的次數,以我寡陋所知,見諸文字材料的只有四次,都是私下談話的一語帶過,正式論及可說未曾有過。
可以說,1949年之後,中國文化人中,絕口不提魯迅的,錢鍾書是極少的例外。錢鍾書的忽視,到底是一個莫之致而致的習慣問題,還是取瑟而歌的別有深意,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就我個人體會而言,這本身是不構成疑惑的。我想,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會引起注意,多少是因為對錢鍾書為人的隔膜所致。以錢氏之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魯迅本就是極其正常的。
錢鍾書一生,雖然在私下對著熟人會口無遮攔,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嶽峙雲起的自負,對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場合、發表的文字中幾乎都閉口不談,熟視無睹。不說魯迅了,我們現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鉅子,諸如陳寅恪、馮友蘭、金嶽霖等等,本都是一個圈子中人,他都看不上眼,生活中也懶得搭理,心胸所向,始終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是一種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許。
他幼年時,其父錢基博就告誡他,“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 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他以後志行,確實不忘父訓,“可謂孝矣”。 所以,他的《談藝錄》、《管錐編》引用書籍近萬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錄鬼簿”,但絕少有“活人”的身影。據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記述,1984年錢氏曾對他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就是說以《管錐編》之囊括四海,談到現代人物的地方只有兩處,一為呂思勉,一為傅公。
這是錢鍾書的心高氣傲處。他的一生,絕少有行跡密邇的私交,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總體態度也是輕視的,幾乎懶得一提。偶爾有幾個人被點名,要麼就是私下閒談說到,要麼就是機鋒中寓有深意。比如,他感謝周振甫,確實是因為周對為他的著作編輯花費了很多心力;對錢仲聯的批評,大概心理上就是覺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評你”;再比如,那個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還是樂於拍馬,但有言說必引湘潭毛先生的“聖言” 以自重,唯獨錢氏,我們只在《宋詩選注》序中看到他為“過關” 敷衍一句帶過,其人之“清白與乾淨”,當世幾句絕無僅有。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沒有提及魯迅,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從來沒覺得這算得上是一個事情吧。
從錢鍾書所留下的隻言片語中推斷,對於魯迅為人為文,他也似乎並不看重。
這個問題,早年名學者謝泳先生也有辨析。據謝泳的考證,錢氏在早期的文章中,雖未直接點名,但也是頻頻針對魯迅“放冷箭”的。謝先生說,解讀此中的關係,是瞭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探測現代某種類型文化人的一個視角。
以錢鍾書博涵且專業的學者立場看來,魯迅的學問識見,也許不但不會讓他驚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據的。比如,李國濤《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錢鍾書寫《小說識小》,談到《儒林外史》時,批評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隱含胡適與魯迅,且更多劍指魯迅;1956年何其芳發表《論阿Q》,對魯迅小說中的人物評價提出異議,受到眾人非難,但錢氏卻是贊成者,並舉大量例子提出所謂“阿Q精神”塑造平淡無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館札記》第84則中,對於魯迅所主張的直譯的翻譯論,相當的不以為然;
不僅學問指摘,對於魯迅賴以成名的文學創作,他也意覺未愜。據水晶《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一文,1979年錢氏訪美,曾迴應提問者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裡陽秋,貶義明顯。可以說,魯迅的學問、文章,他沒有稱讚過。
即便是魯迅的為人,他都是不甚欣賞的。現在能找到的兩處材料,全部都是旁敲側擊的負面看法。一次,在1985年4月26日回覆時任香港《廣角鏡》雜誌社總編輯李國強的信件中,他公開提到,“三年前魯迅紀念時出版之傳記,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間隻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國內外皆有私議而無聲言者”,謝泳說這是對魯迅婚姻的“暗諷”;另外一則,見於李銳《黎澍十年祭》一文,說錢公曾如此比較魯迅與胡適人品之優劣,“魯迅那樣批胡罵胡,且狠挖苦,但魯迅生前,胡適從來沒有講過魯迅半個不字”。從這些陳年文字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錢氏但凡談及魯迅,都無恕語,且頗致微辭。
他唯一一次公開稱頌魯迅,是在1986年10月9日社科院“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作為院方長官所致開幕詞,稱“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官方代言,是應酬敷衍,並不能視為他自己的心聲。
錢鍾書儘可能地避談魯迅,而且對他沒有好感,原因除了彼此的人生旨趣確實大相徑庭不相為謀之外,應該也是有不便言明的私人恩怨摻雜其間的。
如上所述,因為年歲差距、生活範圍不同等原因,錢魯之間的生命軌跡不曾真的交會過。但是,他們本身都是文化界名人,家庭親屬都非泛泛之輩,又都集中在京滬兩地,要在生活中全無干系瓜葛,反倒是不容易的。而且,因為魯迅的大名與好鬥,錢鍾書的至親都曾和魯迅鬧過不開森。校訂其事實,勘察其情偽,這多少是會影響到他對魯迅的看法的。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和魯迅有過小插曲的小筆仗,互不服氣。錢基博是個方正的國學者,但對彼時的“當代新文學”也非常關注,在寫作《現代中國文學史》及一些文章時,專門談過魯迅,對其人其文持否定意見,稱“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魯迅是在意這個意見的,在1934年的《準風月談》的後記中,專門貼了一篇《錢基博之論魯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我們都知道,錢鍾書的早期文學與價值觀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家學”,錢基博的鄙薄態度不可能不會影響到他。
(圖:楊絳的三姑、1938年元旦因保護婦女而死在日軍屠刀之下的楊蔭榆)
更為重要的是,錢鍾書的愛妻楊絳女士的親姑姑楊蔭榆與魯迅是死敵。1932年前後,是錢、楊在清華結識並墮入愛河的時間段,而恰在此時,也是著名的“女師大風潮”餘音未歇之時。當時的楊蔭榆和部分學生起了紛爭,校內展開“驅楊運動”,作為教員的魯迅是學生幕後的支持者,楊蔭榆連遭魯迅作文痛罵,以“上海洋場上惡虔婆”在史上留名。對於此事,楊絳至老猶耿耿於懷,晚年寫《回憶我的姑母》,照樣不提及魯迅,但春秋筆法式地寫道,“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為姑母打抱不平,對魯迅隱然貶斥。錢鍾書雖然從未說過此事,但他們伉儷情深,“意見可以互換”,既然楊絳都不能原諒魯翁,錢鍾書又怎麼可能對魯迅有好感?
其實,錢鍾書自己,即便拋開所有恩怨,對魯迅也是成見甚深的。就價值理念而言,他們可稱“互為反對者”。他不提魯迅,甚至反感魯迅,我以為這是核心的原因。
錢鍾書的一生,一貫秉持自由主義立場,自覺遠離政治,推崇學術與人格的獨立性,厭惡任何外在的壓迫力量,所有人都視為聖眷隆寵的毛選譯事還引以為恥,對於左翼盟主的魯迅,尤其是被意識形態所捧起來高高如神的魯迅,我們不難想到他那不屑一顧的嘲弄表情的。有所不取,良有以也。
(圖:錢鍾書晚年為楊絳所寫所題“情詩”筆跡)
錢鍾書是個聰明人,極懂明哲保身之道,知道老虎的尾巴碰不得,後半生似乎一直都在刻意迴避談論魯迅。他的心底,應該是看不起魯迅的。他沒刻薄批評魯迅,以他的作風,都算是菩薩低眉筆下留情了吧。
2018,8,28,午後偷閒
感謝大佬們賜閱。會勉力每天都寫三兩篇隨感。歡迎關注、點贊、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說的是觀點和意識差異太大的人之間,是沒有辦法溝通的,周氏兄弟和錢鍾書之間大約就是這個狀態,他們算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關於周氏兄弟,熟悉和了解的人相當多,尤其是魯迅(周樹人)。在當今的中國,只要是高中畢業,甚至是初中畢業的人,不知道魯迅是何許人也,那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他的弟弟周作人為世人熟悉大約當漢奸的經歷要比當文人的名氣大一些。
事實上,錢鍾書一生當中無論是在文章和作品當中,還是在訪談發言當中,極少提及周氏兄弟,也極少涉及周氏兄弟的作品,尤其是魯迅本人和魯迅的作品。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完全忽略魯迅的現象和人物不多見,錢鍾書算一個。眾所周知,以錢鍾書的文筆如果要刻意品論某個人物的話,必然是筆鋒刁鑽刻薄,刻畫入木三分。在他的小說《圍城》裡,你可以看到錢鍾書對人物的人性和本性刻畫的獨到和深刻。
那麼錢鍾書為什麼會很少提及周氏兄弟,特別是魯迅呢?我個人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大約是根本原因。
錢鍾書和魯迅之間的“道不同”是全方位的的,無論是做人,做事,做學問,兩個人基本上搜沒有太多的交集和相似之處。
橫眉冷對千夫指,是魯迅的態度。千夫所指況且橫眉冷對,更何況一個幾乎是“與世無爭”的“後輩小生”?
錢鍾書在魯迅的眼裡,其實是沒什麼分量的,錢鍾書的考究學問魯迅未必看得上,也無暇翻看,魯鬥士的“敵人”太多,鐵肩上擔的道義太重,沒時間和一個“年輕的學究”為謀。而周作人和錢鍾書之間有那麼一點點“就事論事”的商榷,但也只是一潭死水當中的小小的瞬間的漣漪。
我們可以從身世背景,求學經歷,治學方向和思想傾向四個方面看看,錢鍾書和魯迅兄弟之間為什麼幾乎是毫無瓜葛。
周氏兄弟的身世背景不能說“婦孺皆知”也差不了多少,而錢鍾書的身世背景求學經歷知道的人並不太多。
錢鍾書出身於“書香門第,士紳世家”,他的父親,叔伯都是有大學問的人,其中錢鍾書的父親是著名的古文學家和著名教育家,叔叔也是舊教書先生出身,也是無錫的“一鄉之望”。
錢鍾書本人天資聰明,在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有著過人天賦,十八歲(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引起轟動:他的數學只考了15分,但是他的國文水平和英文水平之高,讓同學拜服,尤其是英文居然是滿分水平,這和錢鍾書少時博覽群書,家學淵源以及從十五歲開始系統閱讀和治學有很大關係。
清華大學畢業後,1935年,錢鍾書以總成績第一(87.95分,為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赴英國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英文系留學。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之後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
1938年秋,與楊絳乘法國郵船回國。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教授,次年轉赴國立藍田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並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
從錢鍾書的這個背景和經歷當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在魯迅的視野當中,估計沒有錢鍾書的身影,魯迅如日中天的時候,錢鍾書就是個年輕後生,而在錢鍾書求學,留學直到回國教書(1938年)這十年間兩個人的生活和治學圈子幾乎沒有交集,而魯迅於1936年去世,說起來就完全是兩代人。
錢鍾書是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是一個以語言文字和文學學術為主要研究和治學的“學問家”,沒有任何政治傾向,也無任何政治背景,更無任何政治主張。這和魯迅完全不同,魯迅是中國的最後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文人”,儘管有留學日本的經歷,甚至有學醫的背景,但是魯迅的骨子裡更像中國傳統文人——敢於自我否定的文人,在追求民主和科學的道路上,魯迅追求的是“民主”,錢鍾書追求的是“科學(學問)”。
錢鍾書和魯迅之間其實是有過節的,這個過節是間接的,來自於錢鍾書的妻子楊絳先生。而這個過節應該是錢鍾書一生迴避魯迅的根本原因。
楊絳先生的姑姑楊蔭榆和魯迅之間的矛盾很深,幾乎深到“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個矛盾的根源應該是來自楊蔭榆和魯迅的“老婆”許廣平。
楊絳先生的姑姑楊蔭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人物,這位終身未嫁的著名的女教育家,中國第一位女大學校長,因為“女師大風潮”被魯迅這“旗手”欽定為“反動軍閥的幫凶、封建餘孽的化身”。
關於這位女教育家的生平,可以百度,這裡不再贅述。但要說明的一點是,魯迅對這位女大學校長的“口誅筆伐”是十分強勁決絕和不依不饒的,他的那個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把楊蔭榆牢牢地釘在了他所設計的“恥辱柱上”。楊蔭榆因“女師大風潮”被撤職,回到蘇州繼續從事教育事業,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蘇州淪陷,她不畏艱險,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同胞,最終命喪日寇之手。
其實,我以為魯迅前前後後寫了那麼多文章攻擊楊蔭榆,和作為校長的楊蔭榆開除的六個女學生當中有一個叫“許廣平”的女學生有太大的關係(魯迅寫了多少篇針對楊蔭榆的文章可以查《魯迅全集》或度一下)。我本人對此很不以為然。
錢鍾書夫婦對魯迅肯定不會有好感,但是在錢鍾書成為大家的時候,魯迅已經是“文化旗手”,以錢鍾書夫婦的性格,斷然不敢對“旗手”有所怠慢,但也絕對不會對魯迅做任何正面的,主動的,積極的評價。
迴避,就是最合適的態度。實在迴避不了,就言不由衷的說兩句。但就是這兩句,也是充滿了態度的:
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越多——錢鍾書。
大約要從學術圈子及處世風格等方面去猜測。
學術圈子不同
魯迅兄弟是東洋留學生,錢鍾書是西洋留學生。這不算啥。重要的是,魯迅兄弟是新派的學者,而錢鍾書是老派的學者。
說起來,魯迅兄弟是章炳麟的弟子,但並不是傳承太炎先生學問的人。在當時,周氏兄弟於時尚之學頗為用功,極力鼓吹,和胡適、徐志摩等新文化精英一樣,都算是新派的學者,他們整天忙著文化改良:新詩、白話文以及“消滅漢字”等等。
錢鍾書則不同,顯然是老派的學者。錢氏交往的,多是柳詒徵、陳石遺、冒鶴亭這樣的老派人物。錢鍾書的治學,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入和拓展,將之與世界學術並置於同一片天空下,並在其中騎驛往來。雲層之下,或雨或雪,雲層之上,都是同樣的陽光。錢鍾書的學術著作如《管錐編》、《談藝錄》等重新宣告中國傳統學術自有其意義。
學術圈子不同,在學術上自然少有交集。錢鍾書才辯卓絕,而且似乎也像魯迅那樣,性情中帶有幾分尖刻,但並沒向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新派人物“開火”,大約還有處世風格方面的原因。
處世風格不同
風起雲湧的民國時期,文人學士們筆桿亂舞,唾沫四濺,論戰相當激烈,罵戰非常精彩,一時名士漫天,大師遍地。
而老派學者錢鍾書,正如他的表字:默存。
大約要從學術圈子及處世風格等方面去猜測。
學術圈子不同
魯迅兄弟是東洋留學生,錢鍾書是西洋留學生。這不算啥。重要的是,魯迅兄弟是新派的學者,而錢鍾書是老派的學者。
說起來,魯迅兄弟是章炳麟的弟子,但並不是傳承太炎先生學問的人。在當時,周氏兄弟於時尚之學頗為用功,極力鼓吹,和胡適、徐志摩等新文化精英一樣,都算是新派的學者,他們整天忙著文化改良:新詩、白話文以及“消滅漢字”等等。
錢鍾書則不同,顯然是老派的學者。錢氏交往的,多是柳詒徵、陳石遺、冒鶴亭這樣的老派人物。錢鍾書的治學,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入和拓展,將之與世界學術並置於同一片天空下,並在其中騎驛往來。雲層之下,或雨或雪,雲層之上,都是同樣的陽光。錢鍾書的學術著作如《管錐編》、《談藝錄》等重新宣告中國傳統學術自有其意義。
學術圈子不同,在學術上自然少有交集。錢鍾書才辯卓絕,而且似乎也像魯迅那樣,性情中帶有幾分尖刻,但並沒向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新派人物“開火”,大約還有處世風格方面的原因。
處世風格不同
風起雲湧的民國時期,文人學士們筆桿亂舞,唾沫四濺,論戰相當激烈,罵戰非常精彩,一時名士漫天,大師遍地。
而老派學者錢鍾書,正如他的表字:默存。
錢鍾書週歲“抓週”,抓了一本書,因此取名“鍾書”。錢鍾書原本由其伯父取了一個表字:哲良。後來,錢父因錢鍾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讓他少說話,閉嘴。
錢鍾書少年才高,請參觀他老爹錢基博是怎樣教訓他的:(摘自錢基博書信)
“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腳跟,善體吾意!不然,以汝之記醜而博筆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險之心,出之為僻堅之行,則汝之學力愈進,社會之危險愈大!”
“世所推稱一般之名流偉人,自吾觀之,皆惡化也,皆增進危險於中國者也!汝頭角漸露,須認清路頭。”
“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以犀利之筆,發激宕之論,而迎合社會浮動淺薄之心理,傾動一世。今之名流俊彥,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實大!”
所謂“論戰”,有時也只不過是派系之爭、意氣之爭、口舌之爭。有時,並沒有什麼是非之爭,僅是互相攻訐而已。錢鍾書一生謹遵乃父之教,謹言敦行,專心治學,無心“論戰”。
魯迅兄弟在近代聲名震天,錢鍾書既沒有與他們脣槍舌劍的展開論戰,也沒有歌頌讚美,甚至基本上就連提都沒提到過。對於周作人,錢鍾書顯然沒多大興趣,因為在錢氏看來,週二的文學是膚淺的,甚至是鄙陋的。在《新月》雜誌的一篇書評裡,錢氏片言隻語,對此偶有涉及。當然,魯迅的學問還是極高明的,但錢鍾書大約並不對他有多少好感。
魯迅與楊蔭榆之爭,國人人盡皆知。所不知的是楊蔭榆自解任女高師校長後回到蘇州,繼續投身教育,做蘇州女中首席教師,又創辦“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日軍入侵,楊蔭榆為保護學生,被日軍槍殺。而錢鍾書,是楊蔭榆的侄女婿。一般而論,錢鍾書似應對魯迅有些看法才對。沒有。猜測,大概是因為魯迅地位尊崇,錢鍾書只能繞道而行,不提也罷。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楊蔭榆開除許廣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確切來說就是許廣平和某有婦之夫“有染”,而這個有婦之夫就是魯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蔣大為誕生的這一年才溘然長逝。所以說,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和許廣平成為合法夫妻。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楊蔭榆開除許廣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確切來說就是許廣平和某有婦之夫“有染”,而這個有婦之夫就是魯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蔣大為誕生的這一年才溘然長逝。所以說,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和許廣平成為合法夫妻。
現在人們提及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又說師生戀的,有說終生眷屬的,然而人們都忽略了原配朱安孤苦一生的感受,人們提到《紀念劉和珍君》,都想到她勇敢赴死的颯爽英姿躍然紙上,卻不知道其背後另有深意。
魯迅和楊蔭榆“什麼仇什麼怨”,內核只有一個,那就是許廣平。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楊蔭榆開除許廣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確切來說就是許廣平和某有婦之夫“有染”,而這個有婦之夫就是魯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蔣大為誕生的這一年才溘然長逝。所以說,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和許廣平成為合法夫妻。
現在人們提及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又說師生戀的,有說終生眷屬的,然而人們都忽略了原配朱安孤苦一生的感受,人們提到《紀念劉和珍君》,都想到她勇敢赴死的颯爽英姿躍然紙上,卻不知道其背後另有深意。
魯迅和楊蔭榆“什麼仇什麼怨”,內核只有一個,那就是許廣平。
因為魯迅文壇一哥的地位,楊蔭榆一介女流,雖然有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支持,也難免落敗,黯然辭職退位,返回江蘇無錫老家投靠他的哥哥,也即是錢鍾書的岳父楊蔭杭。
關於楊蔭榆和魯迅之間的論戰,錢鍾書歷歷在目,不會沒有想法和看法,只是魯迅的“凶強霸氣”,錢氏不敢吱聲而已。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楊蔭榆開除許廣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確切來說就是許廣平和某有婦之夫“有染”,而這個有婦之夫就是魯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蔣大為誕生的這一年才溘然長逝。所以說,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和許廣平成為合法夫妻。
現在人們提及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又說師生戀的,有說終生眷屬的,然而人們都忽略了原配朱安孤苦一生的感受,人們提到《紀念劉和珍君》,都想到她勇敢赴死的颯爽英姿躍然紙上,卻不知道其背後另有深意。
魯迅和楊蔭榆“什麼仇什麼怨”,內核只有一個,那就是許廣平。
因為魯迅文壇一哥的地位,楊蔭榆一介女流,雖然有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支持,也難免落敗,黯然辭職退位,返回江蘇無錫老家投靠他的哥哥,也即是錢鍾書的岳父楊蔭杭。
關於楊蔭榆和魯迅之間的論戰,錢鍾書歷歷在目,不會沒有想法和看法,只是魯迅的“凶強霸氣”,錢氏不敢吱聲而已。
但不發言並不表示認同,許多成見緩緩鬱結發酵,直至建國後,錢鍾書都對魯迅很少談論和提及。
另類君言盡於此,告辭!
另類君答題^_^
首先,立場不同。魯迅兩兄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們做的是“消滅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使命,換句話說,他們是舊文化的宿敵,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恰恰相反,他是封建衛道士,雖然大勢所趨之下沒有明確反對白話文(有隻言片語的指摘),但從骨子裡講,錢基博是認同文言文和儒教國學思維的,所以他和魯迅之間難免發生論戰,例如魯迅在《準風月談》後記中,專門有篇《錢基博之論魯迅》作為“立此存照”,懟了錢基博一把。
錢鍾書家學淵源,受其父影響至深,他在文革結束後的作品《談藝錄》《管錐編》等著述中,仍用文言文寫作,可見其受錢基博影響之深遠。
如此推論,父親的宿敵魯迅,他自然也不會心懷善意。事實上,建國後他在歷次文化界座談會上,都很少談及魯迅,即使是某些有關魯迅的專題會議,他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實在礙於身份必須出席,他也三緘其口,若是必須“講兩句”,他也是照本宣科,念兩句會議主辦方準備好的講話稿草草了事(不會一字不漏全念)。
其次,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原因。楊絳的姑媽是楊蔭榆,楊蔭榆在主政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期間,開除了五個學生,這五個學生中有劉和珍、許廣平。我們知道,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聲援學生運動,然而迅哥兒這個“義舉”,不只是單單為劉和珍鳴不平,還在為許廣平出氣。
楊蔭榆開除許廣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私德不修”,確切來說就是許廣平和某有婦之夫“有染”,而這個有婦之夫就是魯迅,他和朱安的婚姻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著名歌手蔣大為誕生的這一年才溘然長逝。所以說,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和許廣平成為合法夫妻。
現在人們提及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又說師生戀的,有說終生眷屬的,然而人們都忽略了原配朱安孤苦一生的感受,人們提到《紀念劉和珍君》,都想到她勇敢赴死的颯爽英姿躍然紙上,卻不知道其背後另有深意。
魯迅和楊蔭榆“什麼仇什麼怨”,內核只有一個,那就是許廣平。
因為魯迅文壇一哥的地位,楊蔭榆一介女流,雖然有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支持,也難免落敗,黯然辭職退位,返回江蘇無錫老家投靠他的哥哥,也即是錢鍾書的岳父楊蔭杭。
關於楊蔭榆和魯迅之間的論戰,錢鍾書歷歷在目,不會沒有想法和看法,只是魯迅的“凶強霸氣”,錢氏不敢吱聲而已。
但不發言並不表示認同,許多成見緩緩鬱結發酵,直至建國後,錢鍾書都對魯迅很少談論和提及。
另類君言盡於此,告辭!
歷史上隱藏最深,最大,最有欺騙性,影響最惡劣,企圖在文化上,精神上消毀滅中華文明根本的就是魯迅。他的政治與文化負面影響遠大歷史上任何一個漢奸,是中華文化與精神的漢奸,劊子手。
在面對日本侵略的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鍵時刻,魯迅不與國家政府民眾同心協力積極抗日一,卻竭力鼓吹”取消漢字,取消中醫。”煽動民眾反政府抗日,企圖攪混水這明顯是為日本謀利益,還漫罵被日軍殺害的抗日誌士是自己招惹日本人。淞滬會戰(第一次上海事變)時躲在日本人家中還約妓,沒寫一篇抗日文章。面對民眾的對這期間他沒寫日記的責疑,還竟然詭稱自己失憶了。
在這國家危難之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逃到有日本間諜之嫌家中尋求保自己的性命。平日那種鼓吹國人內鬥狂狠精神,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卻象條搖尾乞求生存的哈日狗!這就是魯粉吹噓的“民族脊樑”?
中醫與漢字是中華民族核心的文化與精神傳承,否定取消這二個偉大的精神,就是企圖從靈魂上消滅中華民族的精神源泉,是在為外族奴役中華做鋪墊,這就是魯迅漢奸的真實嘴臉。
為人師表卻包養小三,大搞師生戀,亂倫理調戲弟媳。罵人天性源自祖父科舉舞弊,企圖為兒子謀仕途被發現罰處,不感恩朝庭網開一面的不殺之恩,卻養成了罵人為樂的劣根性。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道德約束也不顧,自己拿政府高薪,卻罵別的文化名人是”政府走狗。”這種貨色也配記念!真相慢慢開始大白。連他當漢奸的弟弟都看不起他的人格與偽裝的政治面目,竟然至今還有人替這個民族敗類塗脂抹粉。
這些資料圖書館能查得到,網上也能查得到,卻總有一幫魯粉歪曲事實,為這個人渣歌功頌德,這個漢奸早就該清除出學生課本了。
充分說明,文人相輕。錢鍾書乃清華大學高才文人,他對魯氏族輕淡都在情理之中,因人無完人,魯迅兄弟皆是文人。凡人都有不足之處,可人應該拿自己的短處和別人對照,這才算是有文風、文氣、文骨的文人。
用他夫人楊絳先生一句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我們不與人比,但任何人來比我們都不屑!
請問:錢鍾書有什麼資格看不起魯迅啊?魯迅是世紀中國的文化巨匠,國民精神領袖。錢鍾書雖是文人之瑞,就他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著聖賢書,也不過常人而已。方鴻漸和阿Q,誰也不比誰強。魯迅的高度、深度、廣度,錢鍾書們不可比肩,他們漠視魯迅、微言魯迅,僅是文人相輕和嫉妒,還加雜著些許恩怨,不足為奇……就像揚絳看不上林徽因,但揚絳永遠超不過林徽因。
錢鍾書和魯迅不在一個層次上。魯迅是戰士,錢鍾書是書生。錢老學問深知識廣,但文筆不好。其著作晦澀難懂,泛泛而談,土洋結合,引經據典,沒有突出的重點。他自以為說的很深很透,但卻把讀者引入了迷魂陣,而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