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這個話題我覺得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值得思考。一是感性的，就是加繆這個人為什麼這樣想?二是理性的，就是中西哲學在人類生存意義上的差異。首先談第一個問題。加繆是一個法國作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德國哲學家，在他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四十七年生命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是戰勝國，一次是戰敗國，他在法國投降的巴黎小報工作，這種巨大的反差，很容易使他產生人生無常的挫敗感。第二個問題，中西方哲學的差別，最顯著的是中國人的哲學是循環的，周而復始，物極必反。而西方哲學是單極的，窮追至極，不知所終。周而復始給人以希望，窮追至極讓人很絕望。另一點，人生存的價值，中國人是把個體生命價值放在人類整體利益來考慮的，老子所謂天長地久，非以其無私耶，故能存其私。而西方是把個體生命價值與整體剝離開來單獨研究的，我思故我在。所以當單極的思維模式，遇上感性的社會環境，而獨舔作自身的傷口，自殺是必然的選擇。可怕的是現在人類社會在西方哲學的驅趕下，向頭怪獸直向南牆衝去。時代呼喚東方哲學的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確實是個值得思考的話題。
加繆的“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這句話真是太有名了！在中國，喜歡他的讀者沒有不知道的。
加繆的哲學不是本體論哲學，他不關心形而上學的東西，雖然他寫過一篇研究形而上學的論文。他的哲學是人生哲學，探討的是人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他的結論是人的生存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世界是荒誕的，生存的本質也是荒誕的，或者說荒誕在生活與世界兩者之間。
《局外人》是加繆的代表作，小說裡有一句話：“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做的選擇都毫無意義，因為死亡遲早會來。”傳記作家理查德·坎伯給出的解釋是：“因為人固有一死，所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做的選擇，在超出人類的個體利益（即需要、慾望、偏愛、希望等）意義之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個解釋並沒有否定生活本身的意義，坎伯只是說人的選擇和行為在上帝、命運、永恆價值、自然權利和歷史規律那裡沒有意義。但是問題在於如果生活有其自在目的，那麼為什麼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自殺呢？
人不是沒有過幸福生活的可能，況且很多人正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人類的幸福很脆弱也很短暫。帕斯卡爾，這位令加繆為之著迷的17世紀基督教思想家在其傳世之作《思想錄》中曾經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即每當想到人類脆弱不堪而且終有一死的自然困境，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安慰我們自己，就會悲從中來。
想必加繆還受到過帕斯卡爾那個著名的 “死囚”比喻的影響，《局外人》也好，《卡利古拉》也好，《鼠疫》也好，所有的人設與空間都與死亡有關。帕斯卡爾的那個比喻是：一大群披枷帶鎖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們之中天天都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而那些活下來的人就從他們同伴的命運裡看到了自己的命運，他們充滿悲痛而又毫無希望地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著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境況的縮影。”
既然人終有一死，那麼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呢？加繆說，“自殺只不過是承認生活著並不‘值得’”。“一個人自願地去死，則說明這個人認識到——即使是下意識的——習慣不是一成不變的，認識到人活著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認識到日常行為是無意義的，遭受痛苦也是無用的。“
不過，這種因為生活不值得一過而自殺的現象只是自殺表現的一種。加繆稱之為“肉體上的自殺“，或者”普通的自殺“。對此，他的態度是堅決否定的。他給出的思考是，人不能自殺，荒誕與虛無不必然就推論出自殺。當世界繼續以非理性與沉默的方式向人類展示其冷漠的面貌，人不應因“人皆有一死”或“萬事虛空”“虛空的虛空”諸如此類的慮念而糾結甚至被壓垮。
加繆不僅不接受“肉體上的自殺“，而且對另一種自殺——加繆稱之為”哲學的自殺“也予以否定。存在主義哲學家舍斯托夫、克爾凱郭爾、雅斯貝斯和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被列入其中。加繆不信仰上帝，也拒絕永恆，他視那些有神論的信仰和種種哲學學說為形形色色的“跳躍”。他說：“各種形式的跳躍，匆忙跳入神性或永恆，沉溺於常人或理性的幻想，所有這些屏幕都是在遮擋荒誕。”
加繆認為，這兩種自殺其實是消極逃避，自我窒息與自殘，是對荒誕與虛無的無條件屈服。與自殺相比，活著更需要勇氣和激情。在否定和拒絕了“肉體上的自殺“和”哲學上的自殺“之後，加繆從荒謬入手推導出三種人生態度：
一、反抗。 “反抗貫穿著生存的始終，恢復了生存的偉大”。
二、自由。 人擁有“精神的和行動的自由”。
三、激情。 什麼是激情？激情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對將來無動於衷並窮盡既定的一切。人應當義無反顧地生活。“重要的並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儘可能地感受，這就是生活，而且是盡最大可能地生活。”
加繆雖然外表上給人一種冷峻深沉的感覺，其實他熱愛生活，熱愛人類，內心充滿溫情。他說：“我的整個世界都屬於人間。……我以我的全部行動依戀著這個世界，以我的全部憐憫和感激依戀著這世上的人類。” “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
對於這個問題，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先了解了一下加繆這個人吧。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城。曾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是個很厲害的人物，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對荒誕論述得最為全面、最深刻，並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這也是他的哲學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們稱之為“荒誕哲學” 。荒誕哲學是資產階級文明遭到嚴重衝擊的哲學表現。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諸如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震盪，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們的滅絕人性的迫害，“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理性和科學的頌揚，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這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人存在的荒誕性，於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荒誕”的解釋是：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在存在主義文學中，加繆無疑是將這種狀態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對於哲學問題，加繆也有很多的成就，算了，不一一細說了，我再網上找了個文獻，說的很清楚，大家可以看看。
哲學家加繆就說過，活著而不自殺是要給出理由的。我也曾試著找出能說服自己好好活著而不自殺的理由：譬如我可以從事著自己喜歡而又擅長的工作，足夠支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又譬如我有一堆健康而又優雅的愛好，一邊點綴著生活一邊滋潤著心靈；再譬如我還有一個和睦的家庭，三五知心好友……。
在這不得不指出的是：我所找到的一條條理由只能暗示我生命的品質還不賴，但若試著去說服一個人活著而不自殺，就顯得蒼白無力了，這就像食鹽、雞精、黃酒只能調節菜品的味道，卻增益不了菜品能充飢的功效一樣；此外，我也覺著這種焦慮地“尋找理由”的行為可能事實上是出於生存的本能而求救的信號。
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問題。對生命值得還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判斷實際上是回答了哲學的根本問題。
或許也同樣是出於“求救”的目的，自殺問題歷來受到不同學科眾多學者的關注——
1.自殺者往往有一個這樣的三段論：自殺的人會獲得重視；如果我自殺那麼我會獲得重視；所以我自殺。
美國精神科醫生埃德文·施奈得曼指出，一些自殺者往往有一個三段論式的邏輯錯誤，他們會認為：自殺的人會獲得重視；如果我自殺那麼我會獲得重視；所以我自殺。這種三段論的邏輯錯誤，就在於他們將現在的“主我”與死後的“賓我”混淆了。從科學的角度來講，“賓我”是無法感覺到“主我”是否得到了重視的。
埃德文·施奈得曼的觀點並不為太多人熟悉，這多半是因為我們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已經變得不太正常，我們總是像無能的獵犬那樣緊緊地追隨著那些更大聲、更果斷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來的人，譬如進化心理學家丹尼斯·德·卡坦扎羅。
2.如果通過個體的自我毀滅，他們傳遞基因的效率反而更高，那自殺機制就有可能被自然選擇保留下來。
卡坦扎羅提出一驚世駭俗的理論：自殺在某些情況下是一種適應行為。根據社會生物學家漢密爾頓的理論，個體的適應度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適應度，即通過自身傳遞基因而帶來的適應度；第二部分是間接適應度，即通過親人間接傳遞自身基因而帶來的適應度。這兩個部分加起來就構成了個體的整體適應度。
為更好地理解“適應度”的概念，我們可以設想一個遠古的場景：你長期臥病在床，需要家人在身邊照顧你，為此父親母親沒有多少時間去打獵、採集，可弟弟妹妹又需要食物充飢，但有限的食物也需要留給你一份……。你自己未來的繁殖預期很低，攜帶你部分基因的家人擁有較高的繁殖預期，問題是，你的存在構成了他們成功繁殖的一個沉重負擔。假如把這個負擔去掉，你的直接適應度降低了，但你的間接適應度可能因此受益，因為你對家人成功繁殖的消極影響沒有了，因而總體上你有可能依然留下了更多的後代。
簡單地歸納一下卡坦扎羅的觀點，那就是，自殺是自然選擇設計的一個捨車保帥的把戲。通過個體的自我毀滅，他們傳遞基因的效率反而更高，這種情況下自殺機制是有可能被自然選擇保留下來的。
3.有些自殺現象是由於個體在喪失了生命的意義感之後，按照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選擇。
此外，腦科學研究發現，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個體罹患了精神疾病或者說腦部疾病。然而，這樣的一般結論似乎難以被人文學學者所接受，他們尤其會向腦科學研究者指出，有些重要的自殺現象比如“哲學性自殺”，應該是由於個體在喪失了生命的意義感之後，按照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選擇，並非出於生理原因。德國作家讓·保羅創造“厭世”一詞以表達某些人體驗到的這樣一種感覺：物理現實永遠無法滿足人類意識的要求。
叔本華哲學就曾造成了“極端”的讀者自殺，著名者如王國維。靈長類動物學家達里奧·馬埃斯特里皮埃裡在其《猿猴的把戲》一書的後記裡介紹了一則發人深省的類似事件：一位名叫米切爾·海斯曼的人曾針對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一書引發的爭議說，問題不是《社會生物學》“沒有道理”，而是它“太有道理了”，於是，海斯曼感到生命確實沒有意義，因而選擇自殺。海斯曼自殺前的心態與王國維自殺前的情狀類似，表現出某種學者式的“安詳”或“寧靜”。
總之，古今中外不時有人在學習了“科學”和“唯物主義”之後確信，人類乃至宇宙只不過是一些分子、原子和其他微粒的組合。他們不再感到生命具有任何意義，因此便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自殺。
4.我們之所以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具有意義，是因為大腦視我們正在做的事是獎賞，而自殺則是最後的獎賞。
在我看來，生命本身並不具有“高尚的意義”，而人類基於各自大腦的發育結果，以自己的方式使自己具有生命的意義感。我們之所以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具有意義，是因為大腦視我們正在做的事是獎賞，而自殺則是最後的獎賞。
由此，找出適應我們的大腦發育結果的生活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生命具有意義的感受是獎勵的感覺，它帶給我們更好的生存機會。
對於是否有自由意志的問題，我的回答是：自由意志並不存在，自由意志僅僅是一個愉快的錯覺或感受。
我曾一度認為自殺是最能彰顯自由意志的行為，可大量的科學實驗支持了自由意志是幻覺的觀點。我們負擔過重的大腦總是通過無意識的過程不斷地做出決定，故哈佛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韋格納提出了“無意識的意志”這一說法來取代“自由意志”。
本傑明·利貝特通過他著名的實驗顯示，當我們啟動行動時，大腦需要半秒鐘的時間去意識到這種行動。此半秒鐘無意識的大腦活動（“準備電位”）出現於“清醒”意識之前的結論是對“行動受自由意志控制”假說的首次嚴肅質疑。儘管對利貝特實驗的觀察結果存在熱烈爭論，但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實驗表明，意識確實產生於由腦活動決定的行為發起之後。
利貝特認為，人類可能擁有一旦意識到某種動作就可以制止該動作的能力，並稱之為“自由否定意志”。然而，也有實驗顯示，大腦的無意識活動也先於制止某個動作之前。
諾貝爾獎獲得者羅傑·斯佩裡與著名腦科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一起研究了裂腦患者，他們發現，在我們腦內整個新皮層中，不同的信息是在不同腦區內分別進行專門處理的，之後才形成針對該信息的決定。隨後，左側大腦內的“解釋者”會以一種動態的但不一定正確的方式整合這些信息，並生成一個聽上去合乎邏輯的理由。這個後處理過程給了人們“我擁有自由意志”的感（幻）受（覺）。
看來，對自殺行為的研究還是得回到對潛意識的考察中去。
每一種活動，包括自殺，一開始都是潛意識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狀態，或者發展成為意識，這取決於它是否遇到抵抗。
當我想到“潛意識”就跟想到宇宙中的黑洞一樣，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我只知道它在那兒，神祕至極。潛意識這一概念為什麼會被蒙上這樣的特徵呢？不外於以下幾個原因——
在一般人的言語中，潛意識這個詞已經成了一個神祕的實體，比如，愛德華·馮·哈特曼就將潛意識稱之為“普遍領域”；另外，這個詞也受到神祕主義的利用，因為有神祕主義傾向的人極度熱衷於借用科學詞彙，用“科學”的外衣來粉飾其胡猜臆斷；與之相反的是，長期以來，一部分自以為（也並非毫無理由）代表著科學心理學的心理學家們，對潛意識這個概念採取了一種否定的態度，雖然他們也承認，有意識的心理內容就清晰程度而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心理要比別的心理“光明一些”，而有的則要“黑暗一些”，但是潛意識的存在由於在名稱上的對立卻遭到他們的否認。
就潛意識概念，且撇開這些干擾不論，用我們現階段的知識可以建立起另外一種最可能實現的理論，即可表達如下：在構建我們心理活動的過程中，潛意識是一種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階段；每一種心理活動一開始都是潛意識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狀態，或者發展成為意識，這取決於它是否遇到抵抗。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站在兩個世界之間，或者說處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知覺心理系統之間——即對外部感官刺激的知覺和對潛意識的知覺。外部世界給我們的畫面讓我們從生理影響的角度來了解一切，而內心世界的畫面則從精神媒介影響的角度下展示各式事物。這樣，把萬千星辰連成一片的就不是萬有引力，而是造物主的生化妙手了。榮格就特喜歡把潛意識想象成從鏡子中看到的一個世界，那，從這面鏡子中都能看到什麼物件呢？
1.潛意識包括了沒有到達意識層面的所有心理狀況。
譬如有一些經驗，它們與人們不甚相干或顯得無足輕重，不足以留駐在意識之中，或者只能在將來到達意識之中，因而都被貯藏在潛意識裡。譬如還有一些心理活動，由於與意識的個體化機能不相一致，受到壓抑或遭到忽視，如令人痛苦的思想、懸而未決的問題、人際間衝突和道德焦慮等等。
2.我們已經把對壓抑的認知作為潛意識的內容了，另外我們還必須加上所有我們已經遺忘的事物。
一件事物被遺忘了，並不意味著它就消失了，只是說這個記憶已經變成了潛意識，它的能荷太低，從而無法出現在意識中了。但是，儘管在意識中遺失了，它並沒有在潛意識中消失。
3.除了被遺忘的事物之外，潛意識知覺還構成了潛意識的部分內容。
它們“可能是沒有達到意識聽力刺激閾值的感官知覺，或者是處於視覺次要領域的感官知覺；也可能是統覺，也就是說內精神或外部過程的意識”。
所有這些材料就構成了個體潛意識。之所以稱之為個體，是因為它完全來自個人生活。因此，任何事物一旦成為潛意識，它就會被由這些潛意識材料所構成的關聯網所吸收。高密度的聯想性關聯轉變或上升為意識，就能以靈感、直覺、“好主意”等形式得到複製。
大腦會講述人類的故事：死亡與重生生生不息的神話，同時也講述著多如繁星般穿梭於這個未解之謎的人們的故事。
如果說潛意識僅具有個體性，那麼從理論上來說就完全有可能把一個精神失常者的所有幻想都追溯到個人經歷和印象上去。毫無疑問，這些幻想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簡單歸因於其個人歷史的，但還有某些幻想讓人無法在其過往的歷史中找到根源。它們的內容與任何事件或者經歷都毫無關係，只與神話故事有關。那麼，這些神話幻想從何而來呢？它們來自大腦，但不是來自個體的記憶痕跡，而是來自遺傳的。自殺問題之所以還不被人瞭解，只是因為我們的世界觀不給它容身之地，因為我們的教育和訓練根本無法讓我們應付它。
很多人可能會有點吃驚，怎麼會在討論自殺行為時談到這普遍性的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並沒有像大家所看上去的那樣偏離我的主題，而是這個主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殺問題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而是一個與我們的過去、現在和世界觀息息相關的問題。很多東西之所以還不被人瞭解，只是因為我們的世界觀不給它們容身之地，因為我們的教育和訓練根本無法讓我們應付它們。這樣，當它們偶爾以幻想或事實的形式到達我們意識中的時候，我們馬上就會對其予以壓制。這就是如果我們想要充分認識自殺行為就必須討論潛意識的原因。而且，如果想要抓住自殺問題的本質，我們就不僅要關注當代的問題，而且還要了解人類心理的歷史。
要知道，依靠個人的祕方是無法永久地治癒一個妄圖自殺的人的，因為人無法脫離社會、單單作為孤立的個體而存在。一個人生活中所憑依的信條必須是一個普遍接受的信條，否則這個信條就不會具備人作為群體之一員所不可或缺的自然道德。不過，如果這種信條沒有留在黑暗的潛意識中的話，它就會成為一種成型的世界觀，而那些習慣於有意識地審查自己的想法和行動的人就會覺得這是一種必要的世界觀。
這也許足以解釋我為什麼會談到這些問題，雖然一個人窮其一生也無法完全展示清楚其中任何一個問題。
啊，我也認真看了一下，結果也是一頭霧水，不過，可以算是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瞭解，一個哲學問題是需要實踐去體驗的，沒經歷過這些，當然我們也解決不了。
加繆的作品是二十幾年前讀的了，印象最深有《局外人》《鼠疫》，以及灕江出版社的諾獎作家集《西西弗斯神話》以及一本薄薄的加繆文集《置身於陽光與苦難之中》，出版社忘了，好象是杜小真譯的。九十年代中之後，除了海德格爾，沒有再進入當年被稱為存在主義的思想世界裡了。
憑殘留的記憶和感受說幾句吧。加繆談哲學，是很零碎的，他不是體系性思想家，他的思考和表述方式極具個人色彩，與尼采、克爾凱郭爾屬同一類型的進路。加繆作品中最顯著的信息，是生存的荒謬性，活著是荒謬的，不間斷的沒完沒了的無所不在的荒謬感，面對荒謬是我們對生存唯一做的事情。荒謬，表現在一切都是平庸的、偶然的、不透明的，周遭一切都外在於自己，又在強行地干預自己，自己還毫無辦法。為什會這樣，本身就是個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涉及哲學。因此，加繆在《局外人》中借主人翁的口說：活著是不值得的，毫無意義，什麼時候死都可以（大意）。西方哲學的內在主線其實是一種帶“特質”的生存哲學，宇宙論、本體論、知識論和眾多的學科，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在迴應生命狀態和生命意義真相何在的問題。只不過，西方的模式理相與中國傳統東方智慧不是同一類型就是了。加繆在西方思想陣營中屬於非理性派，他看到了理性方式建立起來的意義世界的人為性，人為就意味偶然，意味著不真、虛偽，而虛偽的東西硬是要裝一副崇高美好的樣子出來，這就更是無比醜陋了。從而，整個世界在其崇高理性塑造的高聳入雲的文明大廈裡，只要你往深層觀察感受，就會發現它的根基是驚人的虛空，無根的。荒謬吧。
那麼，在這樣一個不能改變的荒謬世界裡，你為什麼還要活著，就要給個理由了。加繆認為，荒謬的世界裡不是完全沒有真的、透明的、愛的東西，有，例如我們在回憶中會感受到他人的愛，會依戀他人，回憶是確立真實可信意義的唯一場所。而在反抗荒謬的行動中，你顯示了你自身，顯示了對真和美的知曉與渴望。但是，你可以保留這些嗎？可以讓更多人與你一樣認知和珍惜嗎？不能，做不到。模糊記得加繆在一個短篇中，寫了兒子回憶起母親對他所做過的一切，理解到母親的愛，感受到他需要母親，但是這隻能在回憶中，回到現實又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我們感受到的美好和真實是我們抓不住的、不能外化、不能持久的“意識之流”。還有，死亡是每個人的終點，死了，所有曾經在回憶裡留存的美好，別人的溫情，世界的可愛，統統不關你事了，你留不住。世界，他人，始終外在於你。於是，活下去的理由必然是個充滿內在矛盾的理由，不全面的，勉強的。唯有自殺，理由是完全充分的，充足的。
好了，這樣看來，自殺還構不成是個哲學問題嗎？當然可以，當然是，而且從加繆看，就是真正的哲學問題，也可以說是難題了。為什麼你還活下去，你不自殺，給個理由吧！
在說怎樣評價加繆之前，首先要說的是，加繆的深刻的確是罕有的，他看問題的穿透力是超凡的。他的問題意識不僅強於普通人，更是我們中國讀者相當難理解的一種進路。或許佛家可以理解，或許象屈原、阮藉、嵇康這樣的人可以理解得到。但是，當然，我也不同意加繆的立場和結論。加繆採取了最狹窄意義上的直觀性個體為出發點和中心點，拒絕對人做出歷史的動態的考察，主觀地抓住某些層面和時刻的心態感受，無限放大為帶根本性的存在狀態，這種做法本身就不能說具完整的信服力。其次，意義世界與個人互動時產生的摩擦和分裂，也被誇大了，意義的尋獲同時是人精神世界自發地生成的需要，而群體生存則是人基於肉身特徵而採取的保護措施，帶有生理先行，精神隨後的特徵，兩者相加，大多數人大多數情況下並沒有加繆認為的那樣容易象他那樣產生巨大的荒謬感。意義世界的確是人為的，並非必然，人生意義可以有很多種，把自己往死裡逼，過頭了，就不是智者，而是愚人了。
再次，最後一條理由，出於愛，人類必需要有意義的掌撐，正向伸張大愛的意義書寫，那怕怎麼膚淺都好，都是給人以更多自由空氣的行為，比自殺更“哲學”。在此，克爾凱郭爾，這位曾經被加繆嚴厲批判的存在主義先驅的思想反顯比加繆更為成熟，克氏一方面深感人類存在致死的痼疾，另一方面擁抱彰顯以愛拯救的真實性。在絕望的地方，希望就在前方。最近一套國內上影的好萊塢大片《神奇女俠》某些層面上覆述了這個主題：神奇女俠拯救人類，不是因為人類值得拯救，而是因為愛，人類之中有愛，愛就是終極意義，比一切分析感受更具理由。這是戰勝荒謬的唯一利器。
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現代西方哲學家把這句話推進了一步：“經審視的人生也是不值得活的”。既然從理論上論證了“人生是不值得活的”，那真正有意義的活動就只有一個：如何結束這無意義的(不值得活的)人生，即自殺。
蘇格拉底時代，人們言行的意義由上帝來保證，窮人可以真誠禱告，富人可以花錢贖罪，大家都有可能抵達彼岸(天堂、來生)。到了加繆時代，科技把宗教打慘了，尼采哀嘆“上帝死了”，大家也不相信有來生。上帝和天堂都沒了，這就糟糕了：既不知道“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往哪裡去”，那活著有什麼意義？
徹底的方法是自殺，死了就一了百了。但加繆的自殺是哲學問題：如何結束這人生的無意義？他提出的方法是：沒得選擇，只能把無意義當作人生的唯一意義。
通俗點說，無聊得要死了，可以把無聊當有趣，沒必要去死。
這問題關鍵在於“什麼是哲學”，每個人理解可能都有不同。一般來講，大多數哲學討論的問題，都是兩難，困境，沒有標準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唯物論和唯心論者會有截然不同答案的。比較有名的是電車問題。唯物論來講少死人總是少損失，以蝴蝶效應來講，每個人都對你自己有幫助，少死一個多份幫助；而唯心論者認為日生命無價，5乘以∞大於∞不成立。這裡其實可以看出，唯物論和唯心論已經轉變到了理性與感性，甚至轉變到了願不願意接受了。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生命無價，然而大多數人也為自己投人身意外險，保額很清楚。實際上李世石唯一贏狗的一盤也是對電車問題進行了回答，打入一必死之子讓狗至少慢2步，和因徹吐血局有點像。電車問題的難點在於1個人和5個人自己都不想死，而對於世界60億人來講，其他人的價值觀的總和遠大於他們6個人的人生觀。這就是大局觀，不應被個人得失所左右。生命無價，只是自己對自己說的謊話而已。看下紅樓夢的葫蘆僧判地主打死農民一案，語文老師或許會說是批判封建制度，而現在何嘗不是這樣？如果你處在當時，你又會怎麼辦？回到自殺這個問題，想死肯定是對現實的不滿，而加繆或許站在旁觀者的角度認為，自殺則永遠沒有機會再來改變現狀了。不過我認為站在自殺者當事人的角度來想，更多的想法是“解脫”。邏輯學中有一條：非此即彼問題，一定要跳出思維框架。不是隻有“被社會強x和“強x社會”兩條路，放棄也是一條，當然還有其他路，比如無欲則剛，比如bealtes的let it be
這是加繆所有著述中最知名的一句話了。以詩人之死為例，以前也寫過類似的，現在簡述這個問題。
加繆在哲理性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一書中開篇就使人窒息：“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 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對詩人來說，這種內省和反思往往極其痛苦和決絕，因為詩人處於靈魂與肉體的邊界處，每一次向邊界的進發都以頭破血流為代價，而“這整個文學就是向邊界衝擊”（卡夫卡），他的每一次對生活信念和生存價值的思考，都深入其要害，直指痛處。
思考愈深愈使自己飄搖不定。而死亡又是一個終極性的問題，詩人的目光和思想觸角一定會涉及。詩人祈望和努力建構自己的烏托邦，它的對立面也就指向死亡所給人的虛無感。
與哲學根本問題有關的另一個關鍵詞就是虛無——導致精神衝突和危機，既而產生解決衝突和危機的途徑。如此循環往復。詩人一生與之搏鬥的精神假想敵就是虛無的無處不在。詩人在自己孤獨的世界裡精心構築的烏托邦在與現實的撕扯中破裂了，出現了裂痕，裂痕又慢慢擴大，最終還是抵擋不住坍塌的命運。
發現生存價值本身的無聊和虛妄，發現自己升入天堂的梯子根本找不到可憑靠的支架，靈魂在這種時刻不能不戰慄，瑟瑟發抖。在假象裡尋求天堂，最終得到的也只是天堂的假象。卡夫卡說：做個隱者還不夠，還要做個死者。
死亡永遠是個沉重的話題，無論在世個體的生命是“輕”，還是“重”。生命之輕不可承受，難道生命之重就能夠輕易承受嗎？“靈魂與肉體在此世相互找尋使生命變的沉重，如果他們不再相互找尋，生命就變輕”。然而個體生命畢生尋找的恰就是靈魂與肉體的在世平衡，它是所有生命的在世負擔，是一直以來的夢。
詩人的生命註定沉重，因為提問不止。而這種提問必然真誠！只有在真誠中，文學或者說寫作才可指望按照自身的尺度丈量自身，而不屈從於外在扭曲的束縛。
在古希臘哲學中，將生命模式從低到高分成三個系統:植物性、感性、理性。植物只有植物性，動物兼有植物性和感性，人類則三者都有。
現在我提第一個問題:你見過或聽說過植物會自殺嗎？我反正不知道。
現在我提第二個問題:你見過或聽說過動物會自殺嗎？你還真別說，我還真看過相關的報道，說動物也有自殺的（可自行百度），但數量是極其罕見的。
現在我提第三個問題:你見過或聽說過人類會自殺嗎？太見過了！！我們鎮上前個禮拜還有人跳樓呢！
於是，問題來了，人為什麼會具備如此強大的自殺的衝動？
結合開篇提出的古希臘哲學的那個三個系統概念，我們不難發現，越高等級的系統，越容易自我毀滅。那麼，為什麼？
人比動物植物多了什麼成分？理性。理性是什麼？理性是“為什麼”。
也就是說，人是喜歡問“為什麼”的生命，植物不會問為什麼，你給它水和光它就長，不給就枯萎；動物也差不多，給它吃的就吃，沒吃的也就餓著，會感到飢餓，痛苦（感性），但不會去拷問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唯獨人，唯獨理性存在，會在衣食無憂的情況下，依然發問:為什麼？一個最經典的問題就是:我為什麼要活著？
換言之，高等的理性系統的維持，是需要“意義”作為支撐的，一旦失去意義，這種生命無論在物質上多麼富足，其實都岌岌可危。
於是，在“活著”的問題上，我們和前面的低等系統都一樣，沒有區別，我們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然而，因為理性的存在，一旦人類開始問“為什麼”之後，一切就被罩上了一層謎團。“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繁衍後代。”“那我繁衍後代的意義是什麼？”“繼續繁衍後代。”……如此，提問一直進行下去，你會發現意義的問題是一個無底洞，你永遠找不到一個最後的、終極的、一錘定音的結論，當然，這對普通人來說不成問題，但對理性成分高的人來說，比如哲學家，就容易鑽牛角尖了——因為畢竟沒有最後的答案，告訴我為什麼我非要存在不可？
於是，一旦理性對自身的存在意義打上了一個疑問，那麼另一個與之對應的問題就浮上了水面——自殺。既然一切都找不到根本上的意義，既然一切意義只不過是每個人自己給自己“賦予”的，那麼這場欺騙和自欺的遊戲還有什麼玩下去的意義嗎？
因此，思考活著的問題，都不是理性的問題，植物和動物都能一往無前、悶著頭往生的路上衝下去，獨獨“不活著” 反而是人類理性（哲學）特有的問題。在這個語境下，你再看看這句“唯一的哲學問題就是自殺” ，是不是會有新的見解。
再補充一句，說到無意義，我們不得不提的一個宗教，就是佛教。佛教認為我們眼中的世界只是我們自己通過感知系統將信息收集和加工後儲存在大腦的信息而已，一切都只是“我認為”，而並沒有一個脫離自我的，客觀的“實際存在”，由此，佛教在根本上一樣也是認為“客觀”是無意義的，一切都是心念所起。由此，佛教戒律中戒色的一條，其實也是在這種質疑下的“自殺性”主張，你可以想想，如果誰都做了和尚，戒色了，那麼誰來生育？沒有後代，不就等於自殺嗎？曾經我在一位作家的書中看到過類似的話，她說:“選擇獨身，就等於選擇自殺。”佛祖當年倒生了孩子，卻取名叫羅睺羅，意味“障礙”，意義可想而知。後來他把孩子度化了，也沒了後人，當然也等同於自殺了。
宗教可以說是理性的極致了，而自殺則是“理性”與生俱來的通病（用這個詞也許有點先入為主 已經站在了生的角度在看了，也許毀滅不是病 生存反而是病 誰知道呢？）。現在，你是否對加繆的這句話有了更多的理解了呢？希望可以幫到你。
這麼說吧，西方哲學在古希臘那會就一直追問世界是如何構成的，比如畢達哥拉斯的數，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圖的理式等等，一千多年已降，都是關於原初本體論的哲學問題，不太對現實人的存在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也是人未被發現的歷史緣故導致的。文藝復興之後，人發現了人，從神學走向人學，才開始有了對“人”的探索發現，但這個時期由於科學的發展，哲學的探索說到底還是重複古希臘哲學那套，試圖用科學和現代理性來解釋世界的本體，也就是到了認識論階段，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呢？洛克，休謨，康德，黑格爾等人強調世界無限，我們人類認識有限，在有限的認識中挖掘有價值的東西才是理智的選擇和做法，不過有些未知東西還得由信仰來解釋的。這又回本體論上來了，如果沒法解釋本體是什麼的問題，又如何去信仰它呢？到了尼采那裡，不再追問未知的東西，而是關注信仰道德如何限制人認識世界的，他聲明傳統道德信仰的虛偽性，是一種權力的詭計，上帝死了，強者為王。這樣的聲音是悲觀而壯烈的，人被無情的拉到充滿鬥爭的境遇裡，弱者卑微平庸隨處寄生，強者偉大高貴支配世界。海德格爾，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從尼采那裡出發，繼續將人擺到現實尖銳的問題之前，但兩者一個站在本體論之上，一個站在革命之前來引導人們高貴地處理自身存在的問題——這樣的做法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才能辦得到，那麼平常人呢，一直會被捲入輪迴的苦難中，解決一個苦難另一個或者更多的苦難又來，人是疲倦而迷茫的。加繆從這問題出發，把哲學的問題簡約的劃為自殺的問題，因為，自殺是中斷人的慾望和苦難的做法，並且這樣的死亡是挑戰傳統基督教禁忌自殺的，連死都不能自我做主！自殺是人最能處理自己的最直接聲明！！人的意義就是自我決斷，沒有什麼未知的東西控制自己，不必為什麼道德信仰束縛，自殺的高貴性就在這裡！因此，在加繆那裡，哲學成為一種自我的聲明，自我的決斷，沒有固定的意義，自殺是一個人意義的峰點。
縱觀人類，其實很多超常的天才到了最後都是選擇了自殺，或者是選擇"非正常的正常自然死亡"。
而我們人類站在倫理道德責任等等上從來都是排斥自殺的。
但是站在一個高度的哲學角度上，自殺其實也是一種重生，這種重生是建立在明白了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之上。所以在你還沒有明白這個終極和理解並懂得原理的基礎上，你去自殺是有罪的，是痛苦的，是不負責任和極度自私的。
原諒我不能說出這個終極意義是什麼，這個東西只能自己去悟，就好像修煉一樣，只能自己去深入。即使說給你聽你也不一定能接受這種觀點，或者相信這種觀點。
即使你完全認同這種哲學理論，如果不明白自殺時的很多重點（此處省略100字），那你死後按照宗教理論和現在已知的物理證明，那你死後也是後悔到萬劫不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