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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在山洞裡獨居的男子。美國地質學家張伯林（1881年-1948年）於1909年來華，拍攝了清朝末年的社會景象。這一年，正是小皇帝溥儀即位的第一個年頭，即宣統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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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漢口城牆外的民居。張伯林拍攝的這些照片，正好展示了溥儀接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大清。清朝雖然在他的任上滅亡，但他本人完全不用負責任，畢竟他只是被推到前臺的娃娃。溥儀即位後，由隆裕太后和醇親王載灃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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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送葬隊伍把紙錢拋向空中。這些照片記錄了基層百姓的生活狀態，不得不說，明顯給人以落後破敗的印象。當時清朝在近代化方面是有一點成績的，但這些近代化因素對普通百姓的輻射非常微弱，他們的生活與百年前並無多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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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北方某城市的街景，兩位婦女裹著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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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北方農村的孩子，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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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3月，理髮攤，周邊人群擁擠。《清朝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帝開始，朝廷的財政收入呈上升趨勢，1903年為1.05億兩，1908年為2.34億兩，1909年為2.63億兩，到1911年已接近3億兩。清末朝廷似乎比“康乾盛世”時期更加“富裕”，但事實上，整個國家陷入了內外交困、危機重重、瀕臨崩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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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4月，農民把糧食運到城裡。朝廷財政收入的增加從何而來？一是向鐵路、輪船、郵政、電報等近代企業徵收新稅種，厘金和關稅持續推進；二是各種苛捐雜稅名目迅速增加，“菸酒加稅，鹽斤加價，整頓契稅牙帖”，“凡肩揹負，日用尋常飲用之物，莫不有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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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火車站周邊的馬車。朝廷的財政收入增加了，財政支出也水漲船高。這些錢花到了哪裡呢？如建設新軍、對外賠款、官辦企業、供皇室揮霍等，都節節攀升。1899年，朝廷支出1.01億兩，1908年支出2.37億兩，到1911年支出已增至3.38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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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牛、馬、驢拉著大車從城牆邊走過。1909年，御史胡思敬奏稱：“自甲午、庚子兩次賠款，民力已岌岌不支。壬寅改練新軍，分攤各省，歲盈千萬，竭澤而漁，勢成孤注。”他認識到，朝廷從民間汲取的財富已經到了極限，再這樣下去，真的要亡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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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6月，黃包車伕吃午飯。在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背景下，朝廷收入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百姓負擔的加重，也就可以想象民生之難。百姓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一個重要的標誌是飲食結構，粗糧、細糧、蔬菜、肉類各佔多少比例？我沒有看到相關數據，但從零星史料中判斷，基層百姓的飲食以粗糧為主，蔬菜和肉類佔比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