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英互懟成為跨大西洋外交的新亮點。英媒披露了多份英國駐美大使金·達羅克發給本國政府的備忘錄和電報，達羅克在這些文件中對美國政府評價甚低，稱其“運行不暢”“難以預測”“能力不足”。對此，美國總統特朗普迴應稱，“我不認識這位大使，但是，他在美國並未受到好評，我們不會再與他打交道了”，更不忘藉此攻擊一下特蕾莎·梅，稱英國很快將擁有一位新首相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好消息”。風波之下，達羅克於當地時間10日宣佈辭職。
在歷史上，美國與英國的“特殊關係”十分穩固。兩國不僅在價值觀念、社會文化等軟實力方面相互交融，在安全防務、經貿金融等硬實力方面也互為屏障。可以說美英彼此早已成為各自國際戰略中不容或缺的一環。特朗普上臺之後，兩國的民粹主義亦是“交相輝映”：美國中下層民眾將其生活困難歸咎於新興國家，英國平民則將其本國的社會經濟壓力歸咎於歐洲大陸；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熱衷於“退群”，英國則在歐洲範圍內熱衷於“脫歐”；美國排斥拉美移民，英國排斥伊斯蘭難民。一時間，美國和英國在“特殊關係”下發生了“同頻共振”，甚至有觀點認為，特朗普上臺與英國脫歐公投共同標誌著“逆全球化”時代的開始。
“特殊關係”的背後，是美國和英國對雙邊關係的良性預期。美國的對英政策從屬於其對歐政策，希望通過分化歐洲實現對歐洲的控制，使歐洲各國自覺併入美國的戰略軌道，成為美國“管理”世界的幫手。因此，特朗普政府不僅支持英國脫歐，還對歐洲一體化的“基石國家”——法國和德國多加指責。英國一方面希望通過脫歐擺脫“歐洲義務”，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本國在大西洋政治格局中陷入孤立，需要在實現脫歐之後“換車”搭乘。因此，失去歐洲的英國今後將更加需要美國提供經濟和外交支持。
但事實上，美國和英國都打錯了算盤。美國以分而治之的方式對待歐洲反而促使歐洲大陸國家更加團結，並使歐洲國家在中美歐“戰略大三角”中日益傾向於與中國合作。而且即使美國成功，一個一盤散沙的歐洲不僅無法成為美國維持霸權、分擔公共產品的幫手，反而會在跨大西洋關係中成為美國的負擔——“既然美國不希望我們統一，那麼統一帶來的福利當然應由美國提供”。換言之，強大的歐洲不會聽話，無心服從美國；聽話的歐洲不會強大，無法幫助美國。無論美國的“連橫”戰略能否破解歐洲的“合縱”，對於美國皆無益處。
而英國的“脫歐入美”之計則更是一廂情願，“美國優先”之下沒有“特殊關係”，除非英國在擺脫“歐洲義務”之後自願背上“美國義務”，否則美國沒有理由對英國區別對待。事實上，特朗普政府給英國提供的貿易條款與2018年的《美墨加協定》如出一轍，要求英國與“非市場國家”進行自由貿易須徵得美國同意，其本質是逼迫英國在中美兩大市場之間做出選擇，完全沒有考慮英國利益。
因此，當美英預期被殘酷的現實打破，尤其是處於劣勢的英國無法實現利益目標時，所謂的“特殊關係”也就變得不堪一擊。此次美英相互指責只是雙方利益矛盾所展現出的冰山一角，達羅克口中的“運行不暢”“難以預測”“能力不足”，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英國；而特朗普所指責的“特蕾莎·梅處理‘脫歐’問題的方式”，正是美國處理“退群”問題的方式。美英“兄弟反目”已經向世界清晰地傳達出亮點信息：一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力正在下降，對於盟友既無法用硬實力控制，也無法用軟實力感化。二是美英關係不過是“錦上可添花、雪中不送炭、落井必下石”，無論雙方如何包裝，都無法掩飾對彼此預期落空之後的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