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二人 的關係很親厚，但後來也是鬧掰了。下面就由清水婉婉到來。周氏三兄弟裡，魯迅老大，周作人老二，周建人老三。魯迅生於1881年，周作人比魯迅小4歲，周建人比作人小3歲。周作人，是翻譯家、近代中國散文第一人，就文學成就而言 不遜於魯迅，但他是一個可恥的漢奸，周建人。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建人是兄弟三人里名聲最不顯的一個，但卻是政治地位最高一個，也是最後去世的一個。

魯迅在北京安定以後，就買下了八道灣的房子，母親和妻子朱安首先就住進八道灣，二哥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國也住了進來。第二年羽太信子的15歲妹妹也來到中國周家居住。同時23歲周建人也住進了八道灣。二嫂羽太信子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小叔子，就希望把小妹許配給周建人，（也有人說羽太信子為了獨霸八道灣的房子，這應該不會）。在1914年2月結婚。周建人時年26歲。羽太芳子時年17歲。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和企圖，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芳子很愛周建人，二人有四個孩子，長子周衝（一歲餘夭折）女兒：周鞠子，又名：馬理，第二個兒子叫周沛，第三個兒子叫周豐三。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二人是有感情基礎的。

周建人到京後沒有工作，後在胡適幫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資六十銀元。已經屬於高收入了，後來周建人不顧已經懷孕的芳子的苦苦哀求於1921年去上海，在上海的周建人曾多次寫信給芳子，希望她去上海生活，但芳子已經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應該也有她姐姐的反對）堅決不去海。而在上海的周建人和她是學生王蘊如同居了，在周母80壽辰的時候（這時候魯迅已經去世）周建人攜王蘊如及兩個女兒周瑾，周蕖們去北京，為母親拜壽。在此期間，周建人讓芳子給王蘊如讓位，要和芳子離婚、但這個行為，卻讓周母，芳子，信子包括周作人都強烈反對。他們和周建人蘊如二人大吵一場。周建人和周作人經過這場大吵，徹底鬧掰了，周建人徹底離開北京，放棄芳子，就相當於“離婚”在在法律上說，周建人和魯迅一樣，第二任妻子一輩子不合法。在私生活上，周作人很嚴謹。和妻子羽太芳子恩愛了一輩子。

周建人和王蘊如及兩個女兒返回上海，和北京周作人斷絕了一切往來。周作人寫信給周建人，指責他遺棄羽太芳子而和王蘊如同居，並且說“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自只能作妾看。周建人就此勃然大怒，覺得這是二哥對他和王蘊如巨大侮辱，隨即公開聲明和芳子脫離關係。不再向八道灣寄錢。而周作人則開始撫養起羽太芳子和她的四個孩子。但在周建人的兒子周豐三1941毫無預兆地自殺了，周建人在上上海數十年沒有盡過一個父親的責任。周豐三徹底的永遠失去了父親。伯父當漢奸，而他們全家的生活又得不依靠伯父周作人的接濟。巨大的壓力之下，19歲的週三豐只有自殺了，也就是說，他的父親周建人是凶手。

解放以後，羽太芳子在1951年向法院起訴周建人重婚問題，結果敗訴了。周建人說,當年是周作人對他的逼迫，真是翻臉不認人啊。羽太芳子就此徹底死心，在1964年去世。周建人在1984年去世。可以說，周作人和哥哥魯迅弟弟周作人全部失和。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魯氏三兄弟的感情關係真的是夠傳奇的。作為大哥的魯迅（周樹人）其實一直都很照顧兩個弟弟。在日本求學期間，為二弟周作人操辦婚禮，回國後又在北京八道灣置辦房產，將一大家子人都接到了北京居住，而所有的經濟負擔幾乎都在魯迅身上。

至於魯迅和周作人的失和，這一點是人盡皆知的，至於原因，坊間傳說更多的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這個日本女人在生活上花錢如流水且毫無節制，導致魯家入不敷出。而魯迅對於羽太信子的規勸也沒起到效果，反而被其冤枉偷看她洗澡。而二弟周作人又偏聽偏信，最終給魯迅寫了斷交信，至此兄弟兩人幾乎斷絕了來往。不過魯迅還是很欣賞二弟的文學作品的。

那麼周作人和周建人關係又如何呢？其實細究起來，他們倆的關係要比魯迅和周作人的關係更差。原因是主要有以下兩個：

一 家庭矛盾，而矛盾的導火索依然是那個日本女人——羽太信子

為了親上加親，這個日本女人將自己的妹妹羽太芳子介紹給了三弟周建人，芳子和周建人結婚後一直嫌棄周建人賺不來錢，所以導致了周建人離開北京去上海謀生，而芳子在北京養尊處優慣了，又不願跟隨丈夫去上海受苦。所以這段奇葩的婚姻就名存實亡了。

周建人到上海打拼，後和王蘊如同居，遭到了周作人的強烈反對和批判，認為他背叛了芳子，至於周作人為啥會這麼憤怒，應該又是羽太信子枕邊風的作用。後來因為這種家庭矛盾，還導致了周建人的小兒子開槍自殺。

二 意識形態的矛盾，周作人走向了投敵叛國，周建人走向了無產階級革命

在七七事變後，周作人並沒有隨學校的大部隊南遷，而是以“繫累太多”為由留在了北平，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又受那個日本女人影響，竟然開始幫著日本人和偽軍做文化宣傳，這直接導致其被認定為賣國求榮，受到了當時文化界的集體抨擊，建國後還以漢奸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但是周建人則不同，他的文學成就雖然比不上大哥和二哥，但是卻自學成材，在生物學研究方面作出貢獻。後來又積極投身抗日，信仰馬克思主義，並且於194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還在政府機關歷任很多重要職位，甚至還當過浙江省省長。

所以兄弟兩人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矛盾，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除去早夭的小弟，周氏三兄弟幼年時期，雖然大哥魯迅有些如父如兄的家長式霸道，除去應當還是關係不錯的。

周建人小大哥七歲小二哥四歲，相比之下幼年時，不如周作人與大哥關係更為密切。在周作人晚年回憶所作中，曾提及諸多趣事。

魯迅曾和作人引經據典，也取個帶"人"的名字，倆人嘰裡咕嚕地咬文嚼字，背誦一些古文，最後說“侃”字好，什麼“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尚書公，投紱理石。”意思是剛直和樂、從容不迫。

可是過了一天，老大樟壽對三弟說，這“侃人”二字，讀起來有點拗口，不如改為“建人”吧，於是鬆壽就叫周建人了。

建人尚小不理解大哥，因家變而少年老成起來，有時抱怨他家長式的專橫。作為仕宦之家中的長子，魯迅被寄託了更多振興門楣的希望，壓力山大，性格也變得早熟了。

在《風箏》文中，魯迅就17歲時故意弄壞小弟的風箏感到愧疚，而對建人舊事從提時，他淡淡地說不記得有這事了。

而二哥周樹人性格不那麼激烈，和三弟建人的關係更溫和些。當年祖父入獄，父親病重，建人和作人去大舅家寄住。在周建人的回憶中，大哥有事心中藏，二哥則更溢於言表，比如對小弟病亡，周建人寫了好幾首詩和多篇懷念之文。

因當說在北京八道灣宅兄弟失和前，周建人和大哥關係更為親密，為新文化運動共同出力，兩人文風各異，但打仗親兄弟，無論總角之情還是事業交集，都勝過與三弟建人的。只是他們後來到了上海，又加上留京周作人的道不同不相與謀，從此徹底絕裂了。

此後魯迅與三弟建人的關係除了同在滬地，加上無政見之分外，還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味道，畢意他們都有過不幸福的婚姻。

1912年周作人的妻子生了兒子後，她的妹妹羽田芳子也來到紹興。十五歲的芳子天真活潑，又學會說簡單的紹興話，成為信子與周家之間的橋樑，與二十四歲的周建人也產生了感情。大家認為親上加親，是好事，於是由大哥說合母親主持下，1914年建人和芳子結了婚。

第二年他們的第一個男孩出生，不幸於一歲餘夭折。這對芳子刺激很大，患上了類似瘋癲的病症。兩年後先後生了女兒鞠子和兒子豐二。1919周建人一家隨同全家，住進魯迅購買的北京八道灣住宅。

周建人到京後沒有工作，1920在北京大學旁聽攻讀哲學，間或寫些生物學和民俗學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處發表，但稿酬甚微。這樣生活了將近兩年，周建人不甘於寄人籬下的生活，芳子又常埋怨丈夫沒有掙錢的本領，從冷言冷語發展到大吵大鬧，使周建人受盡苦處。

他只得由魯迅託蔡元培、周作人託胡適幫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找到了一個校對工作，每月工資六十元。工作辛苦而收入很少。後來芳子生下兒子豐三。工資微薄的周建人每月拿出幾十元錢寄給芳子，可這點兒錢根本不夠芳子花銷，非常羨慕闊綽的信子，越來越依賴姐姐了。

周建人多次寫信給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親自去說服芳子，要她帶著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聽姐姐的話，捨不得離開家人，也捨不得八道灣富裕的生活不肯去上海。周建人和昔日學生王蘊如也產生了感情有意同居。

從1931年以後，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兄弟，雖為一母同胞兼連襟，不僅因羽田信子的關係而鬧僵，更由於周作人對日偽的投懷送抱而決裂。

但相對而言，二人私下的交集要多點。周作人投敵後，魯迅還是禁不住寫了封言辭懇切的信，讓建人較交，雖無效也算仁至義盡了。

關於周作人與周建人之間的關係，魯迅之子周海嬰在《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有兩段描寫。

周建人的婚姻坎坷而辛酸，而這一切都和周作人有關，或者說是與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有關。

一切都要從羽太信子說起。周作人討了這個日本老婆竟“樂不思蜀”，不想回來了。還是父親費了許多口舌，還親自到日本“接駕”，他們才全家回到紹興定居。從此父親一個人在北平掙錢，每月寄去所得，以供養紹興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為了讓信子在家中有穩定感，便把經濟大權交到她手裡，讓其主持家務。也許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還有自卑感（她原是父親和周作人東京留學時寄宿房東的女兒，專事打掃一類雜務。這是父親同學告訴我母親的）。但隨著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權，又不以尊長的身份約束她，那種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漸膨脹起來。

那麼，周作人在家中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呢？這從一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家裡有一個男管家齊坤，他採購家庭日用品，往往報虛賬，連買雙週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碼，從中“揩油”。日長時久此事洩露出來了，要向周作人討個主意是否該辭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會兒，竟答覆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替代得了，還是留著吧。”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家裡是百事不管的，他只要自己過得舒適安逸和書齋的寧靜。為此他對羽太信子聽之任之，處處姑息遷就。

不過羽太信子雖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畢竟勢孤力單，於是想到身邊需要有自己貼心的人。待她懷了孕，便提出要讓她的妹妹芳子來華照料。芳子小她姐姐九歲，還是個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據熟悉內情的俞芳告訴我，其實芳子起初並不願意到中國來。因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氣，任性、自私、跋扈，還有“歇斯底里”症，常常無端發作，難以服侍。可是考慮到家境困難，姐姐又連連去信催促，還匯去了旅費，這樣，在猶豫拖延了兩年之後，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來到紹興。沒想到這裡的生活起居大大優裕於日本的家，這自然使她樂於在中國生活了。從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無微不至的照顧，芳子對她的任性和跋扈也總是逆來順受。與此同時，芳子的性格也漸漸起了變化。她本是無知軟弱的人，但在信子日長時久的薰陶之下，思想行為漸漸有了姐姐的影子，這也許就是她後來那樣無情對待建人叔叔的根由吧。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離不開這個妹妹了。為了讓妹妹能夠永遠留在身邊給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樣服侍自己，並使她對自己有所依賴，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周家內部解決芳子的終身大事。家裡恰好有個尚未成家小叔。雖然在她看來這個小叔子性格軟弱又沒學歷，不能掙大錢，但總比嫁給陌生人進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開頭，信子的謀劃未能實現。那時建人叔叔正與小表妹（舅舅的女兒）感情頗篤。可悲的是這個小表妹後來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親自為她料理喪事。這就給了信子實現計劃的機會。終於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間，造成既成事實。因此，後來父親對母親談起叔叔的這樁婚事，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的。這事對於周作人，若說他沒有參與，從事理推想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哪怕他對此有過些許異議，原是很容易被阻止的。但最終老實的叔叔還是被引入了信子的圈套，並從後來周作人對自己親弟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他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應該實事求是說，建人叔叔與芳子不能說絲毫沒有感情，結合以後生活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漢語日語，並且很快有了孩子，應該說婚姻還是美滿的。但信子並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裡，仍要她像下女那樣守在身邊。直到晚上，仍不讓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當用人看待，支使他去燒茶水，動作稍慢就信口訓斥：“慢得像蟲爬”“木乎乎，木手木腳的中國人！”

叔叔老實，看在和芳子的夫妻情分上，總是忍耐著。不料到後來，由於信子的不斷的挑唆，連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縫。有關這方面的情況，除了嬸嬸王蘊如，很多是俞芳告訴我的。如前面介紹的，俞芳長時間陪伴我祖母，又是鄰居，所見所聞，應當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再說祖母是一位和藹、寬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應該被認為是客觀可信的。俞芳和我通過多封信，時間在一九八七年，那年月還比較有顧慮，不曉得披露的時間是否成熟，就此擱置下來。現在我就將它公之於眾吧。

那是全家從紹興遷到北平八道灣後的事，已屬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於沒有相當的學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學去旁聽社會哲學方面的課，一邊閱讀各種進步書籍。但他在八道灣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個吃閒飯的“嘸作頭”，整天指桑罵槐，她還大聲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指父親和朱安），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煞”。連建人叔叔去北大聽課也冷言冷語，說什麼“這麼大年紀還要去上課，多丟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當面侮辱叔叔。這是俞芳親眼看見的。她這樣告訴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婦和芳子要出去郊遊，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當他剛要邁入汽車，芳子竟然斜著眼冷冷地說：“你也想去嗎？錢呢？” 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詞。對此建人叔叔實在忍無可忍。

叔叔的南下

父親支持弟弟在北大進修，感到弟弟在這種家庭難以熬下去了。他們夫婦之間，已喪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礎，也許讓弟弟外出尋職業會好些。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寫了求職信。巧得很，前一時，臺灣陽明書屋發現了魯迅一九二三年致蔡元培的兩封信，內容正是關於替叔叔介紹工作的，好在篇幅不長，抄錄如下：

其一：

……舍弟建人，從去年來京在大學聽講，本系研究生物學，現在哲學系。日願留學國外而為經濟牽連無可設法。比聞里昂華法大學成立在邇，想來當用若干辦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擬請先生量予設法，俾得藉此略求學問，副其素懷，實為至幸。專此布達。敬請道安。

周樹人 謹上

八月十六日

其二：

孑民先生左右適蒙，書扺悉。舍弟建人，未入學校。初治小學，後習英文，現在可看頗深之專門書籍。其所研究者為生物學，曾在紹興為師範學校及女子師範學校博物學教員三年。此次志願專在赴中法大學留學，以備繼續研究。弟以經費為難，故私願即在該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務，足以自足也。專此布達。敬請道安。

周樹人 謹狀

八月廿一日

就這樣，叔叔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幾年書，後來父親給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著落，被安排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

一九六九年，母親去世後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養，住在建人叔叔家裡。有時叔叔去上班，嬸嬸王蘊如得空，陪我聊天，談起叔叔離京後的艱辛生活和她沉積於心頭的委屈，這樣，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況。

嬸嬸告訴我，叔叔離京前，父親囑咐他，你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麼容易再進這個家門，你在外謀生，自己存些錢，不必寄錢回來（那時全家的生活開支都由父親和周作人兩人承擔著）。

叔叔進的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向以嚴厲管轄下屬著稱，他用國外進口的打卡機考勤，這在當時的出版界還是首例。上班不準遲到，違者以累進法罰扣薪金，直至開除。叔叔為了保住這個飯碗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不敢稍有懈怠，還經常帶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為安定之後，叔叔就給妻子芳子去信，讓她攜帶子女來上海共同生活。但這事卻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攔。她嚇唬芳子：你們幾口子住在八道灣，有大伯二伯養活你們，吃喝不愁，住得又寬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們去了上海，建人一個小職員，不會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價又比北京高，你們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諸如此類。信子竟然還這樣說，你替他生了兒子，已經盡到做妻子的責任，沒必要再去跟著一起吃苦了。總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邊，永遠做她的貼身使女。而芳子本是個沒有主見的人，竟聽從了姐姐這些“知心”的話，決計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幾次三番地勸說，她也不從。祖母對此深為不滿，不止一次在親友面前說：“女人出嫁，理應和丈夫一道過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卻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

這些話是俞芳親耳聽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絕去上海與丈夫團聚，反而又策動向叔叔要錢。當時叔叔在商務印書館資歷尚淺，工薪菲薄，每月只有八十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三十元。芳子尚嫌不夠，仍不斷地催逼。叔叔無奈，只得匯去月收入的大部分——五十元。他總希望妻子能夠回心轉意，帶領子女來與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這個要求，而芳子始終不予理會。後來，叔叔積勞成疾得了肺結核，但他還得硬撐著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這種時候，芳子的態度還是那樣冷酷，堅決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讓丈夫回北平休養，哪怕斷絕關係也在所不惜。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們之間這種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就這樣拖了整整五年。

叔叔與王蘊如嬸嬸

在無奈的情況之下，叔叔與王蘊如結合了。雖然這樣的結合沒有“名分”，嬸嬸卻心甘情願，並且勇敢地與叔叔一起承擔起生活的艱辛。由於叔叔每月還要向北平寄錢，兩口子的生活甚為拮据。嬸嬸告訴我；當她懷的第一個孩子將要臨產時，為了省錢，她獨自一人返回家鄉去坐月子。在那個年代，回孃家生孩子是件不體面的事，會招致鄰居親友的議論，她也只得硬著頭皮回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是祖母八十歲大壽。那年父親剛去世，她老人家與八道灣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極盼望母親和我，還有叔叔嬸嬸能夠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見到我這個長孫，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願。不料正在母親替我準備北上的冬衣時，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見風受涼，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嬸嬸做代表了。嬸嬸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機公開宣佈他們倆的事實婚姻成立，叔叔與羽太芳子婚姻的結束。這原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倆出發才幾天就匆匆返滬，顯得非常氣憤。母親告訴我，叔叔、嬸嬸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條祖母那裡，壽席卻設在八道灣。這樣嬸嬸未去赴席。誰知當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壽致禮時，他與芳子生的長子周豐二突然從內屋衝出來，手持一把軍刀，口稱為母親抱不平，向生身父親砍去，被眾親友奮力奪下凶器，制止了這場“血案”。幸虧嬸嬸當時不在場，否則真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呢。但周豐二仍不肯就此罷休，又打電話到日本駐北平的領事館，要他們派員來扣留叔叔，給以“法辦”。幸虧正遇領事館的值班人員喝醉酒了，答覆說不能前往，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嬸嬸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別祖母，提早返滬。

這一重要事實，不知何故，在《周建人評傳》及有關年表年譜中大多被“遺漏”和“迴避”了。須知，這件事給叔叔心靈留下的創傷是終生難忘的。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還心有餘悸地對嬸嬸說：“一旦我不在了，或許他（豐二）還會來殺你的。”

也就從這個事件之後，叔叔才下決心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只有長女馬理沒有參與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給她二十元，通過祖母轉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為止。

到了日偽時期，叔叔與王蘊如嬸嬸已有三個孩子，是個五口之家了。但當時市面上商品奇缺，物價飛漲，尤其是糧食必須花幾倍的錢買黑市的大米來補充，才得以勉強填飽一家大小的肚子。而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來維持，其艱難可知。不想，就在此時，作為同胞兄長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勢力，讓北平的日本使館通知上海領事館向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王雲五下令，由會計科從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資里扣出一半，直接付匯給周作人。這無異是釜底抽薪，使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這一事實。因為在那個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從事的專業，想要另找職業是不容易的。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唯有忍氣吞聲保住“商務”這隻飯碗。

當時叔叔的肺病尚未痊癒，好在他意志堅強，很有自持力；也幸虧病情未再發展，使他能夠支撐著去上班。本來他還抽菸，喝點酒，此後抽菸說戒就戒，酒也自我限量，並不要嬸嬸勸說。他們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決不去醫院診治。常用的對策便是臥床。對孩子說：“生病睡兩天寒熱退了就會好！” 因此我經常看到小妹周蕖臥床。她扁桃腺經常發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臟，又得了風溼性心臟病。一九四四年，周蕖腹痛嘔吐，叔叔嬸嬸採取慣用的臥床休息療法。正碰上方行、姚臻兩位熟友來訪，他們看出病情不輕，竭力幫助送醫院救治，入了紅十字醫院，才發現闌尾即將破潰穿孔，及時開了刀。二姐周瑾，後頸部長了很大一個瘡，有如小酒盅，正對著嘴，老一輩人都叫做“對口疔”，這種瘡很凶險，有可能引起併發症，但也沒有送醫院，是我母親自己動手治療的。有一天，膿頭腫脹得要穿破，又頂不出，二姐非常痛楚。母親將一把剪刀用酒精消過毒，鉸開瘡的頂端，挑出膿頭，才擠出許多膿液來。嬸嬸嚇得不敢在旁邊看，也怕聽到女兒的呼痛聲，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堅強，咬緊牙始終不出聲。這件事她自己至今還記得。（二姐於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就在這艱難的日子裡，我發現叔叔房間裡書櫃頂上那臺玻璃罩的德國顯微鏡突然不在其位了。這臺顯微鏡是父親買了送給叔叔的。他專研生物，沒有這工具真如砍掉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無奈到了借貸無門，我想他是絕不願捧出去變賣的，我不禁想起他平時談論生物學，話題總離不開顯微鏡，講得眉飛色舞，連蒼白的臉色也變得紅潤起來。自從賣了顯微鏡，他再也不提這個話題了。

周作人對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後仍不肯罷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狀告建人叔叔“重婚”。為什麼說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為羽太芳子的狀子，內行人看了都覺得文筆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幾位知堂（周作人筆名）的老友，更明確無誤地判定，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為之嘆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認僅“改了幾個字”）。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豐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氣勢洶洶，擺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勢。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他認定穩操勝券的這場官司，竟然以敗訴而告終。不必諱言，官司開始時對建人叔叔頗為不利。狀子寫得滴水不漏，“情、理” 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結婚生女。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顯得勢弱理虧。待開庭後，法庭發現了許多疑點，感到這個案件不單純是個“重婚”問題，需要進一步取證。因此，在休庭之後，法院做了大量的調查訪問，又向婦聯諮詢，取得許多人證和書面證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後，法庭判決叔叔與羽太芳子的實際離婚成立。並宣判周豐二與父親脫離父子關係，周作人的如意計謀就這樣打了“水漂”。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嬸嬸從未向她的女兒、女婿提起過。也許往事太過悲苦，她不願以此刺激女兒的心吧。這樣，我成了唯一的“孤證”。嬸嬸當時是含著眼淚跟我說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我有責任將之公諸於眾，供史家去研究。

關於周作人和周建人，這兩位兄弟的恩怨糾葛，我已將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這個後輩人看來，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終其一生的。這有事實為證，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國的政府部門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為出版總署副署長，署裡有兩位老友，即擔任正副領導的葉聖陶和胡愈之，他們出於良好的願望，曾想促成這對兄弟的和解，於是在某一天，他們一人一邊，用雙手緊緊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進一輛小臥車，開到了一個地方，這時周作人已經坐在那裡。這兩位老友竭力為雙方撮合，要他們互相表態願意和好。而兩人始終坐在那裡不說話。僵持了一會兒，兩位老友無奈，只得訕訕地一起離去。

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沒腦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後來可能是有些後悔，並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誼，於1925年10月12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傷逝》的短文，並借用羅馬詩人的一首詩表達對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懷念。 魯迅也不是木石心腸，10月21日，他寫了一篇並未立即發表的小說，題目就是《傷逝》。周作人看後評論道：“《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這也可以算得上週作人的悔過書吧。 在紹興人的眼裡，周家盡出稀罕事兒。老大樟壽，好好的一箇中國人竟然跑去了日本，還學外國人的怪模樣剪了辮子；還是老大樟壽，娶了個老婆扔了不管，既不同房更不生小仔子；然後是老二櫆壽，放著多得像池塘裡的蝌蚪像天空的星星一樣的中國姑娘紹興丫頭不要，居然討回個日本婆娘。

關係很冷漠。

周作人的妻子設計使周建人娶了自己的妹妹，此事周作人默許。周作人妻子在家宴上將周建人灌醉，然後讓她妹妹與酒醉的周建人同睡一床，逼周建人娶她妹妹。周作人的妻子與周建人的妻子是親姐妹。結婚後，因周建人收入低，在家中備受周作人妻子與自己妻子的冷眼，夫妻關係緊張，婚姻生活很不幸。這些情況周作人知道，但他漠不關心自己的親兄弟周建人。

周作人在日本扶持的偽政權中任高官，是漢奸，魯迅(周樹人)與周建人對此非常氣憤，公開予以譴責。

在此情形下，周建人與周作人兄弟倆人關係怎麼能融洽呢？新中國建立後，周作人窮困潦倒，周建人肯本不理他這個二哥，肯定認為周作人落得如此下場活該！

周作人不僅跟大哥老死不相往來跟三弟也是感情不和，不和的原因很簡單，都是日本娘們兒惹出來的，後期鬧到周建人連生活費也給她們母子斷了，這件事讓周作人大動肝火，後來周建人投身革命，兩兄弟最終成了陌路！

感情不怎麼好，但是都是很有才華的人

兄弟關係不錯，兄嫂關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