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王安石，相信大家並不陌生，因為初中的語文教材裡就有他的文章被編入，高中語文教材更不例外。當然，更能提高王安石知名度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歷史中王安石變法也編入中學歷史教材，相信樓主所說的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變法吧？那麼，王安石變法究竟提出了哪些主張，起到了什麼作用，其結果如何？就讓我把我所瞭解的王安石，以及他變法的起始結果簡單的給大家說說。

王安石出生於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他的父親王益，當時任臨川的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明好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出口成章。他從小就跟隨父親遊遍大江南北，瞭解鄉土人情，體驗百姓疾苦。所以，王安石的文章論據充分詳實，觀點新穎獨特，獨具推陳出新之勢。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跟隨父親來到京城，以文會友，先後結識曾鞏、歐陽修、等文人名流，得到他們的熱棒，故而名震京城。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榜進士，任淮南節度判官之職。任滿後，王安石被調到鄞縣當知縣，在任期間，他號召百姓興修水利，動員商家積資辦學，收到相當不錯的政績。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調任舒州通判，在任期間，他兩袖清風，勤政愛民，辦事公道，深受當地百姓愛戴。當時的宰相文彥博特向宋仁宗舉薦醜安石，說他淡泊名利，勤政愛民，請求朝廷褒獎，王安石認為這會助長越級提拔之風而拒絕。隨後，王安石又以祖母年事已高拒絕了歐陽修的舉薦。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結識了知名人士周敦頤，故而聲名更盛。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任度支判官，任職後的王安石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而詳細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總結指出國家貧弱的現實危機：經濟蕭條、社會風氣敗壞、國防空虛等等。這些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政者不懂得法度造成的，要想解決這些根本的的問題，唯一的途經就是效仿古聖先賢之道、改革時下不合理的制度。他提出了自己對人才政策的改革方案，建議朝廷重視人才，改革人才錄用制度。可惜的是，他赤誠的變法主張被宋仁宗無情拒絕。

從這以後，朝廷曾數次任王安石為館閣之職，都被他拒絕。尤其是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各種理由拒絕。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見王安石，就宋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面臨的危機，與王安石交換意見。王安石乘機提出自已的改革意見，得到宋神宗的認同與支持。

王安石隨即起草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引經據典的陳述了太平思危的為政之要。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步入權重的執政崗位。王安石分析了當時社會方方面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各種問題的解決辦法和變革方案，應確立新的法度，宋神宗非常贊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選拔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官職等同於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

王安石的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這些新法在很多方面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故而遭到這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對。當時就有一個名叫呂誨的御史中丞，羅列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雖然級神宗貶為地方官，但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對反對派作了讓步，致使王安石的許多新法無情夭折。越到後來，反對派越來越多，起初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也眾叛親離，王安石變法漸漸地孤立無援。

王安石變法期間，有一個非常知名的人物極力反對，他就是留名史冊的司馬光。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首三次寫信給王安石，斥責新法弊端，要求廢棄新法，恢復舊制。隨後，司馬光還拒絕宋神宗的啟用，以之要挾宋神宗廢棄新法。隨後數年，由於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保守派更是借題發揮，認為是王安石變人法導致。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致使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王安石被罷去宰相之職。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雖然被再次拜相。但他推行的新法沒有人支持，根本無法推行下去。萬般無奈下，王安石於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辭去宰相。元豐八年（1085年），高神宗駕奔，宋哲宗趙煦即位，太后在神宗時就對王安石變法強烈反對，更何況現在是自己聽政，她立馬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王安石變法被畫上無情的句號。

王安石變法，旨在改變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廢除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陳規陋習，建立一種有利於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發展的新法度。改革初期成果顯著，各方面得到良好的改觀與長新的發展，但到了後期，由於保守派的極力反對，宋神宗改變了對變法的支持態度，故而使改革半途夭折，可嘆可悲！

謝謝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歡迎發表不同的看法！

王安石變法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相信很多人和我在學習歷史時都有一個疑惑，王安石變法這麼好，為什麼還有很多人反對？！簡直不可理喻，今天回答這個問題，我也搜了一些資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看古人對此次變法的評價：

在他的變法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青苗法”了。農民可以在春耕時向官府貸款，然後秋收時歸還本利，利息很低。這一項政策從理論上講很不錯，有些類似於現代的農業銀行，可以讓農民不再去靠放高利貸的富戶們，而是依靠朝廷，與朝廷共同分享利益。王安石在他管轄的地方時，就試行過“青苗法”，效果很好，所以信心十足。即使在現代，很多人也十分佩服王安石的構想，它已經十分符合現代經濟學理論，比起同時代的人，他的確很有遠見。

其實，“青苗法”也並非是王安石首創。唐朝後期就小範圍地實行過朝廷放貸增收的方法，只是像王安石這樣全國大範圍地推廣，還是史無前例的。

但是，王安石理論上完美的新法在全國實行下來卻引得怨聲載道，弄得農民家破人亡。因為新法在推行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是王安石無法控制住的。

一是官吏層層加息。新法雖然規定只收二分息，但是貪官汙吏卻藉此大肆斂財，到了地方就成了六七分，或者縮短還款週期。二是強迫貸款。各地方官府為了完成貸款目標，強迫農民在不需要借貸時借貸，這就成了變相地增加稅收。三是強行索債。遇到自然災害時，農民顆粒無收，無力還貸，官府強行索債，還不上錢的農民只有逃亡。

王安石在變法中，我行我素，他必須要證明自己是對的，所以在變法中犯了很大的錯誤。他不允許下屬有任何鬆懈，他還以貸款成績來評定官員的好壞及職位的提升，於是，每一個官員都不得不鉚足勁兒地讓農民貸款。變法於是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官吏借貸競賽。

司馬光，他與王安石共事多年，多次勸王安石調整自己的治國策略。司馬光將“青苗法”的弊病看得很透徹，他一語道中，民間的富戶們放高利貸，都會被百姓所唾罵，何況是官府呢？雖然官府的利息低，但這不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區別嗎？

“青苗法”表面上是官府救濟農民，但是這種救濟是有償的，不僅要還本還要還息，那這就不是救濟了。說白了，官府放貸取息才是目的。如果沒有變法，地方官員都會祈求風調雨順，百姓有飯吃，這樣他也會名利雙收。但是實行“青苗法”之後，如果地方風調雨順，百姓全年都有飯吃，就沒有人向官府貸款，那麼這個地方官的青苗貸款業績就為零，就會被扣上“阻撓新法”的罪名。

其他的政策也都有類似的問題。後人往往看不到改革的問題，只是在改革的大潮中主觀的認為改革就是好的，其實改革哪有那麼容易，所以才有“改革深水區”一說。現在一些地方上的所謂改革，恐怕也要好好品味一下古人的失誤吧。

對於王安石的改革，歷史上一直不能有明確的答案。但是隨著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不斷地加深。對於王安石的改革，人們的普遍觀點趨於統一。

第一，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是富國強兵。北宋初年建國不久就面臨遼和西夏的嚴重威脅，大有亡國之危險。西夏的不斷騷擾入侵，給北宋帶來極大的壓力。宋朝需要富強，人民需要富裕，國家需要提高財政收入。

第二，變法的內容都比較前衛，這需要一個有長遠目光的人來認可和支持。但是一般的人都沒有這個眼光，且帶來了很大的阻力。

第三，王安石變法過急，朝廷適應太慢，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以及皇室成員的利益。這些人在權力和財富上佔據主要位置，不願意使自己受到損失。

第四，變法之時，北宋正巧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司馬光藉機打壓王安石的變法，致使皇上思想動搖，加上全朝多數人的反對，變法最終失敗了。

第五，變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雖然不太明顯，但國家的收入是明顯贈加了，軍隊戰鬥力提高了。

第六，變法雖未能堅持下去。但對於後世的影響特別深遠，尤其是近代中國，縷縷被西方列強欺壓，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人們才真正認識到當年變法的英明。

第七，人大多數都達不到王安石的思想認識，所以不能被人接受。對於王安石的評價，現在基本上是認可的。

這也許就是人們口中說的“大忠似奸，大奸似忠”王安石就是這麼特殊。

安石變法,於國，於民絕對是兩利之事。但最後卻南轅北轍，德政變成苛政。到基層民眾,變調走樣，禍害非常,人民都是以豬狗視王安石！當為今世，後世倡言改革君子永鑑！

公元1069年，王安石開始對北宋王朝的民生、軍事、教育、財政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對於北宋來說，絕對是必需和及時的。對於宋王朝的種種積弊，開了許多猛藥，藥也是比較對症，但用法不當，所以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宋代一直到近代之間，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都是以貶損為主的:

1.宋高宗曾經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怪在王安石的頭上，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

南宗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

2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3.清代康熙皇帝也認定王安石是千古罪人。

而近代後逐漸讚揚的聲音增多，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例如梁啟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而1949之後，評論轉向，以褒揚王安石為主。

王安石的經濟改革中用到了很多現代經濟的概念，但是古代小農的經濟思想無法理解，加上實際執行中遇到的執行問題導致了失敗，但是到了近代，西方經濟學的引入讓人瞭解到王安石的進步之處，社會思想的解放讓人的思維跳出了君子小人的枷鎖，所以王安石在近代得到了承認

王安石變法是指北宋神宗時期宰相王安石主導的旨在革除積貧積弱的社會改革活動。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北宋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軍事上，通過杯酒釋兵權，設置三衙，樞密院，更戍法等措施，加強了中央對軍權的控制。行政上，宰相之下設參知政事為副相，設置三司掌管財政，設置樞密院，分割相權。地方上任用文官為知縣知州，又設置轉運使，通判分割州縣長官的權利。通過上述措施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但造成了機構龐大，兵員增多，開支擴大，史稱“三冗”，給朝廷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嚴重挑戰，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開始變法，內容包括：青苗法，每年三四月份青黃不接時政府借貸錢粱給農戶，夏秋兩季還給政府，利息二三分。募役法，由原來輪流服役變為以錢代役，農戶按貧富交多少不等的錢地主也不例外，由政府出錢僱人服役。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丈量土地，核實戶主，按土地的貧瘠程度作為徵稅的依據。農田水利法，責令地方大力興修水利，提高產量。市易法，東京設市易務，調節市場供需。均輸法，設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的生產和朝廷及市場的需求。保甲法，民戶十家為一保，民戶有兩男者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組織軍事訓練。置將法，把全國各路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個單位置正副將負責軍事訓練。改革科舉，廢除明經科，進士考試以經義和策論為主，增加法科。通過變法，北宋朝廷積平積弱的局面得到改善，起到了富國強兵的作用。但是由於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集團的利益，於是遇到他們的極力阻撓，再加上用人不當，政策貫徹不力，急功近利，新法造成了擾民害民，使變法喪失了群眾基礎。到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後以失敗而告終。

事情的起因還要追溯到公元1068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寧元年。那一年各地發生災荒，政府應付救災花了不少錢，剛上臺的宋神宗就想讓大臣們出主意，改善財政狀況，這樣就引起了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辯論。王安石的主張很前衛，就是要把國家財政商業化，實行金融信貸，增加財政收入來達到目的。司馬光對他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他堅持的是儒家傳統觀點，增加財政收入和所謂的理財，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罷了。最終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啟動了歷史上最有名的熙寧變法。

為什麼最終變法失敗了，傳統歷史學家說，司馬光和王安石在爭鬥中都表現得很極端，為了讓對方下臺，不惜把反對者徹底搞垮，變成了純粹的拉幫結派。 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權力，打倒了司馬光和蘇軾兩派的人，只能選擇那些鑽營之徒來執行他的改革方案。這些人很快就學會了假公濟私，把改革搞得一團糟，變法就這樣失敗了。

但是，真相真的如此嗎？實際上，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於，宋代雖然在中國古代各王朝裡，是商業經濟最發達的一個，但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傳統農業國家，王安石那些超前，時髦的政策，根本沒有實施的基礎，下面我們就舉幾個例子分析看看。

首先一個，叫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現代的小額農業貸款，王安石，計劃讓地方政府給農民發放貸款，農民能購買禾苗播種，等秋後莊稼成熟了再歸還貸款，這樣官府可以獲得一部分利息，而農民也不至於餓死。這個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錯的。可是當時，宋代的中國既沒有銀行信貸系統，民法法律，衙門裡也沒有近代的會計核算制度，所以執行起來簡單粗暴，官府也不統計每個村莊的具體需求，就把貸款整體發放下去，勒令他們秋後連本帶利償還，有的地方官員個人品德不好，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賬，貪汙貸款，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窮，官府自己庫房裡現金都不足，只好借錢放貸，再提高農民的田賦。結果，一項立意非常好的政策，因為太超前，農民非但享受不到好處，還背上了額外的負擔。

第二個，我們來看看“市易法”，這項措施本意也很好，也很現代化，就是通過政府在市場上集中出售，或者購買物資，來調節市場，穩定物價。但是宋代中國哪裡有現代的市場物價指數信息，也沒有成型的批發交易機制，商人們，由於缺乏私人財產保障的法律，也不敢和官府直接做大宗物資交易，搞得官員們，一個個赤膊上陣，親自到市場上叫賣各種商品，賣水果賣冰棍。當然了，由於缺乏監管，部分官員就通過價格剪刀差，謀取暴利，損公肥私，“市易法”的施行，讓宋朝政府的年收入增加了一點，不到一百萬貫，錢並不多，但代價是讓市場上的物價指數更加動盪紊亂，搞得民怨沸騰，可以說得不償失。

再比如方田均稅法，本應該通過重新丈量和登記土地，讓稅收更加公平，但老百姓當時頭腦裡哪裡有這種現代經濟觀念，結果民間謠言四起，就說這是要加稅，大家紛紛抵制。而且中國當時農村人口已經暴漲，人均耕地面積少，而且因為買來賣去，造成了一種什麼局面呢，一戶人家名下那一畝三分地，可能被分成了十好幾個地塊兒，散落在這個村子四周各個地方。再加上宋代，還沒有現代專業的統計機構，一個縣衙門，除了縣官，就是幾個文書，十幾個衙役，哪怕累死累活，這個工作進度，可能還趕不上轄區裡農業土地產權和麵積的變化速度呢。

當然了啊，別說那時候的老百姓，就是王安石，司馬光這些官僚士大夫，甚至皇帝本人，都不會有這些現代社會經濟學常識，找不到真正的理由，那就只能走人身攻擊一條路，互相攻擊對方是壞人，司馬光攻擊王安石是從老百姓兜裡掏錢的壞人，王安石攻擊司馬光是老頑固，蓄意破壞，抹黑變法。而真正的教訓是什麼呢？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是要有一系列條件的，包括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北宋的商業經濟固然很發達，但還沒有發達到能夠取代農業，成為整個國民經濟支柱的地步。而且，對於私人財產的保障，金融信貸，保險，貨幣政策，和政府現代化，這些資本主義能夠順利發展的條件，北宋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只能說，王安石確實生錯了時代，他太高瞻遠矚了，以至於他的時代和資源，不能承載他的夢想。

首先題主的這個問題很好，歷史上對待王安石的變法也是各有褒貶

熙寧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動的、並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舊黨的激烈反對，造成了新舊黨爭。新法最終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還是保留了下來，直至宋亡。按照傳統的評價，一是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二是它引起激烈的“黨爭”，王安石“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乃至王安石的新黨“愈變愈下”，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

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於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我們看待歷史也應該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看待，這樣才能得到剝開歷史的迷霧，找尋歷史的真相

這個問題很好，這段時間剛好系統的看了一些王安石變法的材料。覺得可以回答樓主。

也許會是個坑，很大，不管有沒人看，就當做是自己的讀書筆記。

想知道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沒有成功最直接的原因最簡潔的答案，直接看下面黑體字。否則就要看絮叨的大坑。

文彥博曰：“祖宗法制且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神宗）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句話說透了王安石改革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說穿了，舊黨所說新法如何擾民不堪，無非就是認定新法實施會損害自己階層的利益，當舊黨覺得王安石“背叛”他所屬的士大夫階層，並以一己之力挑戰整個士大夫階層（以前有個很階級的詞彙：地主階級）時，舊黨一定會竭力反抗，註定王安石及神宗改革的失敗（唯物主義史觀，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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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狠狠的批判舊黨的人物，看看舊黨的代表：蘇軾、蘇轍、司馬光、韓琦、文彥博、富弼、範純仁、呂大防、呂公著、劉安世、範祖禹、黃庭堅。。。。一個個響噹噹的名字，可惜，他們雖然在自己的領域取得不朽的成績，但是王安石變法中，套用唯物史觀，他們這叫走到了人民的反面。

就說蘇軾吧，這個千古了不得的大文豪，在文學藝術成就千年一遭的人才，名頭夠大了吧，同司馬光一樣可以作為舊黨的代表人物之一，可惜，在藝術上他是成功者，但是在政治上，他同新黨比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在王安石變法中犯的錯誤同現在知識分子犯得是一樣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還是老毛看的準，知識分子要與老百姓在一塊才知道老百姓到底需要什麼。

蘇軾的政績，按照士大夫的尿性，只要你是士大夫在地方任官搞搞勸學修修孔祠就是了不得的政績了。蘇軾除了這些還居然疏通了錢塘江修了蘇堤，那簡直是了不得的政績了。。但是實際上，蘇軾知杭州已是元祐年，歷經官場洗禮的蘇軾總算是修成正果。在之前，蘇軾在中央禮部混混倒是不錯，但是當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治理國家，那就不敢恭維了。

熙寧四年，王安石通過治水官程昉、劉彝、候叔獻等在各地實施的治理水患經驗，發佈農田水利法，徵集天下之法，開廢田、興水利、建堤防、修貼圩。農田水利法實施的效果非常明顯，隨便舉一兩個例子： 十月，提舉京東常平倉王子淵言：「臣職事之中，在農田尤為先務。如本路濟州有南李堰，濮州有馬陵泊等處，麼為積水所佔，昨已疏治，修復良田約四千二百餘頃。昨來夏秋民間耕種，所取菽、麥約三二百萬餘碩，此乃於常歲之外所獲之物，散在公私，以備飢歲。又修導過曹、單等九州島一十三處溝洫、河道，疏決畿內已來諸處逐年夏秋積潦，東入清河等處，遂入於海，無橫流之虞。欲乞下諸路，相提舉司，宜以農田水利為首務。」

類似例子在宋會要不勝枚舉。可見農田水利法效果立竿見影。是因為王安石徵集的都是地方第一線的水利官吏及專家意見，而並非士大夫們在朝堂之上拍腦袋亂想的。

但是就是這樣利國利民的制度，蘇大鬍子居然也看不順眼。上了萬言書把整個新法都數落了一遍，關於農田水利法，他說道：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入山林捕鹿而不用主管山林的人為嚮導），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

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

又有好訟之黨，多恐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蘇大鬍子的詩文寫的很好，但是對於理財實在是一竅不通，所以才會有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這種荒誕不經的想法，這同司馬光認定天下的財富是固定數量不會增減一樣都是可笑無知的錯誤。明代李贄雖然對新法持批判的態度，但是讀到這一段都覺得司馬光同蘇軾實在是太二了：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凡幾也。所貴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爾。

看到了吧，哪裡都有小錢錢，進了你的手我的手，哪裡是固定數了？？

再說蘇大鬍子一些一流人物的二三流故事吧，神宗年的時候，一位地方教書郎周穜送了個紫砂壺給蘇大鬍子。當時蘇軾得到這個石銚，十分高興，他作了一首詩送給周穜，作為謝意。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

　　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

　　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熟蘚未乾。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腳是輕安。

可見蘇軾對周穜別提多感謝了。

但是在元祐年，高後臨朝稱制，全盤否定新法，大肆清算新黨時候，周穜大膽的上書朝廷，請朝廷將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結果，結果自然捅了馬蜂窩，這個時候，曾經得到周穜好處的蘇軾，趕緊上了奏摺《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札子》。說實在話，我實在看不出能寫出明月幾時有把酒上青天的大文豪能寫出這樣小人腔十足的文字，什麼“謬於知人，至引穜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咒罵周穜是“蟣蝨小臣”，“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意在寸進而已”。且一臉陰險的說，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議”，肯定是“有人居中陰主其事”。話外之音就是，請朝廷再興大獄，把這一幫人全部幹掉!

嚯嚯嚯，《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札子》可謂蘇大鬍子寫的奇葩的文章，有興趣的可以翻翻蘇軾全集卷五十六中的這篇文章。這樣的東西如果不是說是蘇軾寫的，放到任何一個奸臣賊子頭上，那都要比史書痛罵的，可惜，史書是勝利者舊黨書寫的，蘇軾這樣的文字也成了襯托蘇大鬍子偉光正的正面文章。

蘇大鬍子寫了《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札子》後，過幾天覺得意猶未盡，又寫了篇《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札子之二》，這篇內容同前面一樣，都是痛罵小人反省自己。寫著寫著，蘇大鬍子情緒上頭忍不住了：

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城一、吳居厚、 崔臺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 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 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 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複用，為之經營遊說 者甚眾。皆矯情匿跡，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

好吧，呂惠卿捅過你菊花，李定打過你悶棍，蔡確天天同你抬槓，你討厭他們那就算了。吳居厚是能吏，宋用臣是出名的水利專家，李憲那是神宗年五路伐夏唯一取得勝利一把火燒了西夏行宮打仗一流的公公，得罪你的你都黑了這是何必呢？前腳同王安石飲茶品花，現在馬上開始金手指痛罵王安石？這不是精分嗎？說好的“從公已覺十年遲”呢？

現在去評價歷史確實不容易，因為未知和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了，尤其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變法等，本來就很少有成功的，既然有成功的，下場也是非常慘的。像王安石主張的變革，可以看得出用心是想繞過表面問題，直接解決朝廷吏治上存在的根本問題，但要這樣做，就必須自上而下有系統性的措施，而王安石在當時有點勢單力薄，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導致變革沒能向想要的結果發展。就總的來說吧，王安石變法有他明顯缺失和失誤之處（吏治上基本未能觸及），他的變法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形成他理想中的縮減貧富差距，可以說不但沒有改變這個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貧者的負擔，但不可否認，變法確實非常有效的改變了北宋過去總是收不抵支的國家財政赤字問題，為之後河湟開邊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也就是說，他的變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礎民意支持，而他在士大夫階層中本來就根基不深（主持地方工作多年，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他的人脈），變法中的青苗、市易法還傷及到了很多士大夫階層，這樣一來，王安石在士大夫、黎庶中下兩大階級中都沒有絕對可靠的支持，他個人的非議自然不能斷絕了。當然、他有變法的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至於動機如何？沒有取得好的效果，動機好壞也都沒意義了。

對歷史稍微熟悉一點的都知道，王安石可以說算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在晚清之前，王安石可謂臭名昭著，甚至有人把他和秦檜並列為宋代兩大國賊。雖然在文學造詣上位列唐宋八大家，但政治評價上，王安石一直是抬不起頭的。官方修訂的《宋史》，更是把王安石定義為北宋亡國的元凶。

晚清之後，因為政治需要，王安石突然一下成了媲美孔孟的大聖人，這個形象一直被沿用至今，上了歷史課本，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那麼王安石客觀的說，歷史上應該怎麼評價呢？

無論從私德還是變法的初衷，王安石都是無可指責的，否則早就上奸臣傳了。（以王安石身後罵名之甚，沒上奸臣傳也算個奇蹟。） 熙寧變法在短期內應該說也算成功的，締造了北宋的巔峰。

但是從結果論來說，熙寧變法並沒有效執行下去，並且演變了黨爭。要知道熙寧之前，北宋處於一個整個中國歷史君臣關係非常夢幻的局面，我敢說中國歷史沒任何一個時代君臣關係要比北宋熙寧變法之前好：皇權和相權達到了一個高度的平衡。而熙寧之後，新舊兩黨爭來爭去，朝政荒廢，朝令夕改，讓北宋迅速的沉淪了下去。說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罪魁禍首，也算公允之論。

只能說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