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上分析,江蘇究竟與浙江的差距在哪裡?

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上分析,江蘇究竟與浙江的差距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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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趣弹
2019-09-06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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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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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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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貿易

2018年,浙江和江蘇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28519億元和43802.4億元,且兩省均偏重於與“一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一路”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東盟和西亞進出口國家齊頭並進,分別佔”帶路”比重的35.24%和29.26%;江蘇與東盟的經貿往來一頭獨大,佔”帶路”比重的57.12%。

在“一帶”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獨聯體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11.15%;江蘇與中東歐沿線國家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7.55%。此外,浙江和江蘇在對”帶路”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種類也存在差異。浙江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基礎,主要出口日用小商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出口商品以IT部件和加工貿易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重。

(3)區域合作

浙江和江蘇均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建立了產業合作園區。浙江偏重工業和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帶路”國家及北美、非洲等國家合作,建立了12個省級以上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江蘇偏重於加工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一路”國家和非洲國家合作,建立了5個境外產業集聚區,每一產業集聚區有明確的主導產業。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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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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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貿易

2018年,浙江和江蘇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28519億元和43802.4億元,且兩省均偏重於與“一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一路”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東盟和西亞進出口國家齊頭並進,分別佔”帶路”比重的35.24%和29.26%;江蘇與東盟的經貿往來一頭獨大,佔”帶路”比重的57.12%。

在“一帶”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獨聯體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11.15%;江蘇與中東歐沿線國家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7.55%。此外,浙江和江蘇在對”帶路”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種類也存在差異。浙江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基礎,主要出口日用小商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出口商品以IT部件和加工貿易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重。

(3)區域合作

浙江和江蘇均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建立了產業合作園區。浙江偏重工業和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帶路”國家及北美、非洲等國家合作,建立了12個省級以上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江蘇偏重於加工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一路”國家和非洲國家合作,建立了5個境外產業集聚區,每一產業集聚區有明確的主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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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差異的原因

(1)內在原因

第一,經營主體不同。浙江和江蘇在對外貿易上的主要經營主體不同,導致浙江和江蘇在”帶路”建設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浙江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2018年,浙江對外貿易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地位,進出口總額佔比高達71.63%,遠超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江蘇則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在2013年提出”帶路”建設時,外商投資企業已達到60%以上;2018年,浙江在對外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佔比達到62.39%。

第二,產業和商品結構不同。浙江和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領先省份,在融入”帶路”建設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從2013年”帶路”建設提出至2018年,兩省第一、二產業佔比均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其中,江蘇第一產業的佔比略高於浙江,農業合作商具有優勢;浙江與”帶路”國家興建工業產業園區,與第二產業的佔比下降程度明顯高於江蘇存在一定關聯。

浙江和江蘇在進出口貿易方式上有所不同,浙江採用了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為輔的貿易方式,江蘇則採取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並重的貿易方式。兩省在商品結構上存在差異,如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上,浙江機電產品出口遠大於進口,而江蘇的機電產品出口和進口差異不大;浙江在高新技術產品方面的進出口佔比遠遠低於江蘇,這些差異導致浙江和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產業園區建設和進出口重點國家的不同。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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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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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貿易

2018年,浙江和江蘇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28519億元和43802.4億元,且兩省均偏重於與“一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一路”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東盟和西亞進出口國家齊頭並進,分別佔”帶路”比重的35.24%和29.26%;江蘇與東盟的經貿往來一頭獨大,佔”帶路”比重的57.12%。

在“一帶”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獨聯體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11.15%;江蘇與中東歐沿線國家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7.55%。此外,浙江和江蘇在對”帶路”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種類也存在差異。浙江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基礎,主要出口日用小商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出口商品以IT部件和加工貿易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重。

(3)區域合作

浙江和江蘇均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建立了產業合作園區。浙江偏重工業和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帶路”國家及北美、非洲等國家合作,建立了12個省級以上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江蘇偏重於加工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一路”國家和非洲國家合作,建立了5個境外產業集聚區,每一產業集聚區有明確的主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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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差異的原因

(1)內在原因

第一,經營主體不同。浙江和江蘇在對外貿易上的主要經營主體不同,導致浙江和江蘇在”帶路”建設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浙江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2018年,浙江對外貿易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地位,進出口總額佔比高達71.63%,遠超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江蘇則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在2013年提出”帶路”建設時,外商投資企業已達到60%以上;2018年,浙江在對外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佔比達到62.39%。

第二,產業和商品結構不同。浙江和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領先省份,在融入”帶路”建設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從2013年”帶路”建設提出至2018年,兩省第一、二產業佔比均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其中,江蘇第一產業的佔比略高於浙江,農業合作商具有優勢;浙江與”帶路”國家興建工業產業園區,與第二產業的佔比下降程度明顯高於江蘇存在一定關聯。

浙江和江蘇在進出口貿易方式上有所不同,浙江採用了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為輔的貿易方式,江蘇則採取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並重的貿易方式。兩省在商品結構上存在差異,如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上,浙江機電產品出口遠大於進口,而江蘇的機電產品出口和進口差異不大;浙江在高新技術產品方面的進出口佔比遠遠低於江蘇,這些差異導致浙江和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產業園區建設和進出口重點國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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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稟賦和人才資本不同。在自然資源稟賦方面,浙江以山地丘陵為主,江蘇以平原為主,因此,浙江的耕地面積遠小於江蘇的耕地面積;在礦產資源上,浙江煤炭資源、陸域油氣資源極度貧乏,相比之下,江蘇的資源較為豐富。在教育水平方面,江蘇的教育水平高於浙江的教育水平,在2018年研究生招生中,江蘇以6.91萬人遠高於浙江的2.98萬人,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的人才缺口大於江蘇;同時,根據2018年兩省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知,在新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專利申請、專利授權等方面,浙江均落後於江蘇。因此,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也遠高於浙江。

(2)外在原因

第一,國家支持政策不同。2017年3月,國務院批覆成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建立舟山自由貿易港區;2011年,國家批覆義烏成為全國首個縣級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驗區;此外,浙江政府發展寧波舟山港作為對外貿易航運路線的核心港口,並以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為中心、以eWTP為基礎,推進建設跨境電商平臺。相比之下,江蘇並未被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缺少相關國家級支持政策,且未提出核心戰略城市的概念,並未進行明確的城市分工。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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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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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貿易

2018年,浙江和江蘇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28519億元和43802.4億元,且兩省均偏重於與“一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一路”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東盟和西亞進出口國家齊頭並進,分別佔”帶路”比重的35.24%和29.26%;江蘇與東盟的經貿往來一頭獨大,佔”帶路”比重的57.12%。

在“一帶”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獨聯體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11.15%;江蘇與中東歐沿線國家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7.55%。此外,浙江和江蘇在對”帶路”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種類也存在差異。浙江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基礎,主要出口日用小商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出口商品以IT部件和加工貿易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重。

(3)區域合作

浙江和江蘇均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建立了產業合作園區。浙江偏重工業和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帶路”國家及北美、非洲等國家合作,建立了12個省級以上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江蘇偏重於加工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一路”國家和非洲國家合作,建立了5個境外產業集聚區,每一產業集聚區有明確的主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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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差異的原因

(1)內在原因

第一,經營主體不同。浙江和江蘇在對外貿易上的主要經營主體不同,導致浙江和江蘇在”帶路”建設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浙江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2018年,浙江對外貿易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地位,進出口總額佔比高達71.63%,遠超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江蘇則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在2013年提出”帶路”建設時,外商投資企業已達到60%以上;2018年,浙江在對外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佔比達到62.39%。

第二,產業和商品結構不同。浙江和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領先省份,在融入”帶路”建設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從2013年”帶路”建設提出至2018年,兩省第一、二產業佔比均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其中,江蘇第一產業的佔比略高於浙江,農業合作商具有優勢;浙江與”帶路”國家興建工業產業園區,與第二產業的佔比下降程度明顯高於江蘇存在一定關聯。

浙江和江蘇在進出口貿易方式上有所不同,浙江採用了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為輔的貿易方式,江蘇則採取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並重的貿易方式。兩省在商品結構上存在差異,如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上,浙江機電產品出口遠大於進口,而江蘇的機電產品出口和進口差異不大;浙江在高新技術產品方面的進出口佔比遠遠低於江蘇,這些差異導致浙江和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產業園區建設和進出口重點國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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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稟賦和人才資本不同。在自然資源稟賦方面,浙江以山地丘陵為主,江蘇以平原為主,因此,浙江的耕地面積遠小於江蘇的耕地面積;在礦產資源上,浙江煤炭資源、陸域油氣資源極度貧乏,相比之下,江蘇的資源較為豐富。在教育水平方面,江蘇的教育水平高於浙江的教育水平,在2018年研究生招生中,江蘇以6.91萬人遠高於浙江的2.98萬人,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的人才缺口大於江蘇;同時,根據2018年兩省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知,在新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專利申請、專利授權等方面,浙江均落後於江蘇。因此,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也遠高於浙江。

(2)外在原因

第一,國家支持政策不同。2017年3月,國務院批覆成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建立舟山自由貿易港區;2011年,國家批覆義烏成為全國首個縣級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驗區;此外,浙江政府發展寧波舟山港作為對外貿易航運路線的核心港口,並以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為中心、以eWTP為基礎,推進建設跨境電商平臺。相比之下,江蘇並未被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缺少相關國家級支持政策,且未提出核心戰略城市的概念,並未進行明確的城市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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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沿線國家性質不同。東盟和獨聯體是浙江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二者的產業結構形成了較強的互補性。東盟和獨聯體對浙江生產的紡織、小商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尤為熱衷,浙江則需要東盟原木、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型產品。江蘇與”帶路”國家的貿易往來主要集中於東盟和西亞,其中,東盟是江蘇IT零部件的主要來源地,IT加工行業在江蘇貿易中佔據較大份額;西亞主要貿易對象是沙特等石油大國,與江蘇的經濟貿易互補性強。

3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的借鑑意義

(1)加強通道建設,構建立體網絡

浙江和江蘇均位於長江經濟帶,應進一步利用自身位於長江下游的優勢,在”帶路”建設中爭取兩省優勢互補、相互學習,加強海運、空運、鐵路和網絡通道建設,構建海上、路上、空中、網上的立體網絡。浙江應進一步推進集江、海、河、鐵路、公路和航空等六位一體的“義甬舟開放大通道”建設;江蘇應進一步將連雲港打造成為集江海聯運、海鐵聯運和航空運輸為一體的戰略核心,輔助以南京、徐州、南通等城市,形成一核多點戰略。

當前,”帶路”建設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思路、新舉措、新願景和新國策。其中,浙江和江蘇均位於”帶路”海陸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發達的科技水平,在”帶路”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典型的代表意義。今天,我們就對兩省”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比較分析。

1浙江與江蘇”帶路”的建設差異

(1)通道建設

浙江和江蘇結合”帶路”交匯點建設,提出海上、陸上、空中、網上四位一體的通道聯動建設,但在這四個方面的”帶路”建設又存在差異。

第一,海上方面。浙江以寧波舟山港為核心,至2019年已與”帶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90多條集裝箱航線,其中,東盟和西亞是重點合作區;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了13條路線,涵蓋了安徽、雲南、江蘇、新疆等15個省(區、市)、46個地級市。江蘇以連雲港為核心,在海運方面主要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合作,經貿往來對象主要是東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國內航運線路主要集中於上海、重慶等長江一帶沿海城市,由此可見,連雲港相較於寧波舟山港,航線覆蓋面更小且分佈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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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陸上方面。浙江和江蘇都大力建設中歐班列和中亞班列的鐵路建設。浙江以義烏無水港為核心,“義新歐”班列為基礎,2018年“義新歐”班列共開行320列。江蘇內連雲港、徐州、南京、蘇州四個城市多點開花,2018年“蘇滿歐”班列共開行150列以上,可見浙江開行班列明顯多於江蘇。此外,浙江和江蘇的班列沿線國家和城市分別為16個和11個,前者比後者數量更多、範圍更廣。

第三,空中方面。浙江擁有7個機場,其中,3個為國際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6539萬人次;江蘇擁有9個機場,均為國際機場,另有1個國際機場在建,擁有華東地區最大數量和最高密度的機場,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5164.6萬人次,略少於浙江。

第四,網上方面。浙江和江蘇均致力於打造跨境電商平臺,實現貿易往來簡便化。浙江以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試驗區為基礎,以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利用阿里天貓發展”帶路”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新零售,並加快引進國際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江蘇利用IT零部件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優勢,以蘇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中心,進一步打造跨境電商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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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外貿易

2018年,浙江和江蘇進出口總額分別達到28519億元和43802.4億元,且兩省均偏重於與“一路”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在“一路”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東盟和西亞進出口國家齊頭並進,分別佔”帶路”比重的35.24%和29.26%;江蘇與東盟的經貿往來一頭獨大,佔”帶路”比重的57.12%。

在“一帶”沿線國家層面上,浙江與獨聯體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11.15%;江蘇與中東歐沿線國家的交易較多,佔”帶路”比重的7.55%。此外,浙江和江蘇在對”帶路”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種類也存在差異。浙江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基礎,主要出口日用小商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江蘇出口商品以IT部件和加工貿易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重。

(3)區域合作

浙江和江蘇均在境外投資過程中建立了產業合作園區。浙江偏重工業和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帶路”國家及北美、非洲等國家合作,建立了12個省級以上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江蘇偏重於加工業,主要與東盟為主的“一路”國家和非洲國家合作,建立了5個境外產業集聚區,每一產業集聚區有明確的主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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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差異的原因

(1)內在原因

第一,經營主體不同。浙江和江蘇在對外貿易上的主要經營主體不同,導致浙江和江蘇在”帶路”建設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浙江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2018年,浙江對外貿易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地位,進出口總額佔比高達71.63%,遠超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江蘇則以外商投資企業為主要經營主體,在2013年提出”帶路”建設時,外商投資企業已達到60%以上;2018年,浙江在對外貿易中,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佔比達到62.39%。

第二,產業和商品結構不同。浙江和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領先省份,在融入”帶路”建設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從2013年”帶路”建設提出至2018年,兩省第一、二產業佔比均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其中,江蘇第一產業的佔比略高於浙江,農業合作商具有優勢;浙江與”帶路”國家興建工業產業園區,與第二產業的佔比下降程度明顯高於江蘇存在一定關聯。

浙江和江蘇在進出口貿易方式上有所不同,浙江採用了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為輔的貿易方式,江蘇則採取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並重的貿易方式。兩省在商品結構上存在差異,如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上,浙江機電產品出口遠大於進口,而江蘇的機電產品出口和進口差異不大;浙江在高新技術產品方面的進出口佔比遠遠低於江蘇,這些差異導致浙江和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產業園區建設和進出口重點國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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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稟賦和人才資本不同。在自然資源稟賦方面,浙江以山地丘陵為主,江蘇以平原為主,因此,浙江的耕地面積遠小於江蘇的耕地面積;在礦產資源上,浙江煤炭資源、陸域油氣資源極度貧乏,相比之下,江蘇的資源較為豐富。在教育水平方面,江蘇的教育水平高於浙江的教育水平,在2018年研究生招生中,江蘇以6.91萬人遠高於浙江的2.98萬人,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的人才缺口大於江蘇;同時,根據2018年兩省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可知,在新認定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專利申請、專利授權等方面,浙江均落後於江蘇。因此,江蘇與”帶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也遠高於浙江。

(2)外在原因

第一,國家支持政策不同。2017年3月,國務院批覆成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建立舟山自由貿易港區;2011年,國家批覆義烏成為全國首個縣級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驗區;此外,浙江政府發展寧波舟山港作為對外貿易航運路線的核心港口,並以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為中心、以eWTP為基礎,推進建設跨境電商平臺。相比之下,江蘇並未被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缺少相關國家級支持政策,且未提出核心戰略城市的概念,並未進行明確的城市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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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沿線國家性質不同。東盟和獨聯體是浙江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二者的產業結構形成了較強的互補性。東盟和獨聯體對浙江生產的紡織、小商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尤為熱衷,浙江則需要東盟原木、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型產品。江蘇與”帶路”國家的貿易往來主要集中於東盟和西亞,其中,東盟是江蘇IT零部件的主要來源地,IT加工行業在江蘇貿易中佔據較大份額;西亞主要貿易對象是沙特等石油大國,與江蘇的經濟貿易互補性強。

3浙江與江蘇”帶路”建設的借鑑意義

(1)加強通道建設,構建立體網絡

浙江和江蘇均位於長江經濟帶,應進一步利用自身位於長江下游的優勢,在”帶路”建設中爭取兩省優勢互補、相互學習,加強海運、空運、鐵路和網絡通道建設,構建海上、路上、空中、網上的立體網絡。浙江應進一步推進集江、海、河、鐵路、公路和航空等六位一體的“義甬舟開放大通道”建設;江蘇應進一步將連雲港打造成為集江海聯運、海鐵聯運和航空運輸為一體的戰略核心,輔助以南京、徐州、南通等城市,形成一核多點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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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資源整合,加快產業升級

長江經濟帶包括浙江和江蘇等多個全國經濟發展前列的省份,應充分整合沿線省份的高水平教育資源、企業技術中心、科研院所等高水平科教資源,增加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長江經濟帶的價值。浙江已在”帶路”建設中改善自身產業結構,但仍需加強與”帶路”沿線國家和長江經濟帶等省份的科教資源共享,加強自身科研創新能力,提高自己出口產品的技術性。江蘇則應繼續充分利用豐富的科研資源,借鑑浙江經驗,發揮民營企業的經濟活力,並加強與”帶路”沿線國家的產業互補,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

(3)加強規劃協調,區域協同發展

2018年,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共同成立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對外投資合作發展聯盟,為區域協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務平臺,促進了各省與”帶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活動。浙江、江蘇兩省政府乃至長江經濟帶各省政府,應歸納總結自省的優勢和弊端,加強各省之間人才、貿易等方面的交流,對內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動力轉換,對外統籌江、海、河、公路、鐵路和航空等有機融合,結合”帶路”建設背景,培育國際經濟合作競爭區域新優勢。

陆燕青
2019-12-24

筆者祖籍浙江,出生於上海,現定居江蘇。感覺江浙兩省確實差異較大,江蘇在GDP總量上超過浙江,但浙江如果將省外資產、海外資產統計在內或反超江蘇。

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江蘇以40821.2億元名列亞軍,浙江以23383億元名列第四;江蘇上半年人均GDP為51035元,浙江上半年人均GDP為41830;江蘇人口7998萬,浙江人口5590萬。從GDP總量以及人均收入來看,江蘇明顯超過浙江。

然而,“天下浙商”。江蘇的GDP中,含有浙江商人及企業家的貢獻,估計佔有相當的比例。據說,上海50%的民營企業均為浙江商人開辦,江蘇省內由浙江人開辦的企業比比皆是,而江蘇人到浙江去創業的人數相對比較少。

江蘇的國有企業規模遠遠超過浙江。比如揚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集團、徐工機械等等;相對而言,浙江民營企業更加發達,比如阿里巴巴、雅戈爾、吉利、綠城等等。在娛樂方面,浙江衛視收視率超過江蘇衛視;浙江藝術、影視明星的數量及知名度亦超過江蘇。

在經濟發展征途上,江蘇創立“蘇南模式”,使得蘇錫常一帶趕上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而浙江則創立了“溫州模式”、“紹興柯橋模式”、“義烏小商品模式”。2016年江蘇私人汽車擁有量為1070萬輛、浙江為977萬輛,浙江的人均擁有量超過江蘇。吳越兩省各地的發展模式確實差異很大,各有千秋、各領風騷。

在地級市方面,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前20位中,江蘇有南京、蘇州、無錫、南通四個城市,而浙江僅有杭州、寧波兩城。在縣級市方面,江蘇的崑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四個城市囊括了全國排名前四位。

然而,浙江向來有藏富於民的習慣,吳越兩省你追我趕,將來還有很多未知數!

筆者祖籍浙江,出生於上海,現定居江蘇。感覺江浙兩省確實差異較大,江蘇在GDP總量上超過浙江,但浙江如果將省外資產、海外資產統計在內或反超江蘇。

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江蘇以40821.2億元名列亞軍,浙江以23383億元名列第四;江蘇上半年人均GDP為51035元,浙江上半年人均GDP為41830;江蘇人口7998萬,浙江人口5590萬。從GDP總量以及人均收入來看,江蘇明顯超過浙江。

然而,“天下浙商”。江蘇的GDP中,含有浙江商人及企業家的貢獻,估計佔有相當的比例。據說,上海50%的民營企業均為浙江商人開辦,江蘇省內由浙江人開辦的企業比比皆是,而江蘇人到浙江去創業的人數相對比較少。

江蘇的國有企業規模遠遠超過浙江。比如揚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集團、徐工機械等等;相對而言,浙江民營企業更加發達,比如阿里巴巴、雅戈爾、吉利、綠城等等。在娛樂方面,浙江衛視收視率超過江蘇衛視;浙江藝術、影視明星的數量及知名度亦超過江蘇。

在經濟發展征途上,江蘇創立“蘇南模式”,使得蘇錫常一帶趕上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而浙江則創立了“溫州模式”、“紹興柯橋模式”、“義烏小商品模式”。2016年江蘇私人汽車擁有量為1070萬輛、浙江為977萬輛,浙江的人均擁有量超過江蘇。吳越兩省各地的發展模式確實差異很大,各有千秋、各領風騷。

在地級市方面,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前20位中,江蘇有南京、蘇州、無錫、南通四個城市,而浙江僅有杭州、寧波兩城。在縣級市方面,江蘇的崑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四個城市囊括了全國排名前四位。

然而,浙江向來有藏富於民的習慣,吳越兩省你追我趕,將來還有很多未知數!

江蘇江陰華西村文明天下

筆者祖籍浙江,出生於上海,現定居江蘇。感覺江浙兩省確實差異較大,江蘇在GDP總量上超過浙江,但浙江如果將省外資產、海外資產統計在內或反超江蘇。

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江蘇以40821.2億元名列亞軍,浙江以23383億元名列第四;江蘇上半年人均GDP為51035元,浙江上半年人均GDP為41830;江蘇人口7998萬,浙江人口5590萬。從GDP總量以及人均收入來看,江蘇明顯超過浙江。

然而,“天下浙商”。江蘇的GDP中,含有浙江商人及企業家的貢獻,估計佔有相當的比例。據說,上海50%的民營企業均為浙江商人開辦,江蘇省內由浙江人開辦的企業比比皆是,而江蘇人到浙江去創業的人數相對比較少。

江蘇的國有企業規模遠遠超過浙江。比如揚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集團、徐工機械等等;相對而言,浙江民營企業更加發達,比如阿里巴巴、雅戈爾、吉利、綠城等等。在娛樂方面,浙江衛視收視率超過江蘇衛視;浙江藝術、影視明星的數量及知名度亦超過江蘇。

在經濟發展征途上,江蘇創立“蘇南模式”,使得蘇錫常一帶趕上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而浙江則創立了“溫州模式”、“紹興柯橋模式”、“義烏小商品模式”。2016年江蘇私人汽車擁有量為1070萬輛、浙江為977萬輛,浙江的人均擁有量超過江蘇。吳越兩省各地的發展模式確實差異很大,各有千秋、各領風騷。

在地級市方面,2017年上半年全國GDP排名前20位中,江蘇有南京、蘇州、無錫、南通四個城市,而浙江僅有杭州、寧波兩城。在縣級市方面,江蘇的崑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四個城市囊括了全國排名前四位。

然而,浙江向來有藏富於民的習慣,吳越兩省你追我趕,將來還有很多未知數!

江蘇江陰華西村文明天下

浙江衛視明星薈萃

刘树才PE
2019-12-29

本人出生在甘肅,在甘肅生活近30年,於94年在江蘇常州短暫工作,見識了蘇南模式的蓬勃發展。也曾與97~98年在瀋陽和大慶短暫工作,體驗了貴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老工業區走向頹勢的痛苦。99~2016年在深圳工作生活,參與並見證了深圳的奇蹟般發展。2017年來到杭州,正在體會浙江模式的神奇。在這期間,去過除西藏新疆青海三省區以外的所有省份的大部分城市。自認為對題主的問題有發言權。以下是我對蘇浙兩省經濟發展的看法,可能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求蘇浙兩省的朋友看後輕虐。

先說說江蘇:作為中國最富庶的地區,解放前這裡已經是中國少數初步實現工業化的地方,其工商業基礎相當雄厚。解放後,由於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眷顧這個省份,國家重點項目很少落地在這裡,反而將很多企業連根拔起,遷到大西北和大西南,抽調了大批技術人員支邊,使得江蘇經濟在原地徘徊,終於在文革結束是,變得跟大部分落後省份一樣窮。

改革開放初期,江蘇的領導應該屬於保守派,全面性改革舉措根本沒有,國有企業改革成果乏善可陳。好在江蘇人整體的高素質加上緊鄰上海,上海雄厚的工業規模和強大的人才實力催生的‘星期六工程師’現象,一舉催生了江蘇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的崛起,加上當年出去支邊的技術人員這個時候大部分成了所在企業的領導,為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獲取內地國企的訂單提供了很多便利,使得‘蘇南模式’火遍大江南北,風頭一時無兩。

這個模式為江蘇打造了規模龐大的中小型製造業基礎,積累了數量驚人的產業工人資源。如果不是94年朱總理清理國企三角債,啟動國企改革,江蘇的蘇南模式還會狂奔一些時日。

但是,國企改革是痛苦的。國企職工被砸了鐵飯碗,領導被砸了鐵交椅,混日子的被砸了鐵工資,痛苦吧?

其實,他們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蘇南模式,是江蘇數不清的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他們有多慘,根本沒法描述。大量企業關門停產,大筆貨款無法回收,大量庫存無法消化。用哀鴻遍野來形容決不誇張。

此後,江蘇用了至少十年時間,才勉強消化了這次打擊。在此期間,有兩個模式成為江蘇經濟再次起飛的支柱:崑山模式和華西村模式。這兩個模式有何特點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展開了。

時至今日,江蘇仍然牢牢佔據第二經濟強省的寶座,發達程度仍保持在第一集團。

江蘇的不足:從歷史上看,江蘇在脫貧和小康階段,辦法多,幹勁大,效果好。但是,江蘇最缺乏一種精神,一種敢為天下先的創造精神!江蘇省,佔據了全國最好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基礎,擁有最好的底蘊,最高的起點。江蘇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完全應該做得更好。

現在的江蘇,就像一個常年考第一的學霸,先被插班生廣東超越,一肚子委屈。主要科目又被同桌浙江超越,心裡不爽到極點!

(先寫這些吧,看看閱讀量,如果沒啥人看,後面就不寫了)

推窗见亮
2019-12-25

謝邀!

江蘇和浙江兩省不同的地方我都呆過幾年,而且還交了幾個朋友,感覺江浙兩省在經濟層面確實有一定的差異性。

謝邀!

江蘇和浙江兩省不同的地方我都呆過幾年,而且還交了幾個朋友,感覺江浙兩省在經濟層面確實有一定的差異性。

首先是濟發展的結構不同:江蘇以大企業為支撐拉動經濟發展並且國企比浙江要多,國企規模自不比說,即使民企也是以大型企業或是合資企業為主。如江陰的華西村集團號稱中國第一村、而蘇州是以合資的大型電子廠為主,是蘇州的主要經濟支撐;浙江經濟主要是以小型民營經濟為主,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草根創業的主要代表區域。在浙江的溫州、義烏、寧波、台州等地幾乎每家都是一個小工廠,各自承接產業鏈上某個細分領域,最終形成聚群效應。義烏的小商品,溫州的皮鞋,永康的五金都是這樣一步步友發展班壯大的。

謝邀!

江蘇和浙江兩省不同的地方我都呆過幾年,而且還交了幾個朋友,感覺江浙兩省在經濟層面確實有一定的差異性。

首先是濟發展的結構不同:江蘇以大企業為支撐拉動經濟發展並且國企比浙江要多,國企規模自不比說,即使民企也是以大型企業或是合資企業為主。如江陰的華西村集團號稱中國第一村、而蘇州是以合資的大型電子廠為主,是蘇州的主要經濟支撐;浙江經濟主要是以小型民營經濟為主,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草根創業的主要代表區域。在浙江的溫州、義烏、寧波、台州等地幾乎每家都是一個小工廠,各自承接產業鏈上某個細分領域,最終形成聚群效應。義烏的小商品,溫州的皮鞋,永康的五金都是這樣一步步友發展班壯大的。

其次是兩省的商人的經商理念和行為的不同:浙江商人相對來說捕捉商機眼光更敏銳、膽子更大、比較能夠吃苦、精於算計、特別注重成本控制,這種特質尤其以溫州人和寧波人最為明顯。這使得不僅國內各地都很容易看到浙商身影,世界很多地方同樣有大量浙商的存在,電視劇《溫州一家人》就反應的比較形象;江蘇商人這些方面就顯得比較持重一些,但給人有點拽的映像,相對來說沒有浙商好接觸。但正是二者的這種區別造成了浙江產的商品水貨較多,浙江人好投機,在國人心中成了揮之不去的影陰。

謝邀!

江蘇和浙江兩省不同的地方我都呆過幾年,而且還交了幾個朋友,感覺江浙兩省在經濟層面確實有一定的差異性。

首先是濟發展的結構不同:江蘇以大企業為支撐拉動經濟發展並且國企比浙江要多,國企規模自不比說,即使民企也是以大型企業或是合資企業為主。如江陰的華西村集團號稱中國第一村、而蘇州是以合資的大型電子廠為主,是蘇州的主要經濟支撐;浙江經濟主要是以小型民營經濟為主,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草根創業的主要代表區域。在浙江的溫州、義烏、寧波、台州等地幾乎每家都是一個小工廠,各自承接產業鏈上某個細分領域,最終形成聚群效應。義烏的小商品,溫州的皮鞋,永康的五金都是這樣一步步友發展班壯大的。

其次是兩省的商人的經商理念和行為的不同:浙江商人相對來說捕捉商機眼光更敏銳、膽子更大、比較能夠吃苦、精於算計、特別注重成本控制,這種特質尤其以溫州人和寧波人最為明顯。這使得不僅國內各地都很容易看到浙商身影,世界很多地方同樣有大量浙商的存在,電視劇《溫州一家人》就反應的比較形象;江蘇商人這些方面就顯得比較持重一些,但給人有點拽的映像,相對來說沒有浙商好接觸。但正是二者的這種區別造成了浙江產的商品水貨較多,浙江人好投機,在國人心中成了揮之不去的影陰。

最後要說的是江浙兩省都屬於經濟發達省份,雖然江蘇名義GDP一直領先於浙江,但是蘇北經濟條件還很差,甚至不如很多中部身份,發展很不平衡,需要補短板。浙江省發展相對均衡,雖GDP總量落後於江蘇,由於它的資產在省外分佈較多,綜合實力應不輸於江蘇,但以溫州那種模式為代表的發展方式現已走到盡頭,以後不再有發展優勢,在新時代裡亟需轉型。

茶亲3
2019-12-04

我是江蘇人,但是在浙江工作過幾年,我從下面幾個方面比較,

1.經濟總量上江蘇比浙江高,除了因為人口多創造外,企業的主體江蘇以大型國企,外企巨多,而浙江的私企為多,中央也曾經在江蘇模式和浙江經濟模式中選擇推廣,浙江模式大膽創新但是過於冒進和急功近利不適合長久以及全國的推廣。

2.人民富裕程度上,平均人口浙江應強於江蘇,江蘇人的敢闖敢精神不如浙江人,浙江人比江蘇人團結尤其是在外能夠抱團,江蘇人則不是,同一個江蘇都要分開個蘇南蘇北。

3.長遠潛力上江蘇比浙江更有潛力,一是國家對江蘇的經濟模式平穩長遠適合向其他地方推廣,二是江蘇的教育尤其是江蘇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的投入上,對子女教育的境界上強於浙江,再過個10年就能看到差距。

4.總之,有個比較不是為了比,最好是能互相學習長處,江浙江浙本是一體的呵呵

用户8502535492026
2019-12-11

作為一個江浙人,自古江浙是一家,感同身受。若非要從經濟發展的層面分析,僅僅只是差異,而不是差距。浙人說浙商無處不在,蘇人說蘇商賈天下。當年李源潮書記曾講過,全面向浙江學習;曾經主政並提出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的李強書記也充分肯定了廣大浙商在江蘇發展所作的貢獻。然而當下的比較,大家總離不開GDP,以及曾經的各種靜態數據及城市排名,然後蘇人與浙人對著槓,頗失我們江浙人的大國民風範。江浙國土面積相近,但人口、地勢、教育、文化、習俗、交通等不同,就算抓住一個不變量,其餘全是變量,比較有結果?同樣是浙商,也分甬商、溫商、臺商、湖商等,怎堪一個投機兩字去強概?同樣是商會,浙商會與蘇商會,運行機制差別太大;同樣是省會,南京與杭州,定位大不同,難道唯一的GDP能夠衡量?今天的江浙,無疑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機遇,尤其是江蘇的沿海大開發戰略、長江經濟帶、淮海城市圈的發展風起雲湧,與浙江的大灣區戰略規劃建設揚帆起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理解共同促進融合發展,憑藉江浙人的智慧,必將成為高端裝備、人工智能、納米技術、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的世界先進科技及製造集群基地,也必將為江浙滬、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作出偉大的貢獻!

镇江嗨说
2019-12-29

這個問題不能從單方面來談這個問題,江蘇的GDP比浙江高,但是浙江人的總體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比江蘇人好,可能是浙江人比較想的開,比較捨得花錢,若論居民實際富裕程度,浙江應該排名第一!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人均汽車擁有量、消費水平和民居等方面看出來。浙江境內除了衢州未到外,其它各地級以上城市和超過一半縣城,近十分之一的鎮都有去過。

廣東比較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特別是珠三角。江蘇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蘇南和沿江江北一帶。山東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山東半島及北部沿海到東營一帶。但是,就居民的整體富裕程度,這四個省,浙江要相對平均得多。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浙江幾乎全民皆商,且很多家庭即使務農,也有其它非主業收入來源,且,根本無法統計,而民營私營經濟為主的浙江,歷來就有少報瞞報的傳統。所以,從數據上看,浙江的GDP數據整體偏低,不能真實地反映居民的實際收入狀況。

另外,以江蘇為例,江蘇的經濟產出中登記在冊的企業產出,這種產出相對來說更便於統計。蘇南地區有很多企業都是代加工企業,產業的技術含量並不高,相應的經濟附加值也就並不高。所以,即使是江蘇最富裕的蘇南地區,和浙江沿海居民的富裕程度相比,還是差距明顯!

這個問題不能從單方面來談這個問題,江蘇的GDP比浙江高,但是浙江人的總體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比江蘇人好,可能是浙江人比較想的開,比較捨得花錢,若論居民實際富裕程度,浙江應該排名第一!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人均汽車擁有量、消費水平和民居等方面看出來。浙江境內除了衢州未到外,其它各地級以上城市和超過一半縣城,近十分之一的鎮都有去過。

廣東比較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特別是珠三角。江蘇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蘇南和沿江江北一帶。山東富裕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山東半島及北部沿海到東營一帶。但是,就居民的整體富裕程度,這四個省,浙江要相對平均得多。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浙江幾乎全民皆商,且很多家庭即使務農,也有其它非主業收入來源,且,根本無法統計,而民營私營經濟為主的浙江,歷來就有少報瞞報的傳統。所以,從數據上看,浙江的GDP數據整體偏低,不能真實地反映居民的實際收入狀況。

另外,以江蘇為例,江蘇的經濟產出中登記在冊的企業產出,這種產出相對來說更便於統計。蘇南地區有很多企業都是代加工企業,產業的技術含量並不高,相應的經濟附加值也就並不高。所以,即使是江蘇最富裕的蘇南地區,和浙江沿海居民的富裕程度相比,還是差距明顯!

光芒万丈34957
2019-06-04

如果按戰法上講,江蘇是正規軍,浙江是游擊隊,正規軍的打法是步步為營,游擊隊的打法是機動靈活,正規軍打法講究人和,游擊隊打法講究人傑。

江蘇是以大型企業為主,小型企業為輔發展經濟,浙江是以小型企業為主,大型企業為輔,一個是美國式壟斷經營,一個是德國式靈活經營。

當一個企業做到大到不能倒時,依附在它周圍的小企業就被大樹遮住了陽光,不能長大,失去了活力。

當一個大企業是靠無數小企業給你機會才能做大時,這會珍惜這無數小企業,去服務它們。

江蘇就如同京東和蘇寧,規模很大可利潤很低,浙江就如阿里,規模不大,可利潤很高,可以容的下天下所有小企業,京東只有讓自己成功別人才能跟著成功,阿里是讓別人成功才能成功自己。

江蘇人打仗講究團隊作戰,只要領隊的人不出錯誤判斷,就能達到目的,如果領隊的人出現錯誤路線,整個團隊就被帶到溝裡。

浙江人打仗講究小團隊作戰,不怕輸只怕沒人會帶隊,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優勝劣態中找到最強的人,所有小團隊都讓他指揮。

江蘇是集體經濟,個人經濟服從集體經濟,浙江是個人經濟,個人經濟引導集體經濟,所以江蘇經濟強大而人均不如浙江,浙江經濟靈活多變,人均超過江蘇。

财经知识局
2019-10-17

從整體的經濟實力上來看,江蘇明顯領先於浙江。這一點可以從多個宏觀經濟數據得到印證,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貨物進出口總額、財政收入。

2017年江蘇省GDP為85900億元,排名全國第二,浙江為51768億元,排名全國第四。兩省的差距一目瞭然,江蘇領先浙江3.4億——相當於一個湖南的經濟總量。

從整體的經濟實力上來看,江蘇明顯領先於浙江。這一點可以從多個宏觀經濟數據得到印證,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貨物進出口總額、財政收入。

2017年江蘇省GDP為85900億元,排名全國第二,浙江為51768億元,排名全國第四。兩省的差距一目瞭然,江蘇領先浙江3.4億——相當於一個湖南的經濟總量。

不僅僅是GDP,在人均GDP方面,江蘇也已經反超了浙江,名列我國各省之首(不包含直轄市),浙江則在其後。

但為什麼在中國人的整體印象中,浙江要比江蘇更富呢?其實不僅是印象,實際上浙江的居民收入是比江蘇更高。這一點官方公佈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

2017年江蘇省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024元。浙江則明顯高一個檔次,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46元,比江蘇高20%。

從整體的經濟實力上來看,江蘇明顯領先於浙江。這一點可以從多個宏觀經濟數據得到印證,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貨物進出口總額、財政收入。

2017年江蘇省GDP為85900億元,排名全國第二,浙江為51768億元,排名全國第四。兩省的差距一目瞭然,江蘇領先浙江3.4億——相當於一個湖南的經濟總量。

不僅僅是GDP,在人均GDP方面,江蘇也已經反超了浙江,名列我國各省之首(不包含直轄市),浙江則在其後。

但為什麼在中國人的整體印象中,浙江要比江蘇更富呢?其實不僅是印象,實際上浙江的居民收入是比江蘇更高。這一點官方公佈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

2017年江蘇省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024元。浙江則明顯高一個檔次,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46元,比江蘇高20%。

為何江蘇省,在GDP和人均GDP都高於浙江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反而低於浙江呢?根本原因是兩者選擇了不同的發展模式。

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用蘇南模式加以概括,而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稱之為溫州模式。這兩種模式有什麼特點呢?形象的一點說蘇聯模式是正規軍,規模大容易把量搞上去,而溫州模式是游擊隊,規模不大,但靈活有效,人人蔘與。

這一點可以從兩省知名企業家的數量看得出來。

從整體的經濟實力上來看,江蘇明顯領先於浙江。這一點可以從多個宏觀經濟數據得到印證,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貨物進出口總額、財政收入。

2017年江蘇省GDP為85900億元,排名全國第二,浙江為51768億元,排名全國第四。兩省的差距一目瞭然,江蘇領先浙江3.4億——相當於一個湖南的經濟總量。

不僅僅是GDP,在人均GDP方面,江蘇也已經反超了浙江,名列我國各省之首(不包含直轄市),浙江則在其後。

但為什麼在中國人的整體印象中,浙江要比江蘇更富呢?其實不僅是印象,實際上浙江的居民收入是比江蘇更高。這一點官方公佈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

2017年江蘇省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024元。浙江則明顯高一個檔次,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46元,比江蘇高20%。

為何江蘇省,在GDP和人均GDP都高於浙江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反而低於浙江呢?根本原因是兩者選擇了不同的發展模式。

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用蘇南模式加以概括,而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稱之為溫州模式。這兩種模式有什麼特點呢?形象的一點說蘇聯模式是正規軍,規模大容易把量搞上去,而溫州模式是游擊隊,規模不大,但靈活有效,人人蔘與。

這一點可以從兩省知名企業家的數量看得出來。

浙江人愛做生意,善於做生意,不管是生意大還是生意小,他們都願意做。如此龐大的經商規模,自然有出類拔萃的,比如馬雲、郭廣昌、李書福、宗慶後、丁磊,以上幾個已經成為了全國知名企業家,並且他們把主要的,經營場地設在了浙江。

江蘇知名企業家有劉強東、俞敏洪、張近東、徐文榮等,但數量和實力都沒法浙江的知名企業家相比,並且像劉強東、俞敏洪等企業家並沒有把企業設在江蘇,嚴格意義上,他們不是江蘇本土培養出來的企業家。

自漂自流
2019-10-24

這個問題本身就容易招口水,應該是江蘇和浙江的差異更合適。現階段,江蘇和浙江之間真的談不上差距。

江浙在全國地他地區看來,往往是在一起的。這兩個省也是中國傳統發達地區。尤其是蘇南和浙江是嘉興,杭州,湖州一代吳語區。兩個省相比各有千秋,特點鮮明。論綜合實力的話還是江蘇強。

江蘇是全國發展最為均衡的省份,全省十三地級市全部入圍全國百強。江蘇的地理位置,地理條件在全國範圍內也無出其右。全省幾乎都是平原地區。河網密佈,長江,大運河,淮河,太湖,黃海,鐵路樞紐南京,徐州,為江蘇帶來了得天獨厚的地理髮展環境。相比之下,浙江全省丘陵地區為住,只有太湖流域的嘉湖平原地勢較好。歷史文化方面,江浙文人集團從明代開始就是朝廷中的一大集團,基本上是互相抱團取暖,明清的狀元基本上也是江浙出的多。這方面沒啥比較,半斤八兩,江蘇人口多數量有優勢。現階段江蘇有著領先全國的基礎教育,和數量眾多的高等院校,這方面浙江無法相比。

經濟結構方面,浙江民營經濟更為活躍,近年來杭州的互聯網經濟也風起雲湧。而江蘇更多的是依託製造業,結合外資和國有資本三足鼎立。體量上江蘇強,民營經濟浙江領先全國。

政治因素方面,江蘇明顯領先於浙江。雖然浙江有兩個副省級城市。但江蘇的南京其政治地位不是杭州可比(歷史原因:),蘇州無錫這對地級市裡的巨無霸,也不是一般城市能夠比較的。另外江蘇連續產出的領導人也是一大助理,看看潤揚大橋,泰州大橋,泰州醫藥城,泰州大橋可以腦補下。

兩省說不上誰強誰潤,浙江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線,藏富於民,且浙江商人敢闖敢拼,走出了浙江人自己的路。而江蘇勝在均衡的綜合實力,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地理,交通,人口,歷史都位於全國前列。改革初期蘇南模式也是唱響了企業改革的第一聲。

江浙在外都是一家,兩省一衣帶水,交流頻繁,客觀的看清自身優勢劣勢,不需要非要找出誰與誰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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