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真的很強嗎？
談一個國家強盛與否，主要看他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工農業，民主等。中國歷史發展到宋朝，政治架構已十分完善，經濟非常繁榮，文化事業鼎盛，軍事力量也不弱，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會民主，人民安居樂業。這些從《東京夢華錄》以及《清明上河圖》均可見一斑。宋之強無論在北宋南宋。雖周邊有遼國西夏，內部仍繁華鼎盛，即使到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仍可山外青山樓外樓，並讓中國經濟在江南迅速發展，奠定了後來千年的經濟中心。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誠其言也!
宋軍初期其實並不弱。到979年，高麗女真皆貢於宋。宋朝的開創者趙框胤出身貴族，是一個高級將領。他本身並不注重抽象的理論而是非常注重實際技術、重視科技。他稱帝后，很少與文臣探討儒家典籍，而是經常親自出題科考或親臨造船務、監督水戰、整飭軍政等。趙光胤本身很重視軍事武力建設的……北宋開國之初，軍隊個人素質是歷朝最高的。《夢溪筆談》裡專門比較過歷代弓的強度，宋初的士兵膂力要比漢唐高得多。他經過了一番瀝血奮戰，滅後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統一。他不給武將太多權利是因為怕軍閥割據、國家不安定……他死後傳位於其弟。宋太宗趙光義又滅了吳越、北漢等國。根據趙光胤的遺願收回燕雲十六州發動兩次侵遼戰爭。宋軍主動進攻遼軍，可見宋軍的實力並不亞於遼軍。由於輕易冒進、前線指揮失物等等原因使宋軍沒有取得成功，但也沒有潰敗。宋軍停止了對遼戰爭是因為由於經過長期的戰爭後建國不久，宋需要調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駕親征渡過黃河，宋軍與屢犯邊境的遼軍大戰十多天，遼軍統帥蕭撻覽中箭身亡，遼兵多有逃散。最後遼軍抵擋不住，請盟議和。雖然寇準不同意議和主張乘勝追擊。但宋真宗卻渴望和平，不喜戰爭，不想再繼續勞民傷財、不願意生靈塗炭。大宋在勝利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大宋在勝利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使兩國成為兄弟之邦。同時宋朝同意每年給遼國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相當於30萬貫）。公元1021年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總數為15000萬貫。北宋時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財政收入應在有10000萬貫以上。一兩白銀兌等於一貫銅錢。30萬貫對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財政收入來說不值一提。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只是陝西一地，戰爭軍費比和平時期軍費高1300萬貫。最重要的是“澶淵之盟”使宋朝依然侵佔遼國“關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淵之盟是賞賜失敗者財物的盟約決不是失敗者進貢賠款的盟約。“歲幣”對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構成絲毫壓力。“澶淵之盟”使宋遼兩國進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時期，使中國的北方恢復安定，促進了漢、契丹兩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促進了契丹人的漢化。到耶律洪基時，契丹人與漢人已沒什麼區別了，甚至連契丹語都不會說了。當宋仁宗去世的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從此以後宋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設為國策，使那時的中國就遠離了原始的武力擴張、掠奪財務的野蠻階段。北宋拿點小錢換來了長期的安定和平、穩定的發展。使宋的商業、經濟、科技、技術等等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致使北宋國事強盛、海內昇平、全國上下瀰漫著一股瑞氣。也使人們長期處在一種富足閒暇狀態。長期的和平也使宋、遼兩國逐漸退化了的野蠻戰鬥的能力。也使宋朝遠離了原始、落後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掛帥到陝北多次打退西夏軍，從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著安定邊疆的百年大計，主動引見親近羌族首領加強睦鄰友好。人民歌頌他“胸中自有數萬甲兵”。據史***載當他死去的噩耗傳至邊地時，“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開疆三千餘里，歸附中國的藏族有二十萬眾。並實行屯田，分給歸附藏族田地耕種。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眾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稱為熟戶。宋沒有傾盡全國之兵、全民之財反動對遼、對西夏的進攻是因為吸取了隋揚帝、漢武帝的教訓。戰爭侵略得到的遠遠比不過自己創造的。開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們長期沒有戰爭、兵役、苛稅這三大“災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長期生活富強安逸。如果說秦亡於苛政，漢亡於戰亂，隋亡於兵役，唐亡於割據。那麼宋就亡於安逸。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後，中國一直到現在還實行的是強制性徵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國家不強制你當兵，你當不當兵靠自願。當然你當兵國家是給你錢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僱傭兵，而這些僱傭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國家為此所付的軍費是驚人的。政府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國家收入為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零五緡，支出為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緡，財政赤字為四百二十萬緡。此舉被現代一些學者諷刺的稱為“冗兵”、“積貧”。“冗兵”、“積貧”是宋朝內定的民 主開明的國策結果，不是外敵的壓力造成的。過於民 主的政策和長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軍戰鬥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軍制上有進步之處，把軍政機關與指揮系統分離，將動員系統與指揮系統分離，這些都是現代軍事的特徵。宋朝在缺乏長城防禦設施依靠情況下堅持國富民強三百餘年，不能說宋朝太弱，宋軍太弱。宋不是沒有能力進攻只是國策問題。宋的總兵力遠遠超過遼、金、蒙等國。但宋的機動兵力、在一線的兵力及卻比不過它國。宋的戰爭成本比落後的國家要高很多。宋軍兵分散。因為宋軍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財富要守。這些都是宋軍的負擔。而侵略軍沒有什麼負擔，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財富、美女。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長期的和平的國策使宋軍喪失了進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時代，越野蠻就越強大，越落後就越凶惡。你落後貧窮就有動力掠奪比你富裕的人。遼國比宋野蠻，所以宋給遼錢絹。金比遼野蠻，所以金滅了遼。蒙古人比金人野蠻，所以蒙古滅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蠻得多，所以宋當然打不過蒙古。縱觀世界史，歷史上文明的古國都是被比它落後、野蠻的民族消滅。齊被秦消滅，不是因為沒有秦國富裕，而是沒有秦國野蠻。楚被秦消滅，不是因為沒有秦國有文化，而是沒有秦國武力強盛。 一個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熱愛生命。一個人越窮困，越不怕死。一個餓著肚子的人會比吃飽了的人狠。一個為有飯吃、有衣穿而發愁的人會比衣食無憂的人做戰勇猛。一個強盜會比一個書生厲害。宋人太文明瞭，過慣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詩云：“父母生我時，教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槍不解刺，執弓不能射；團結我何為，徒勞定無益。”宋人是為生產、創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來是騎馬、掠奪、戰鬥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惡的。怎麼可能戰得過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風中奔出來的蒙古鐵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於它不只擁有原始遊牧民族野蠻的戰鬥力，而且還擁有文明民族先進高超的技術。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種人，不是年輕美麗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還不是年邁的老人，而是這座城市的工匠藝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現代，它不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還擁有美國人的***等高科技武裝技術。 宋元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懸殊最大的民族戰爭。因為一個是正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頂期文明，一個是剛形成的民族正處在原始時期的文明。 宋朝後期雖然武力相對較弱，但用它強大的綜合勢力，經濟與文化侵略著遼國、金國等周邊各國。促進了他們的漢化。推動了世界的發展與進步。遼國逐漸廢除奴隸制及歧視漢人的政策，金國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國在北京的皇宮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宮建造的。金國的皇帝穿著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級和宋一樣。金朝實行科舉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孫也被金主封為公爵，金主親自行禮祭祀孔子。自天文佔測至編制歷日和宮廷音樂，金人全都模仿應用宋制。金國還學宋國印製紙幣。從金朝遺留下的銅錢就能看出金錢就是隻有漢字的典型中國式銅幣。從留存至今的盧溝橋的建築風格及技術來看，金人已完全成為“中國”人了。金國用短短的幾十年期間，掠奪吸取與學習了大量的宋的財富與文化。就從落後的原始文明進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國滅亡前期，實際上金國以與南宋差別已經不大了。金國成為宋朝之後當時世界上第二大富強的國家。但金國也在富強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經野蠻無比的戰鬥力。 像朱熹一樣的一大批知識份子開始是堅決的抗戰派，擁護政府進攻收復國土。但後來看到兩國和平的局面。逐漸成為保守派不主張用武力解決問題。不希望兩國在大動干戈，破壞兩國人們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進行戰爭並不是少數人“苟且偷安”，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個國家及王朝的滅亡，不一定是因為它自身的腐朽及內政混亂、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個繁榮富強欣欣向榮的國家有可能是面對外部野蠻的力量一時戰略決策的失誤、一次的戰爭失敗就有可能導致。宋朝的皇帝極其統治者是相對於其他王朝的統治者都是比較開明的有功績的。宋朝的滅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滅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個民族一個王朝之力一次打敗的，而是多個民族與多個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敗的。蒙古是在滅了西遼、西夏、花刺子模等國，蕩平中東、征服大半歐洲、統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邊各國都歸於其下之後才對世界上最繁華強大的宋國發動進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進的技術火藥及戰船把強大的蒙古聯軍鉗制數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蠻的鐵蹄下堅持得最持久的國家。宋是文明的創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奪者。宋人的失敗是因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滅亡是因為宋朝發展得太快和當時野蠻的世界格格不入...... 一個文明被消滅，並沒有什麼可丟人的。希臘、羅馬雖都被野蠻所消滅，但他們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驕傲！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們所開創的文明高度。在西方沒有人會汙衊希臘、羅馬，也沒有人會崇敬突厥、土耳奇。一個沒有文化粗魯厲害的強盜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會景仰。而我們現在的有些中國人卻有些怪，我們對代表中華文明頂峰的王朝大加汙衊與抨擊，而對屠殺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優秀先進高超文明的我們祖先的野蠻人而大加歌頌與美化。我們好象不知道誰是我們的祖先。很難想象現在的猶太人會崇拜希特勒，而辱罵貶低被希特勒屠殺的猶太先輩。而在中國正是這樣……我們習慣於把冷血的強盜屠殺我們先輩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我們習慣汙衊與褥罵在世界上給中國帶來太多榮譽與驕傲的偉大的宋朝。這世界上只有中國人熱忠於謾罵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難看到有西方人罵亞里士多德的。而在中國我們不只罵朱熹，還罵被我們祖先千百年來譽為聖人、在世界各國被尊為偉大思想家的孔子。作為一箇中國人如果連孔子、朱熹都可以漫罵的人，那他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他還是中國人嗎？古希臘奧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國依然繼續發揚光大！而代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學卻被中國人自己批得一無是處。現在的大部分中國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優越與難得。我們被野蠻的屠殺斬斷了中華文明的傳承與連續性。我們還配稱作我們是宋人的後代嗎？ 這裡只說了宋的好，沒有說宋的不好。因為宋的不好眾人皆知，已被教育宣傳誇大。而宋的好卻被忽視或被看成不好。宋被滅了，宋的好也被看做不好、被看做滅亡的原因。我們現在的人對宋朝的評價不公，我們對宋人不公，我們對我們的祖先不公。即使藐視東方文明傲慢的西方人面對宋朝的輝煌都不由自主的讚歎。為什麼我們卻蔑視我們古代的社會最頂峰的文明？但能夠接觸研究宋朝文明的西方人畢竟只是些極少數的人。難道我們的文明要靠別人來發掘嗎？如果我們都不為我們的祖先說話，那要靠極少數的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學者說公道話嗎？我們應該為宋朝對世界文明的貢獻而自豪。我們應該為我們是宋人的後代感到驕傲。
多謝邀請！
一個國家是否強大要看綜合國力，也就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全面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才能算是強國。這幾個條件在宋太祖建國時基本都具備。他在前朝郭威，柴榮的榜樣作用下，煅煉成熟，具有很高的施政能力。國家在戰亂中逐步歸統。把無法或無力馬上進行的統一戰爭放後一步進行，集中精力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初步型成了強國的發展態勢。
可惜太祖突然病亡，很多事務在光義與群臣的阻擋下無法進行就去世了。比如極具戰略眼光的遷都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弟光義繼任大位，雖然是繼承了太祖的一些施政手法，但在繼任與遷都上都有其濃烈的主觀意識。給宋朝的積弱，積貧留下了隱患。比如不打算遷都。在開封這個一馬平川的地方，搞經濟建設不錯，文武百官也樂意在此享福。百姓也不想自己住的家園被降格為二三線城市。所以君臣百姓就開始"安居樂業"，殊不知就為金兵南侵創造了條件。一場靖康之難就斷送了千里沃野，北宋江山。也成了後來千古奇冤，岳飛父子被害的風向標！
基於太祖及前朝都是靠軍事政變而黃袍加身，其弟在繼承兄長的非法性也導致宋朝對軍人的高度制約，在對外爭端中基本都是靠豐厚的經濟能力來買而不斷。於是西夏，東遼，北金，，，，都盯上了這塊肥肉，屢屢進犯中原。不想打，打不過都用錢搞定。正中這些遊牧民族的下懷。他們不想統制，也統制不了中原。只管要錢，要物，每次南侵都滿載而歸，北宋雖然定了個城下之盟，搞定了東遼。可是還有一個想統治中原的北金正在崛起。金兵一場鐵騎南侵就滅了北宋。安於現狀，不具軍事戰略思維，斷送了北宋，徵，欽二帝整個王室被擄走。逃返的宋高宗趙構稱帝建立了南宋。在與金的長期對持中，雖有四將的中興，岳飛的豎持抗戰，但文臣的懼戰，厭戰及趙構的個人私利導制了對金的一條投降路線。在與金議合後依然要進貢大量的黃金白銀，流走了中原的硬通貨，利用奸臣，害死岳飛父子，斷送了岳家軍。這時的南宋國力銳減，雖還政於太祖子孫，做了一些撥亂反正的舉動，也無助於宋朝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而以。也讓文天祥成了抗擊外敵入侵而毫無勝算的悲情英雄！
所以一個國家要算得上強國必須要具備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實力，才行。走限制軍事發展的積貧，積弱路線 ，一切用錢搞定，是算不上強國的。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錢搞定，用錢搞定的事也不是事！
清晨的時候，開封城裡一位20歲的少年睜開雙眼，滿心焦慮地發現自己成了大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
這當然不是什麼爛俗的穿越故事，而是一個事實。這位原名趙仲鍼，後來改名趙頊的少年，正是宋英宗趙曙的長子。他在先皇駕崩之後，合理合法並且符合現實常識地登上了皇位，繼承了這大宋帝國的萬里山河。
這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和後世某些人想象的不一樣，對於成為“繁華”且“最溫情”“最富有人文氣息”的大宋皇帝，趙頊似乎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驕傲或自豪，反而充滿了濃厚的挫折感。
事實上，年輕的新皇對於帝國現狀充滿了不滿和焦慮心情，就連當時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官場人士對此也有所察覺。否則他們也不會在史書上特地記載，熙寧元年，登基剛滿一年的趙頊就跳過正常的組織程序，和王安石進行了一次專門談話，也就是史書上所謂的“越次入對”。
熟悉官場文化的人都明白，皇帝一旦採用這種違反“組織程序和慣例”方式特地接見一名臣子，其實就是向大家宣佈此人已被欽定，即將在政壇中大放異彩。
這種事情在王朝中並不罕見，但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就很值得玩味了：就在王安石調到朝廷前後，趙頊也曾多次和當時德高望重的韓琦、富弼等人交流過意見，但這些元老重臣認為國家形勢一片大好，所以不需要任何改變。
尤其是自詡為賢相的富弼，更是直接以訓斥晚輩的口氣直接告誡皇帝：你剛即位，二十年內就別整什麼軍事崛起的么蛾子，老老實實搞點福利工程，爭取一下人心就好了（“陛下即位之始，當佈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這顯然不是皇帝想要的答案。所以，在宋英宗去世的當年（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安石就從知江寧府這個地方重鎮一把手的職務上，直接上調到翰林學士，從地方官一躍成為皇帝的近侍官員，因而也有機會“越次入對”，直接和皇帝交換意見了。
這些舉措在官場上都是極其明顯的信號，意味著皇帝已經對舊有的辦事班子極度不滿，開始考察和物色其他人選了。要知道，此時距離趙頊即位僅僅才過了不到300天，在拖沓因循成風的北宋政壇上，這簡直已經是讓官僚們瞠目結舌的神速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趙頊如此迫不及待地，甚至不惜“驚世駭俗”也要雷厲風行地改組政府，其實正反映出他心中巨大的不安和挫折感。這種源自對帝國現有種種弊端的焦慮，也反映在他和王安石的對談之中。 在一次召見中，他相當坦誠，甚至可以說是直白地向王安石諮詢：我們趙家守著大宋天下快一百年了，看上去沒有什麼大變亂，也算是勉強達到了太平的標準，有啥門道不？（“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熟悉政治話語的人都明白，皇帝想說的並不是字面的意思，實際上他想表達的恰恰相反：現在朝廷有大問題了，而且還是我父親、祖父當政的歷朝歷代累積下來的大問題，現在都一股腦地堆在我這個年輕人身上，身為皇帝的我又不能讓大家去另請高明，只能自己應付，你說我焦慮不焦慮，苦惱不苦惱？愛卿有啥辦法沒有？
王安石顯然聽懂了皇帝的潛臺詞，但想要在一次正式召見場合中討論清楚這麼宏大的問題，即便是大才如他者也辦不到。
因此，朝堂之上的王安石也只能用一些話術寬慰年輕的趙頊，說一些諸如陛下如果效法古代堯、舜，以後就連公認的明君唐太宗也不在話下的大道理而已（“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 真正想要把問題說通說透，還是得靠他退下後寫的一份極具水平的報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發動陳橋兵變算起，到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大宋王朝已儼然經歷了百年的風雨。在這108個春秋中，雖然皇室內部為了帝位有所爭鬥，但這些矛盾還是大都成功地控制在了宮闈內部，沒有造成嚴重的動盪。
大體上，大宋還是在國內成功地實現了穩定統治，建立了穩定的政權交接制度。對經歷過晚唐到五代長達百年戰亂的人民來說，宋朝的這種穩定持續的統治，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盛世了。
正是在這段百餘年不折騰的平穩時光中，中原地區的開始自我恢復，使得宋朝的經濟、文化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用趙頊的話來說，算是粗致太平了。
此時的汴梁光從人口上看，就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根據宋人自己的記載，這裡光是士兵就不下“百千萬”，另有戰馬“數十萬匹”。此時東京人口比漢唐時代的長安、洛陽多了十倍以上（曾鞏《隆平集》）。而後世學者分析推斷，北宋時期的東京人口至少在80萬～150萬之間。
擁有大量的城市人口，自然意味著大量的社會活動，也就意味著這座城市的活力和豐富的文化。看過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人，都會震驚於1000多年前的開封城行業之多、商業和文化活動之發達。
等到北宋滅亡之後，汴梁更是成為家破人亡的士大夫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孟元老心中念念不忘的東京城，一到晚上就燈火輝煌（《東京夢華錄》）。
而袁褧則從未忘記過東京的舌尖味道，每當回憶起故國故都，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花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等這些汴梁知名菜色，總是讓他不能忘懷、如數家珍（《楓窗小牘》）。
從這些文人的記載來看，千載之前的東京城是如此繁華昌盛，簡直可謂就是天上人間，說汴梁看門卒兵活得都遠勝當時的歐洲的王侯，恐怕也不為太過。如果當時大宋的土地上處處都如東京這樣，那麼宋朝將毫無爭議地成為中國古代最繁華的盛世時代。 然而問題也就在於此，在整個大宋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再出現另外一個能和東京相提並論的城市了。
開國之初，宋軍每平定一個地方割據勢力，就立即將其府庫收藏整體搬運到汴梁，為此激起民變也在所不惜（平後蜀）。在和平時期，朝廷每天都從諸道拿取大量物質和財物，通過漕運運送到東京。
而駐紮在京城的海量軍隊，更是皇帝“內外相維”的不傳心法之一：將全國的兵力以1：1的比例配置在京畿和各地，保證“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而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以此換來趙宋天下的長治久安。
可想而知，這樣一個集全國之力打造出來的東京城，當然會是一個讓人豔羨不已的超級繁華大都市。但這種盛況是一種以宋王朝地方經濟活力不足，民生凋敝為代價的畸形繁華。而這種首都畸形繁華、地方經濟落後的二元社會，也正是所謂大宋盛世的一個最好 寫照。 如果只看東京，只玩弄一些數據遊戲，宋朝簡直就是“被人誤解”的大好朝代，但是如果真正透過現象看本質，那麼人們就會發現一個真實的宋朝，一個弊病叢生，生產力發展越來越緩慢甚至陷入停頓的困頓社會；一個王安石尖銳指出的，憑藉著沒有什麼大的外患和內部水旱之變才得以天下無事的貧弱宋朝。
對於自己的江山已經敗壞到何種地步，宋朝的皇帝顯然有著清晰的認知。早在趙頊的父親宋英宗趙曙當政的時代，他就已經發現“積弊甚眾”，向當時的執政大臣富弼提出“何以裁救”，得到的回答是一句漫無邊際的“恐須以漸釐革。” 可惜的是，宋英宗雖有心，但卻天不假年，僅僅在位4年就與世長辭，只能將改革的重任交到自己兒子宋神宗趙頊手中。
或許是通過父親的言傳身教，趙頊明白自己接手國家的糟糕現狀，也有著強烈的改革願望。不過和父親相比，他變法的動機更加一目瞭然：作為一個血性的年輕人，他對宋朝在軍事外交上的衰弱不振局面始終耿耿於懷。
據說有次在宮廷中，趙頊破天荒地穿著全套盔甲出現在祖母仁宗曹皇后面前，並且問道：“娘娘，我穿這身盔甲好不？”讓這位出身將門，幾十年沒有見過皇帝戎裝模樣的太皇太后看得感慨不已。而趙頊渴望富國以強兵，進而扭轉宋朝對遼、夏軍事頹態的心情，也更是躍然紙上。
如果光就數量而言，北宋軍隊不可謂不龐大，從宋初太祖建國時期的22萬（廂、禁軍總數），到宋英宗治平年間已經達到116.2萬。但這種數量上的優勢，卻從來都沒有轉化成為戰場上的勝勢。
國初趙匡胤和趙光義還能憑藉22萬軍隊就能東征西討，削平國內割據勢力，一度還逼到了遼朝幽州城下。但到了後世，坐擁百萬大軍的宋朝卻在各種對外戰爭中慘敗。
就在趙頊出生8年前，由所謂的名臣韓琦主持，宋軍遠征西夏，結果大軍在好水川全軍覆沒，名將銳卒死亡無數，消息傳來朝堂震動。
空有龐大的軍隊，卻完全沒有戰鬥力可言。熱血的年輕皇帝趙頊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種困境。但是想要抓軍隊強兵提高戰鬥力，卻又談何容易。
北宋軍隊戰力薄弱首先源自高層指揮系統的鉗制束縛。開國肇始，趙匡胤就撤銷了禁軍殿前都、副點檢這種富有實權，更有利於指揮作戰的職務，改成由馬、步、殿前三個都指揮使（即所謂“三帥”）相互制衡，共同統帥禁軍。
“三帥”雖有“握兵之重”，卻無調遣發兵之權力，只有樞密院有調兵發兵之權。統兵權和調兵權的分離，再加上皇帝還時常派遣監軍監視，甚至到了讓統軍將領對“走馬承公事”的小使臣都不敢得罪。 這種對軍事機構和軍隊的控制，使得朝廷對軍隊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加，以至於出現了僅憑十二道金牌就讓手握十萬大軍的岳飛不得不班師回朝，前功盡棄的案例。
但另一方面，這種嚴密甚至可以說不顧戰爭客觀規律的控制，實質上完全剝奪了前線將領臨戰指揮權。在這種縮手縮腳的情況下還想讓軍隊在面對西夏、契丹的精銳騎兵時取勝，無異於痴人說夢。
指揮機構相互牽制，這已經是讓軍隊戰力大打折扣，而北宋實行的另一項國策更使其雪上加霜，這就是每逢荒年都要將破產流離的農民招募進軍隊，讓其有一口飯吃免得造反。出於維穩目的被招募來的饑民到底能在戰場上發揮多大作用，不問亦可知。
而且還有要命的一點就是，按照宋代“內外相維”的家法，如果是因為荒年或者防禦邊境增加了地方上的軍隊，那麼駐紮在京師附近軍隊也要增加相應的數額，才能“繇中制外”。
這麼一來，每逢荒年，朝廷都必須準備出2倍於饑民的名額進行募軍。難怪不到百年功夫，宋朝軍隊就惡性膨脹到建國初的近6倍。
曾有人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從北宋開始，以商稅為代表的各種源自經濟活動的稅收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不斷增加，到了王安石變法前後農業稅甚至僅佔到了政府歲入的30%。
由此得出結論，這無疑代表著宋朝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傳統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已然下降，這預示著宋朝已經在向一個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過渡。
的確，如果光看百分比數據的話，似乎是有這麼一回事。然而商業稅賦的比重增加，當然會有經濟發達、稅收增加的可能，但更符合宋代現實的是另一種原因：在商稅不斷提高徵收額度的同時，傳統的農業正賦收入反而減少了，因此才造成了比重上升的假象。
事實上，宋中葉出現的商稅比重上升的現象並不是什麼好兆頭，恰恰是表明宋代在建國百年之後，國家面臨著掌控的農業生產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巨大危機。
從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年）起，北宋的戶口一直呈現出急劇增長的勢頭，到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60年間從309餘萬戶翻了三倍，增加到1030餘萬戶，到趙頊登基前不久的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則已經達到了1291餘萬戶，超過了過去歷朝歷代的最高紀錄。
按照王朝的一般規律，戶口的增長應該和墾田數量成正比，而宋代開墾土地也遠遠沒有達到飽和狀態，直到宋中葉，在京西的唐、汝、鄧、蔡等地還能見到不少荒地。
到了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墾田數達到了歷史高峰的5億2475萬餘畝，20年後的仁宗皇佑年間反而急劇下降到只有2億2800萬畝左右，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天禧五年的數字，到趙頊上臺之前，全國也只有4億4000萬畝左右。
對於這種反常現象的合理解釋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當時兼併之風盛行，而有能力大量兼併土地的階層，也能夠利用他們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想辦法免除稅賦或者乾脆瞞報，使得登記在國家版籍上的墾田數急劇減少，進而造成宋代徵收田畝正賦收入銳減。
當宋朝開國之初，宋太宗趙光義曾經得意地宣稱：“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併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財。”因此，“本朝不抑兼併”。 但這種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很快就被現實擊得粉碎。在宋代不抑兼併的政策指引之下，品官形勢戶這些擁有政治特權的人和地方上的豪強、豪商大賈利用手中的錢權，在各地掀起了兼併高潮。
在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資源之後，還想要這些豪強兼併之徒吐出回報社會，那完全就是與虎謀皮了。事實上，這些地主豪強大量佔有田畝，形成經濟和社會的強勢地位之後，反而更有能力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權逃避國家賦稅。
宋仁宗景佑、皇佑、嘉祐年間曾三次組織大規模的清查瞞報田產運動，景佑年間光在蔡州一個縣就查出了26930畝逃稅的田畝，而嘉祐年間的清查運動是由大名鼎鼎的包拯親自掛帥，準備下到各路清查，結果還沒有下到地方，就因為官僚各種抵制無疾而終了。
佔有大量土地的富豪很少納稅，而稅收的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少有土地或者沒有土地的人身上。這種嚴重的不公正現象，從長遠來看，是對宋朝的統治不利的。
這也難怪王安石會痛心地向趙頊指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從這點來看，北宋沒有在中葉崩潰，還真是“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大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產權私有。皇宮想擴建周邊住戶不同意，皇帝也很撓頭。大臣反對強迫老百姓搬遷，因為產權私有。皇帝絕不會如此羞辱大臣的。宋由於商品經濟發達，人權和私產意識覺醒。尤其接近近現代資本主義英國。
士大夫治國加上皇帝也非常體恤民情，注重節儉，北宋的風尚非常好！宋太宗想擴建皇宮，萬事都已準備好了，只因皇宮附近的百姓不肯搬遷，十分反對，太宗皇帝便決定放棄擴建。於是，北宋的開封就有了有史以來最小的皇宮。宋代的時候修工程就開始給錢了。國家當時正直戰亂所以修皇宮的資金也就沒有那麼多了。皇帝想要強行擴修宮室，僅支付給周圍百姓的補償款這一項就是非常大的一筆開支，不得不有所節制。
宋朝前期比較貧弱 和趙匡胤的政策有關 但發展下去 重文輕武的結果就是宋朝逐漸富裕了 軍事更加不堪了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宋王朝願意賠款 賠款看上去很心疼 但實際上通商之後很快就賺回來了 至少經濟上 宋朝官員有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