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癌症：萬分之一的發病率，藥企對這一狹小“市場”不感興趣，儘管治癒率高，但抗癌藥仍十分匱乏'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王旭華 攝）
生病之後，王琳琳不再活潑了。7月末的某個下午，當陽光透過兩米高的大窗戶照射進來，她表現出很不適應，從睡夢中驚醒，哭鬧著用手要遮住陽光。媽媽只有一邊唱歌安撫她入睡，一邊為她遮陰庇護。“她變了很多。”張彤苦笑著說。
被改變的不僅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孩子生病後，父母至少一方會放棄工作，全身心陪孩子治病。腫瘤醫院門口扎堆的租房中介中，總有些年輕父母的身影。張彤辭了四川的工作，來到天津，在醫院附近租了每月2400多元的一居室，全職照料，父親則是每月請假來定期看望王琳琳。兩人結婚五年，才有了王琳琳這一個孩子。
李蓉家住靜海區，是天津本市人，也為了小皓宇在醫院對面租了房，隔天過來驗血。化療期間，小皓宇吃不下東西，一度噁心嘔吐。做母親的看了非常心疼，自己也吃不下了，“一家人都是崩潰的邊緣”。
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每次發病疼痛時。疼得難受，小皓宇會自己打自己胸口，抽自己嘴巴，白天黑夜都睡不著覺。最難受時，他經常大喊：“媽媽我不想離開你，媽媽我叫小皓宇，你要記得我。”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王旭華 攝）
生病之後，王琳琳不再活潑了。7月末的某個下午，當陽光透過兩米高的大窗戶照射進來，她表現出很不適應，從睡夢中驚醒，哭鬧著用手要遮住陽光。媽媽只有一邊唱歌安撫她入睡，一邊為她遮陰庇護。“她變了很多。”張彤苦笑著說。
被改變的不僅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孩子生病後，父母至少一方會放棄工作，全身心陪孩子治病。腫瘤醫院門口扎堆的租房中介中，總有些年輕父母的身影。張彤辭了四川的工作，來到天津，在醫院附近租了每月2400多元的一居室，全職照料，父親則是每月請假來定期看望王琳琳。兩人結婚五年，才有了王琳琳這一個孩子。
李蓉家住靜海區，是天津本市人，也為了小皓宇在醫院對面租了房，隔天過來驗血。化療期間，小皓宇吃不下東西，一度噁心嘔吐。做母親的看了非常心疼，自己也吃不下了，“一家人都是崩潰的邊緣”。
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每次發病疼痛時。疼得難受，小皓宇會自己打自己胸口，抽自己嘴巴，白天黑夜都睡不著覺。最難受時，他經常大喊：“媽媽我不想離開你，媽媽我叫小皓宇，你要記得我。”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內，兩位患兒在一起玩遊戲
能治癒的疾病
用醫生的話說，6月22日，小皓宇被送進醫院時，已是病入膏肓。他眼睛發青腫起，乍看像是熊貓眼，走立困難，需要媽媽一直攙扶。發病前，他在家一切正常，除了走路會一踮一踮。母親曾以為，這是他此前摔過跤的緣故。
經過穿刺、骨穿等五天檢查，小皓宇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的IV期高危，需要立即住院治療。閆傑告訴李蓉，孩子身上的腫瘤已擴散至全身，各項指標都不達標，能不能挺過這一關化療還難說。
化療的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反應激烈，不僅噁心嘔吐、吃不下飯，還感冒發燒，整日咳嗽。整個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輸了4磅多血，艱難地挺過來了。李蓉驚喜地發現，兒子的情況在好轉。至少，送往醫院時的熊貓眼、腦袋和下巴的“包”慢慢地下去了。“這多少算是一個奇蹟。”閆傑對李蓉說。
對於閆傑來講，兒童腫瘤的診治中，奇蹟並不少見，“小孩子的生命力特別強”。她曾按照經驗判斷可能不行的病例，經常治著治著“居然都能活過來”。孩子們懵懂天真，並不知癌症意味著什麼。化療期間，他們沒有心理負擔，藥物吃了吐、吐了接著吃，“好多成年人還沒吃就開始吐了”。
與成人癌症被稱為“眾病之王”相比，兒童腫瘤治癒率相對較高，二者在發病肌理、治療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兒童癌症發病快、進展快，但對化療藥物的敏感度也更高，即使是腫瘤已擴散，也有治癒的可能。
“同樣的化療藥，無論按公斤體重算還是單位面積算，兒童的劑量都比成人的要大。” 是因為兒童腫瘤細胞往往處於複製和活動中，這時用藥效果更好，而成人腫瘤以上皮性的癌變尤為多見，與兒童腫瘤相比化療多不敏感，同時兒童組織修復能力也更強。李治中則補充，兒童癌症的基因突變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幾個，抗藥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目前，國內外兒童腫瘤的治癒率很高。在美國，兒童癌症存活率達80%。而在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總體治癒率（五年存活率）也在70%多以上。其中，淋巴瘤達80%以上、肝母細胞瘤90%、腎母細胞瘤90%以上，閆傑認為嚴重最難治癒的神經母細胞瘤，也在50%以上。
但這些高治癒率，並不為多數民眾乃是地方醫生所熟知。最初在基層醫院看病的家長們，幾乎都曾聽過醫生放棄治療的勸告。在重慶兒童醫院時，醫生曾經勸過張彤一家人放棄，“繼續治下去，有很大可能人財兩空”。
8月3日，閆傑在出門診時，遇到了一個腎母細胞瘤肺轉移的患兒，母親是來自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腫瘤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當地醫院看過後，醫生徑自告訴她希望渺茫，“生二胎吧”。閆傑則安慰她，腎母細胞瘤治癒率很高，即使肺轉移，治癒率也在70%以上。這位本身就對腫瘤有一定認知的媽媽，仍忍不住戰戰兢兢地問閆傑：“能活到20多歲嗎？能我就滿足了。”“肯定不止。”閆傑耐心地答道。
家屬的焦慮，也來自就診時所遇尷尬與空白。絕大多數兒童醫院並不擅長腫瘤，而諸多腫瘤醫院也沒有開設兒科。王琳琳在重慶住院時，被安排在了心胸外科，以治療小兒心臟病為主，手術都是從北京請來的專家主刀。而在小皓宇也輾轉到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李蓉一聽是腫瘤，經判斷趕緊送來了腫瘤醫院。
“兒童腫瘤的診治，對多學科會診的要求很高。”李治中說，兒童腫瘤的治療，綜合治療需要跟上，後者也是中國診療體系的一個難點。比如，兒童的放療就需要保持身體不動，這又涉及小兒麻醉，目前中國能施行的醫院很少。
1982年，中國腫瘤學創始人金顯宅根據兒童腫瘤的特點，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組建了兒科。閆傑說，一個兒童腫瘤科方便把將病人都管理起來，銜接治療流程、術後隨訪等。“要是擱在各個科室裡，沒有全面建議，病人不知道往哪去，有時候就疏忽了，甚至跑了。”
在兒童腫瘤科待了32年，閆傑見證了諸多悲歡離合。兒童腫瘤的發病，尤其是實體瘤中多見的各種母細胞瘤，多是因為在母體中胚胎髮育的缺陷或基因突變，造成細胞變異。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懷孕期間遭受過一定量的電離輻射或接觸某些化學有害物質等，都會加大胎兒患病的風險。但與幾乎所有癌症一樣，很難找到具體的病因。
許多夫妻在子女患病前後離了婚。閆傑曾遇到過一位有醫學背景的父親，在兒子患病後指責女方基因有缺陷，只因其有直系親屬患有肝癌，“肯定是他媽媽的事兒”。閆傑只好解釋，“母體”並非指母親，而是母細胞。對方又認為，那就是他倆基因不合適，不能再結合在一起。離婚後，母親含辛茹苦，一人帶著孩子治病，所幸效果挺好。“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呢。”講到這裡她嘆了口氣，“多可恨吶。”
也有好心人時常來獻愛心。每週三，會有志願機構來到精心裝扮過活動室為患兒和家屬做活動。曾經還有一位中央財經大學的教授，來探望患成年癌症的朋友時，偶然得知了兒童腫瘤科的存在。該教授看見病房裡滿目的“小光頭”，動了惻隱之心，主動聯繫科室，說願意出資數萬元捐助困難家庭治病。
這筆錢最後給了一個東北地區的困難家庭，患兒是一位神經母細胞瘤晚期的小女孩。化療剛開始沒多久，一家人就沒錢了。父親有放棄之念，但女孩的姥爺說：“主任您儘管治，錢我來想辦法。”姥爺最後東拼西湊，借來了所有能借的錢，硬生生地讓女孩治完所有療程。
一如這位姥爺，多數家庭都在默默地咬牙挺著。李蓉和張彤，都孤身一人住在腫瘤醫院附近。李蓉每日花費在200～300元，主要用在食宿上。她很少帶兒子去人多的地方，怕花錢，更怕感染。每天在醫院與出租房兩點一線之間奔波，一到夜幕降臨，巨大的孤獨感就會襲來。
在幾十公里外，她的家靜海區，還有兩個女兒由丈夫照料著，一個9歲，一個12歲。想家的時候，她就會拿出手機裡過去的照片挨著翻看。張彤說，她會盡最大努力，哪怕只能讓小皓宇多活幾年。兩個女兒告訴她：“弟弟能活多久，我們就能開心多久。”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王旭華 攝）
生病之後，王琳琳不再活潑了。7月末的某個下午，當陽光透過兩米高的大窗戶照射進來，她表現出很不適應，從睡夢中驚醒，哭鬧著用手要遮住陽光。媽媽只有一邊唱歌安撫她入睡，一邊為她遮陰庇護。“她變了很多。”張彤苦笑著說。
被改變的不僅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孩子生病後，父母至少一方會放棄工作，全身心陪孩子治病。腫瘤醫院門口扎堆的租房中介中，總有些年輕父母的身影。張彤辭了四川的工作，來到天津，在醫院附近租了每月2400多元的一居室，全職照料，父親則是每月請假來定期看望王琳琳。兩人結婚五年，才有了王琳琳這一個孩子。
李蓉家住靜海區，是天津本市人，也為了小皓宇在醫院對面租了房，隔天過來驗血。化療期間，小皓宇吃不下東西，一度噁心嘔吐。做母親的看了非常心疼，自己也吃不下了，“一家人都是崩潰的邊緣”。
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每次發病疼痛時。疼得難受，小皓宇會自己打自己胸口，抽自己嘴巴，白天黑夜都睡不著覺。最難受時，他經常大喊：“媽媽我不想離開你，媽媽我叫小皓宇，你要記得我。”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內，兩位患兒在一起玩遊戲
能治癒的疾病
用醫生的話說，6月22日，小皓宇被送進醫院時，已是病入膏肓。他眼睛發青腫起，乍看像是熊貓眼，走立困難，需要媽媽一直攙扶。發病前，他在家一切正常，除了走路會一踮一踮。母親曾以為，這是他此前摔過跤的緣故。
經過穿刺、骨穿等五天檢查，小皓宇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的IV期高危，需要立即住院治療。閆傑告訴李蓉，孩子身上的腫瘤已擴散至全身，各項指標都不達標，能不能挺過這一關化療還難說。
化療的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反應激烈，不僅噁心嘔吐、吃不下飯，還感冒發燒，整日咳嗽。整個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輸了4磅多血，艱難地挺過來了。李蓉驚喜地發現，兒子的情況在好轉。至少，送往醫院時的熊貓眼、腦袋和下巴的“包”慢慢地下去了。“這多少算是一個奇蹟。”閆傑對李蓉說。
對於閆傑來講，兒童腫瘤的診治中，奇蹟並不少見，“小孩子的生命力特別強”。她曾按照經驗判斷可能不行的病例，經常治著治著“居然都能活過來”。孩子們懵懂天真，並不知癌症意味著什麼。化療期間，他們沒有心理負擔，藥物吃了吐、吐了接著吃，“好多成年人還沒吃就開始吐了”。
與成人癌症被稱為“眾病之王”相比，兒童腫瘤治癒率相對較高，二者在發病肌理、治療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兒童癌症發病快、進展快，但對化療藥物的敏感度也更高，即使是腫瘤已擴散，也有治癒的可能。
“同樣的化療藥，無論按公斤體重算還是單位面積算，兒童的劑量都比成人的要大。” 是因為兒童腫瘤細胞往往處於複製和活動中，這時用藥效果更好，而成人腫瘤以上皮性的癌變尤為多見，與兒童腫瘤相比化療多不敏感，同時兒童組織修復能力也更強。李治中則補充，兒童癌症的基因突變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幾個，抗藥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目前，國內外兒童腫瘤的治癒率很高。在美國，兒童癌症存活率達80%。而在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總體治癒率（五年存活率）也在70%多以上。其中，淋巴瘤達80%以上、肝母細胞瘤90%、腎母細胞瘤90%以上，閆傑認為嚴重最難治癒的神經母細胞瘤，也在50%以上。
但這些高治癒率，並不為多數民眾乃是地方醫生所熟知。最初在基層醫院看病的家長們，幾乎都曾聽過醫生放棄治療的勸告。在重慶兒童醫院時，醫生曾經勸過張彤一家人放棄，“繼續治下去，有很大可能人財兩空”。
8月3日，閆傑在出門診時，遇到了一個腎母細胞瘤肺轉移的患兒，母親是來自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腫瘤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當地醫院看過後，醫生徑自告訴她希望渺茫，“生二胎吧”。閆傑則安慰她，腎母細胞瘤治癒率很高，即使肺轉移，治癒率也在70%以上。這位本身就對腫瘤有一定認知的媽媽，仍忍不住戰戰兢兢地問閆傑：“能活到20多歲嗎？能我就滿足了。”“肯定不止。”閆傑耐心地答道。
家屬的焦慮，也來自就診時所遇尷尬與空白。絕大多數兒童醫院並不擅長腫瘤，而諸多腫瘤醫院也沒有開設兒科。王琳琳在重慶住院時，被安排在了心胸外科，以治療小兒心臟病為主，手術都是從北京請來的專家主刀。而在小皓宇也輾轉到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李蓉一聽是腫瘤，經判斷趕緊送來了腫瘤醫院。
“兒童腫瘤的診治，對多學科會診的要求很高。”李治中說，兒童腫瘤的治療，綜合治療需要跟上，後者也是中國診療體系的一個難點。比如，兒童的放療就需要保持身體不動，這又涉及小兒麻醉，目前中國能施行的醫院很少。
1982年，中國腫瘤學創始人金顯宅根據兒童腫瘤的特點，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組建了兒科。閆傑說，一個兒童腫瘤科方便把將病人都管理起來，銜接治療流程、術後隨訪等。“要是擱在各個科室裡，沒有全面建議，病人不知道往哪去，有時候就疏忽了，甚至跑了。”
在兒童腫瘤科待了32年，閆傑見證了諸多悲歡離合。兒童腫瘤的發病，尤其是實體瘤中多見的各種母細胞瘤，多是因為在母體中胚胎髮育的缺陷或基因突變，造成細胞變異。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懷孕期間遭受過一定量的電離輻射或接觸某些化學有害物質等，都會加大胎兒患病的風險。但與幾乎所有癌症一樣，很難找到具體的病因。
許多夫妻在子女患病前後離了婚。閆傑曾遇到過一位有醫學背景的父親，在兒子患病後指責女方基因有缺陷，只因其有直系親屬患有肝癌，“肯定是他媽媽的事兒”。閆傑只好解釋，“母體”並非指母親，而是母細胞。對方又認為，那就是他倆基因不合適，不能再結合在一起。離婚後，母親含辛茹苦，一人帶著孩子治病，所幸效果挺好。“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呢。”講到這裡她嘆了口氣，“多可恨吶。”
也有好心人時常來獻愛心。每週三，會有志願機構來到精心裝扮過活動室為患兒和家屬做活動。曾經還有一位中央財經大學的教授，來探望患成年癌症的朋友時，偶然得知了兒童腫瘤科的存在。該教授看見病房裡滿目的“小光頭”，動了惻隱之心，主動聯繫科室，說願意出資數萬元捐助困難家庭治病。
這筆錢最後給了一個東北地區的困難家庭，患兒是一位神經母細胞瘤晚期的小女孩。化療剛開始沒多久，一家人就沒錢了。父親有放棄之念，但女孩的姥爺說：“主任您儘管治，錢我來想辦法。”姥爺最後東拼西湊，借來了所有能借的錢，硬生生地讓女孩治完所有療程。
一如這位姥爺，多數家庭都在默默地咬牙挺著。李蓉和張彤，都孤身一人住在腫瘤醫院附近。李蓉每日花費在200～300元，主要用在食宿上。她很少帶兒子去人多的地方，怕花錢，更怕感染。每天在醫院與出租房兩點一線之間奔波，一到夜幕降臨，巨大的孤獨感就會襲來。
在幾十公里外，她的家靜海區，還有兩個女兒由丈夫照料著，一個9歲，一個12歲。想家的時候，她就會拿出手機裡過去的照片挨著翻看。張彤說，她會盡最大努力，哪怕只能讓小皓宇多活幾年。兩個女兒告訴她：“弟弟能活多久，我們就能開心多久。”
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於楚眾 攝）
“闖關”藥
小皓宇的治療之路還很漫長。他才剛剛開啟第二個化療療程，要待擴散至骨髓等地的腫瘤都“打沒了”之後，才能進行切除手術。情況不容樂觀，小皓宇的一個腎可能要保不住了。但李蓉說，看見如今小皓宇第一個療程有成效，他們已經很知足了，即使兒子還不能走動。
神經母細胞瘤，是目前兒童實體腫瘤中最難治癒的一種。在經歷了化療、切除手術之後，還有幹細胞移植手術乃至二次移植手術等待著小皓宇。未來半年，他可能都只有在醫院度過。同病房的家長，用“闖關”形容整個流程。“就是闖關，一關一關地闖。”他這樣說道。
和成人癌症一樣，兒童癌症的治療常採用“手術+化療+放療”的方式。效果一度不好，以實體腫瘤中最常見的淋巴瘤為例，80年代科室剛起步時，國際上淋巴瘤治癒率為40%多，科室當時僅有20%多。閆傑記得，“當時家長經常一看晚期了，治療效果又不好，自己也沒錢，就走了”。
改變始於90年代。歐美等地牽頭進行多中心臨床實驗，出臺了多種化療藥組合的方案，改變了過去單藥為主的局面，同時也上市了很多新藥，兒童腫瘤的治療才開始慢慢變得樂觀起來。1997年，中國抗癌協會也成立了小兒腫瘤專委會，為兒童腫瘤的研究和診治統籌全局。
但對兒童來講，傳統的“手術+化療+放療”方式有很大的長期副作用，治癒癌症很可能只是未來艱難生活的開始。李治中透露，在發育過程中使用高劑量化療、放療不僅可能造成兒童神經發育不全、智力受損、長期抑鬱等，甚至還可能引起新的基因突變，導致部分患兒治癒多年後出現白血病等和首次癌症毫無關係的“二次癌症”。
閆傑門診接待的病人和家屬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過來複查的家屬。8月3日上午，她遇見一個髓母細胞瘤治癒10年過來複查的母親。母親說，孩子頭顱放療後似乎智力發育有點受影響，學習跟不上，最後沒考上高中。她不敢讓孩子離家太遠，“家門口上了箇中專，我很知足了”。
目前，國內外針對兒童癌症的化療藥物中，幾乎都以成人藥物為主。與兒童癌症的高治癒率、化療的高副作用相比，“兒童抗癌藥研發的情況，不是非常不樂觀，是幾乎可用‘慘淡’來形容”。李治中說。
過去20年中，治癌領域領先的美國只批准了4種有關兒童的抗癌藥，其中3種還是化療藥，同時能為成人所用。萬分之一的低發病率導致患者群體規模不大，沒有製藥公司重視，因故兒童腫瘤用藥只能跟著成人用藥的節奏，甚至慢上半拍。
以治療神經母細胞瘤的藥物為例。這些年來，治療此病症，國內外已開始採用二次自體幹細胞移植的方式，閆傑的科室採用此方式能將治癒率大幅提高到60%～70%以上。“過去神經母細胞瘤，怎麼治怎麼都不行。”閆傑說。
但在移植手術後，可用於治療此病症的靶向藥GD2抑制劑卻一直沒能進入中國。“GD2抑制劑大約能將治癒率再往上提高10%左右。”閆傑說，GD2抑制劑的藥物Unituxin在美國已獲批三年，效果很好，但在國外很多靶向藥已不需臨床實驗就可進入中國的情況下，GD2抑制劑卻一直被擋在門外。李治中認識的一些家長，為了用這種藥，就花費上百萬元飛往西班牙和美國就醫。
還有一些具備良好功效的化療藥物，曾在國內出現後就消失了。化療藥馬法蘭（Melphalan，也稱Alkeran）能治療多種腫瘤，可用於神經母細胞瘤的幹細胞移植階段，效果很好，但國內也沒有。2010年，天津市腫瘤醫院開始做幹細胞移植手術，沒有馬法蘭，就用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等藥物代替，結果效果很不好，一些患兒手術不到一年就復發。“治得都沒信心了，快放棄了。”閆傑說，當時很多病人家屬私下交流後，開始質疑治療效果，不願做移植手術。
馬法蘭也可用於治療視網膜細胞瘤，一種兒童常見的眼部惡性腫瘤，5月輿論關注的河南女童王鳳雅所患的病症。這種疾病在兒童實體腫瘤中發病率僅佔1%左右，如果早期發現並進行動脈介入治療，是可保住眼睛乃至治癒的。但由於缺少馬法蘭，加之發現晚，國內很多患兒未能保住眼睛，只有以摘眼的代價換取生命。
2016年的冬天，就有一對走投無路的山東父母，在兒子患有此病、快要失去視力卻苦尋馬法蘭不得的情況下，走上了省會濟南的城市中心泉城廣場，舉起一塊白底紅字的血書泡沫，上面寫著“馬法蘭來救命”。他們以這樣一種近乎決絕的方式，吸引到了當地媒體關注，換來了馬法蘭和一歲兒子明亮的雙眼。
實際上，早在1996年，由葛蘭素史克（GSK）生產的馬法蘭就已獲批進入中國，但當時的定價是不能超過70元/瓶（2mg每片、25片一瓶），成了當時中國內地最便宜的抗癌藥之一。相比之下，馬法蘭（30片2mg）在國外的售價高達360美元/瓶。鉅額差價讓葛蘭素史克虧損嚴重，後將馬法蘭撤出中國。2012年，他們將馬法蘭賣給另外一家藥企Aspen後，該藥就再未申請進入中國市場。
“國內做幹細胞移植的，都得用馬法蘭，成人和兒童腫瘤都是。沒有什麼替代藥物，我們用過替代藥物，效果不好。”閆傑說，很多患兒家屬不惜飛赴香港等地購買，再拿過來給醫生用。
較低的定價也曾讓治療腎母細胞瘤的化療藥放線菌素D（Dactinomycin）緊缺。閆傑記得，2015年前後該藥一度斷供，導致患兒家屬只有使用價格更高的進口藥。後來一看，是因該藥定價過低，國內只剩下一家生產企業，而當時恰逢該企業生產線調整，以致全國斷供。
“藥企不是慈善機構，相較於成人腫瘤，兒童抗癌藥的市場太小，一年就幾百上千個病人，製藥公司肯定算不過賬來。”李治中說，這其實也是目前兒童腫瘤用藥和研發市場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王旭華 攝）
生病之後，王琳琳不再活潑了。7月末的某個下午，當陽光透過兩米高的大窗戶照射進來，她表現出很不適應，從睡夢中驚醒，哭鬧著用手要遮住陽光。媽媽只有一邊唱歌安撫她入睡，一邊為她遮陰庇護。“她變了很多。”張彤苦笑著說。
被改變的不僅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孩子生病後，父母至少一方會放棄工作，全身心陪孩子治病。腫瘤醫院門口扎堆的租房中介中，總有些年輕父母的身影。張彤辭了四川的工作，來到天津，在醫院附近租了每月2400多元的一居室，全職照料，父親則是每月請假來定期看望王琳琳。兩人結婚五年，才有了王琳琳這一個孩子。
李蓉家住靜海區，是天津本市人，也為了小皓宇在醫院對面租了房，隔天過來驗血。化療期間，小皓宇吃不下東西，一度噁心嘔吐。做母親的看了非常心疼，自己也吃不下了，“一家人都是崩潰的邊緣”。
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每次發病疼痛時。疼得難受，小皓宇會自己打自己胸口，抽自己嘴巴，白天黑夜都睡不著覺。最難受時，他經常大喊：“媽媽我不想離開你，媽媽我叫小皓宇，你要記得我。”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內，兩位患兒在一起玩遊戲
能治癒的疾病
用醫生的話說，6月22日，小皓宇被送進醫院時，已是病入膏肓。他眼睛發青腫起，乍看像是熊貓眼，走立困難，需要媽媽一直攙扶。發病前，他在家一切正常，除了走路會一踮一踮。母親曾以為，這是他此前摔過跤的緣故。
經過穿刺、骨穿等五天檢查，小皓宇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的IV期高危，需要立即住院治療。閆傑告訴李蓉，孩子身上的腫瘤已擴散至全身，各項指標都不達標，能不能挺過這一關化療還難說。
化療的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反應激烈，不僅噁心嘔吐、吃不下飯，還感冒發燒，整日咳嗽。整個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輸了4磅多血，艱難地挺過來了。李蓉驚喜地發現，兒子的情況在好轉。至少，送往醫院時的熊貓眼、腦袋和下巴的“包”慢慢地下去了。“這多少算是一個奇蹟。”閆傑對李蓉說。
對於閆傑來講，兒童腫瘤的診治中，奇蹟並不少見，“小孩子的生命力特別強”。她曾按照經驗判斷可能不行的病例，經常治著治著“居然都能活過來”。孩子們懵懂天真，並不知癌症意味著什麼。化療期間，他們沒有心理負擔，藥物吃了吐、吐了接著吃，“好多成年人還沒吃就開始吐了”。
與成人癌症被稱為“眾病之王”相比，兒童腫瘤治癒率相對較高，二者在發病肌理、治療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兒童癌症發病快、進展快，但對化療藥物的敏感度也更高，即使是腫瘤已擴散，也有治癒的可能。
“同樣的化療藥，無論按公斤體重算還是單位面積算，兒童的劑量都比成人的要大。” 是因為兒童腫瘤細胞往往處於複製和活動中，這時用藥效果更好，而成人腫瘤以上皮性的癌變尤為多見，與兒童腫瘤相比化療多不敏感，同時兒童組織修復能力也更強。李治中則補充，兒童癌症的基因突變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幾個，抗藥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目前，國內外兒童腫瘤的治癒率很高。在美國，兒童癌症存活率達80%。而在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總體治癒率（五年存活率）也在70%多以上。其中，淋巴瘤達80%以上、肝母細胞瘤90%、腎母細胞瘤90%以上，閆傑認為嚴重最難治癒的神經母細胞瘤，也在50%以上。
但這些高治癒率，並不為多數民眾乃是地方醫生所熟知。最初在基層醫院看病的家長們，幾乎都曾聽過醫生放棄治療的勸告。在重慶兒童醫院時，醫生曾經勸過張彤一家人放棄，“繼續治下去，有很大可能人財兩空”。
8月3日，閆傑在出門診時，遇到了一個腎母細胞瘤肺轉移的患兒，母親是來自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腫瘤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當地醫院看過後，醫生徑自告訴她希望渺茫，“生二胎吧”。閆傑則安慰她，腎母細胞瘤治癒率很高，即使肺轉移，治癒率也在70%以上。這位本身就對腫瘤有一定認知的媽媽，仍忍不住戰戰兢兢地問閆傑：“能活到20多歲嗎？能我就滿足了。”“肯定不止。”閆傑耐心地答道。
家屬的焦慮，也來自就診時所遇尷尬與空白。絕大多數兒童醫院並不擅長腫瘤，而諸多腫瘤醫院也沒有開設兒科。王琳琳在重慶住院時，被安排在了心胸外科，以治療小兒心臟病為主，手術都是從北京請來的專家主刀。而在小皓宇也輾轉到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李蓉一聽是腫瘤，經判斷趕緊送來了腫瘤醫院。
“兒童腫瘤的診治，對多學科會診的要求很高。”李治中說，兒童腫瘤的治療，綜合治療需要跟上，後者也是中國診療體系的一個難點。比如，兒童的放療就需要保持身體不動，這又涉及小兒麻醉，目前中國能施行的醫院很少。
1982年，中國腫瘤學創始人金顯宅根據兒童腫瘤的特點，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組建了兒科。閆傑說，一個兒童腫瘤科方便把將病人都管理起來，銜接治療流程、術後隨訪等。“要是擱在各個科室裡，沒有全面建議，病人不知道往哪去，有時候就疏忽了，甚至跑了。”
在兒童腫瘤科待了32年，閆傑見證了諸多悲歡離合。兒童腫瘤的發病，尤其是實體瘤中多見的各種母細胞瘤，多是因為在母體中胚胎髮育的缺陷或基因突變，造成細胞變異。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懷孕期間遭受過一定量的電離輻射或接觸某些化學有害物質等，都會加大胎兒患病的風險。但與幾乎所有癌症一樣，很難找到具體的病因。
許多夫妻在子女患病前後離了婚。閆傑曾遇到過一位有醫學背景的父親，在兒子患病後指責女方基因有缺陷，只因其有直系親屬患有肝癌，“肯定是他媽媽的事兒”。閆傑只好解釋，“母體”並非指母親，而是母細胞。對方又認為，那就是他倆基因不合適，不能再結合在一起。離婚後，母親含辛茹苦，一人帶著孩子治病，所幸效果挺好。“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呢。”講到這裡她嘆了口氣，“多可恨吶。”
也有好心人時常來獻愛心。每週三，會有志願機構來到精心裝扮過活動室為患兒和家屬做活動。曾經還有一位中央財經大學的教授，來探望患成年癌症的朋友時，偶然得知了兒童腫瘤科的存在。該教授看見病房裡滿目的“小光頭”，動了惻隱之心，主動聯繫科室，說願意出資數萬元捐助困難家庭治病。
這筆錢最後給了一個東北地區的困難家庭，患兒是一位神經母細胞瘤晚期的小女孩。化療剛開始沒多久，一家人就沒錢了。父親有放棄之念，但女孩的姥爺說：“主任您儘管治，錢我來想辦法。”姥爺最後東拼西湊，借來了所有能借的錢，硬生生地讓女孩治完所有療程。
一如這位姥爺，多數家庭都在默默地咬牙挺著。李蓉和張彤，都孤身一人住在腫瘤醫院附近。李蓉每日花費在200～300元，主要用在食宿上。她很少帶兒子去人多的地方，怕花錢，更怕感染。每天在醫院與出租房兩點一線之間奔波，一到夜幕降臨，巨大的孤獨感就會襲來。
在幾十公里外，她的家靜海區，還有兩個女兒由丈夫照料著，一個9歲，一個12歲。想家的時候，她就會拿出手機裡過去的照片挨著翻看。張彤說，她會盡最大努力，哪怕只能讓小皓宇多活幾年。兩個女兒告訴她：“弟弟能活多久，我們就能開心多久。”
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於楚眾 攝）
“闖關”藥
小皓宇的治療之路還很漫長。他才剛剛開啟第二個化療療程，要待擴散至骨髓等地的腫瘤都“打沒了”之後，才能進行切除手術。情況不容樂觀，小皓宇的一個腎可能要保不住了。但李蓉說，看見如今小皓宇第一個療程有成效，他們已經很知足了，即使兒子還不能走動。
神經母細胞瘤，是目前兒童實體腫瘤中最難治癒的一種。在經歷了化療、切除手術之後，還有幹細胞移植手術乃至二次移植手術等待著小皓宇。未來半年，他可能都只有在醫院度過。同病房的家長，用“闖關”形容整個流程。“就是闖關，一關一關地闖。”他這樣說道。
和成人癌症一樣，兒童癌症的治療常採用“手術+化療+放療”的方式。效果一度不好，以實體腫瘤中最常見的淋巴瘤為例，80年代科室剛起步時，國際上淋巴瘤治癒率為40%多，科室當時僅有20%多。閆傑記得，“當時家長經常一看晚期了，治療效果又不好，自己也沒錢，就走了”。
改變始於90年代。歐美等地牽頭進行多中心臨床實驗，出臺了多種化療藥組合的方案，改變了過去單藥為主的局面，同時也上市了很多新藥，兒童腫瘤的治療才開始慢慢變得樂觀起來。1997年，中國抗癌協會也成立了小兒腫瘤專委會，為兒童腫瘤的研究和診治統籌全局。
但對兒童來講，傳統的“手術+化療+放療”方式有很大的長期副作用，治癒癌症很可能只是未來艱難生活的開始。李治中透露，在發育過程中使用高劑量化療、放療不僅可能造成兒童神經發育不全、智力受損、長期抑鬱等，甚至還可能引起新的基因突變，導致部分患兒治癒多年後出現白血病等和首次癌症毫無關係的“二次癌症”。
閆傑門診接待的病人和家屬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過來複查的家屬。8月3日上午，她遇見一個髓母細胞瘤治癒10年過來複查的母親。母親說，孩子頭顱放療後似乎智力發育有點受影響，學習跟不上，最後沒考上高中。她不敢讓孩子離家太遠，“家門口上了箇中專，我很知足了”。
目前，國內外針對兒童癌症的化療藥物中，幾乎都以成人藥物為主。與兒童癌症的高治癒率、化療的高副作用相比，“兒童抗癌藥研發的情況，不是非常不樂觀，是幾乎可用‘慘淡’來形容”。李治中說。
過去20年中，治癌領域領先的美國只批准了4種有關兒童的抗癌藥，其中3種還是化療藥，同時能為成人所用。萬分之一的低發病率導致患者群體規模不大，沒有製藥公司重視，因故兒童腫瘤用藥只能跟著成人用藥的節奏，甚至慢上半拍。
以治療神經母細胞瘤的藥物為例。這些年來，治療此病症，國內外已開始採用二次自體幹細胞移植的方式，閆傑的科室採用此方式能將治癒率大幅提高到60%～70%以上。“過去神經母細胞瘤，怎麼治怎麼都不行。”閆傑說。
但在移植手術後，可用於治療此病症的靶向藥GD2抑制劑卻一直沒能進入中國。“GD2抑制劑大約能將治癒率再往上提高10%左右。”閆傑說，GD2抑制劑的藥物Unituxin在美國已獲批三年，效果很好，但在國外很多靶向藥已不需臨床實驗就可進入中國的情況下，GD2抑制劑卻一直被擋在門外。李治中認識的一些家長，為了用這種藥，就花費上百萬元飛往西班牙和美國就醫。
還有一些具備良好功效的化療藥物，曾在國內出現後就消失了。化療藥馬法蘭（Melphalan，也稱Alkeran）能治療多種腫瘤，可用於神經母細胞瘤的幹細胞移植階段，效果很好，但國內也沒有。2010年，天津市腫瘤醫院開始做幹細胞移植手術，沒有馬法蘭，就用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等藥物代替，結果效果很不好，一些患兒手術不到一年就復發。“治得都沒信心了，快放棄了。”閆傑說，當時很多病人家屬私下交流後，開始質疑治療效果，不願做移植手術。
馬法蘭也可用於治療視網膜細胞瘤，一種兒童常見的眼部惡性腫瘤，5月輿論關注的河南女童王鳳雅所患的病症。這種疾病在兒童實體腫瘤中發病率僅佔1%左右，如果早期發現並進行動脈介入治療，是可保住眼睛乃至治癒的。但由於缺少馬法蘭，加之發現晚，國內很多患兒未能保住眼睛，只有以摘眼的代價換取生命。
2016年的冬天，就有一對走投無路的山東父母，在兒子患有此病、快要失去視力卻苦尋馬法蘭不得的情況下，走上了省會濟南的城市中心泉城廣場，舉起一塊白底紅字的血書泡沫，上面寫著“馬法蘭來救命”。他們以這樣一種近乎決絕的方式，吸引到了當地媒體關注，換來了馬法蘭和一歲兒子明亮的雙眼。
實際上，早在1996年，由葛蘭素史克（GSK）生產的馬法蘭就已獲批進入中國，但當時的定價是不能超過70元/瓶（2mg每片、25片一瓶），成了當時中國內地最便宜的抗癌藥之一。相比之下，馬法蘭（30片2mg）在國外的售價高達360美元/瓶。鉅額差價讓葛蘭素史克虧損嚴重，後將馬法蘭撤出中國。2012年，他們將馬法蘭賣給另外一家藥企Aspen後，該藥就再未申請進入中國市場。
“國內做幹細胞移植的，都得用馬法蘭，成人和兒童腫瘤都是。沒有什麼替代藥物，我們用過替代藥物，效果不好。”閆傑說，很多患兒家屬不惜飛赴香港等地購買，再拿過來給醫生用。
較低的定價也曾讓治療腎母細胞瘤的化療藥放線菌素D（Dactinomycin）緊缺。閆傑記得，2015年前後該藥一度斷供，導致患兒家屬只有使用價格更高的進口藥。後來一看，是因該藥定價過低，國內只剩下一家生產企業，而當時恰逢該企業生產線調整，以致全國斷供。
“藥企不是慈善機構，相較於成人腫瘤，兒童抗癌藥的市場太小，一年就幾百上千個病人，製藥公司肯定算不過賬來。”李治中說，這其實也是目前兒童腫瘤用藥和研發市場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病房內，一位母親在照料患病的兒子（於楚眾 攝）
改變何來
李蓉還在為孩子的治療費用發愁。才進行到第二個療程，小皓宇的治療就已經花費了6萬餘元，如果想要治癒，一共則需十餘個療程。而張彤，僅那次在重慶不成功的手術前後，就花去了20多萬元。
兒童腫瘤的治療亦不便宜，普遍都需要10萬元以上，如果是IV期患兒，則可能高達三四十萬元。閆傑說，兒童腫瘤醫療，綜合治療非常重要，化療藥很多都可以報銷，但輔助支持治療的費用才是大頭。“比如有些孩子送來就是晚期了，一個療程打下去骨髓都空了，得不停地輸血，那就是無底洞。”
有一位父親，每到門診時就跪在醫院門口求助。也不時有千里迢迢奔赴過來的家長，因費用問題放棄了治療。前述GD2抑制劑，若在香港購入治療，也需要花費上百萬元。三年多來，閆傑只遇到過一對患兒父母自掏腰包購入了這種藥，這對父母來自醫藥行業，有資金，也有渠道。
更多的患兒來自農村，屬於新農合醫保。與兒童白血病2011年被各省市納入醫保範圍不同，目前的實體腫瘤多需自費。張彤知道，新農合異地報銷最多隻能報銷30%～40%，她曾託人去問過，老家醫保部門工作人員說，沒聽過這種病，可能不能報銷。
未納入的也有製藥企業研發目錄。李治中在美國諾華製藥（Novartis）從事抗癌藥研發工作多年。對於GD2抑制劑，他感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美上市三年，GD2抑制劑在中國卻完全沒有。“以前別說上市的藥，即使一個很有希望的抗癌藥，在臨床階段可能就有仿製藥出來，但這藥是完全沒有，就是因為不盈利。”
雖然中國兒童腫瘤患者有15萬，倖存者超100萬，但與成人腫瘤市場相比，只是滄海一粟，藥企對此領域不感興趣。發達國家亦是如此，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每年用於癌症研究的經費超為40億美元，只有4%用於兒童癌症。美國Kids V Cancer基金會指出，如今有900種成人抗癌藥在研發進程中，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也應用於兒童腫瘤，絕大多數兒童抗癌藥歷史都有超20年之久。
一些兒童由此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美籍華裔媽媽凱西的10歲兒子土土（Joey）在2013年3月被診斷出患有一種罕見的基因融合腎癌，一年時間裡歷經兩次大手術、口服五種不同化療藥、兩次注射化療，仍然無法停止腫瘤的擴散和生長。
一種全新的PD1免疫療法是他們的希望，其成人臨床試驗當時已開始，成效顯著，但兒童臨床試驗卻按兵不動。因為按照美國藥監局規定，如果引入額外兒童患者，會推後新藥的審批時間，造成藥企經濟損失。儘管Kathy一家從2014年4月就向六家藥廠申請使用該療法，州議員甚至司法部分都來幫助呼籲，他們還是沒能參加實驗。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兒童癌症：靜待陽光照射》，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黃子懿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一位母親在與患癌的兒子交流
“媽媽，你要記得我”
對於不到4歲的小皓宇來講，童年正在成為很痛苦的記憶。
在同齡小朋友都進入幼兒園、擺弄玩具和繪本時，他卻損失了自己身體的一切毛髮，面容慘白地躺在醫院一米多寬的病床上，身上插著導管，依偎在母親李蓉的懷裡。
他下肢沒有知覺，無法站立和行走，翻身時需要李蓉用手把他扶起，調整姿勢後再躺下。疼的時候，他會哭鬧著大喊大鬧要媽媽抱，李蓉只好一邊抱著他，一邊拿出手機放動畫片讓他觀看，儘可能調低音量，避免打擾他人。
即使在這片刻安靜的間隙，李蓉也是一臉愁容。講述兒子的病情時，這位母親的眼淚一直在眼珠裡打轉。她兒子患的是神經母細胞瘤，一種罕見的兒童實體腫瘤病症，被發現時已在全身轉移擴散：腦袋上、左下巴、椎管中、骨髓裡都有腫瘤。最嚴重的時候，腫瘤壓迫神經造成排尿困難，加上週身疼痛，小皓宇難受得整夜無法入眠。
“他這麼小，怎麼會得腫瘤？”兩個月前，當兒子在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時，她仍不敢相信，僅有3歲多的小皓宇，會患上一種看似只屬於成年人的疾病，直到後來轉院，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
走進這個全國最早的兒童實體腫瘤診治科室，所見都的是和小皓宇一樣的清一色“小光頭”，他們掉了眉發，似乎失去了這個年齡應有的亮色，與科室走廊、病房裡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卡通人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記者一度需要小心翼翼地詢問守候在旁的父母，才能分辨出孩子的性別。
患兒來自五湖四海：四川、天津、河北、黑龍江……不管哪裡，經歷都非常相似：突然發病，數次被誤診，輾轉多個醫院，直至確認惡性腫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這已成導致兒童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僅次於意外傷害。
兒童惡性腫瘤，俗稱“兒童癌症”，通常用於指15歲以下的兒童。WHO資料顯示，兒童期癌症相當罕見，僅佔癌症總數的0.5％至4.6％。全世界兒童期癌症總髮病率為每100萬名兒童50至200例。而在中國，2017年大約有3.5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被診斷患癌症，目前患兒總數約在15萬左右。
“發病率大約在萬分之一左右，緩慢提升。”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近些年來愈發感覺忙碌。成為科室主任10年以來，科室每年的門診數量已從1000餘人次增至如今的8000餘人次。而在1986年她剛參加工作時，整個科室只有6張床，還經常收不滿，只好兼收外科病。“換現在完全不可能。”閆傑說。
現有的38張病床供不應求，科室常常加床至60餘張。即使這樣，每天仍有病人進不來。外地病人佔了75%左右，因為這是全國少數幾個能開展兒童實體瘤專業診治的科室。與龐大的患者群體相比，全國現在僅有兩家腫瘤醫院有兒童腫瘤科，另一家是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血液系統腫瘤為主。
說起兒童腫瘤，最普遍的反應是兒童白血病。實際上，兒童腫瘤主要分實體腫瘤和血液系統腫瘤兩大類。白血病是最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而實體腫瘤是各種“母細胞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腎母細胞瘤、視網膜母細胞瘤等。由於發病率比成人低，大眾甚至諸多基層醫生對兒童腫瘤知識往往匱乏。
來到天津市腫瘤醫院的患兒，幾乎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2018年3月，當小皓宇在家發病，左下巴腫大、吃喝困難時，當地大夫診斷為“淋巴結腫大”，吃藥半月，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腫瘤擠壓神經，他走路開始不穩，一碰就倒。李蓉把孩子直接送往兒童醫院後查出，這不是普通腫瘤，懷疑已是轉移，但仍未確診。
與成人腫瘤不同，兒童腫瘤進展極快，從Ⅰ期發展到Ⅳ期往往在三四個月之間。一旦誤診，將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但由於認知不足和缺乏早期篩查機制等，早期的腫瘤發現很難，一經發現，幾乎都是晚期。閆傑說，相對較好的一個早發現方式是，定期帶孩子去查B超。
但很少有家長會有這個意識，所有的小朋友發病前幾乎都一切正常。來自四川的2歲女童王琳琳也患有神經母細胞瘤，IV期高危。她原本很是活潑，親友們都稱她為“猴子”。2018年1月，她在家裡玩耍時突感胸口劇疼。她聰明好動，開口說話很早，當晚主動開口對媽媽張彤說：“媽媽，我胸口疼。”
張彤翌日立即將其送往當地醫院，醫生做了胸片，說肺上有東西，但不能確定是什麼。後來，張彤按住她做了CT，發現有腫瘤。經家人商議後，王琳琳被送到重慶兒童醫院診治，花費20多萬元，手術卻失敗了。這位母親至今還在想，如果她沒有那麼早說話、如果她一上來就被送到這裡，如今的病情會怎樣。
“如果嚴格定義，未確診也叫誤診的話，估計超80%的患兒都有過被誤診的經歷，只是誤診多少、時間和後果不同而已。”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說，“這也不能怪基層醫生，他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見到幾個。”
美國杜克大學癌症生物學博士、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創始人李治中（王旭華 攝）
生病之後，王琳琳不再活潑了。7月末的某個下午，當陽光透過兩米高的大窗戶照射進來，她表現出很不適應，從睡夢中驚醒，哭鬧著用手要遮住陽光。媽媽只有一邊唱歌安撫她入睡，一邊為她遮陰庇護。“她變了很多。”張彤苦笑著說。
被改變的不僅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孩子生病後，父母至少一方會放棄工作，全身心陪孩子治病。腫瘤醫院門口扎堆的租房中介中，總有些年輕父母的身影。張彤辭了四川的工作，來到天津，在醫院附近租了每月2400多元的一居室，全職照料，父親則是每月請假來定期看望王琳琳。兩人結婚五年，才有了王琳琳這一個孩子。
李蓉家住靜海區，是天津本市人，也為了小皓宇在醫院對面租了房，隔天過來驗血。化療期間，小皓宇吃不下東西，一度噁心嘔吐。做母親的看了非常心疼，自己也吃不下了，“一家人都是崩潰的邊緣”。
最讓她心疼的是，孩子每次發病疼痛時。疼得難受，小皓宇會自己打自己胸口，抽自己嘴巴，白天黑夜都睡不著覺。最難受時，他經常大喊：“媽媽我不想離開你，媽媽我叫小皓宇，你要記得我。”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內，兩位患兒在一起玩遊戲
能治癒的疾病
用醫生的話說，6月22日，小皓宇被送進醫院時，已是病入膏肓。他眼睛發青腫起，乍看像是熊貓眼，走立困難，需要媽媽一直攙扶。發病前，他在家一切正常，除了走路會一踮一踮。母親曾以為，這是他此前摔過跤的緣故。
經過穿刺、骨穿等五天檢查，小皓宇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的IV期高危，需要立即住院治療。閆傑告訴李蓉，孩子身上的腫瘤已擴散至全身，各項指標都不達標，能不能挺過這一關化療還難說。
化療的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反應激烈，不僅噁心嘔吐、吃不下飯，還感冒發燒，整日咳嗽。整個第一個療程，小皓宇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輸了4磅多血，艱難地挺過來了。李蓉驚喜地發現，兒子的情況在好轉。至少，送往醫院時的熊貓眼、腦袋和下巴的“包”慢慢地下去了。“這多少算是一個奇蹟。”閆傑對李蓉說。
對於閆傑來講，兒童腫瘤的診治中，奇蹟並不少見，“小孩子的生命力特別強”。她曾按照經驗判斷可能不行的病例，經常治著治著“居然都能活過來”。孩子們懵懂天真，並不知癌症意味著什麼。化療期間，他們沒有心理負擔，藥物吃了吐、吐了接著吃，“好多成年人還沒吃就開始吐了”。
與成人癌症被稱為“眾病之王”相比，兒童腫瘤治癒率相對較高，二者在發病肌理、治療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兒童癌症發病快、進展快，但對化療藥物的敏感度也更高，即使是腫瘤已擴散，也有治癒的可能。
“同樣的化療藥，無論按公斤體重算還是單位面積算，兒童的劑量都比成人的要大。” 是因為兒童腫瘤細胞往往處於複製和活動中，這時用藥效果更好，而成人腫瘤以上皮性的癌變尤為多見，與兒童腫瘤相比化療多不敏感，同時兒童組織修復能力也更強。李治中則補充，兒童癌症的基因突變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幾個，抗藥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目前，國內外兒童腫瘤的治癒率很高。在美國，兒童癌症存活率達80%。而在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總體治癒率（五年存活率）也在70%多以上。其中，淋巴瘤達80%以上、肝母細胞瘤90%、腎母細胞瘤90%以上，閆傑認為嚴重最難治癒的神經母細胞瘤，也在50%以上。
但這些高治癒率，並不為多數民眾乃是地方醫生所熟知。最初在基層醫院看病的家長們，幾乎都曾聽過醫生放棄治療的勸告。在重慶兒童醫院時，醫生曾經勸過張彤一家人放棄，“繼續治下去，有很大可能人財兩空”。
8月3日，閆傑在出門診時，遇到了一個腎母細胞瘤肺轉移的患兒，母親是來自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腫瘤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當地醫院看過後，醫生徑自告訴她希望渺茫，“生二胎吧”。閆傑則安慰她，腎母細胞瘤治癒率很高，即使肺轉移，治癒率也在70%以上。這位本身就對腫瘤有一定認知的媽媽，仍忍不住戰戰兢兢地問閆傑：“能活到20多歲嗎？能我就滿足了。”“肯定不止。”閆傑耐心地答道。
家屬的焦慮，也來自就診時所遇尷尬與空白。絕大多數兒童醫院並不擅長腫瘤，而諸多腫瘤醫院也沒有開設兒科。王琳琳在重慶住院時，被安排在了心胸外科，以治療小兒心臟病為主，手術都是從北京請來的專家主刀。而在小皓宇也輾轉到天津兒童醫院確診，李蓉一聽是腫瘤，經判斷趕緊送來了腫瘤醫院。
“兒童腫瘤的診治，對多學科會診的要求很高。”李治中說，兒童腫瘤的治療，綜合治療需要跟上，後者也是中國診療體系的一個難點。比如，兒童的放療就需要保持身體不動，這又涉及小兒麻醉，目前中國能施行的醫院很少。
1982年，中國腫瘤學創始人金顯宅根據兒童腫瘤的特點，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組建了兒科。閆傑說，一個兒童腫瘤科方便把將病人都管理起來，銜接治療流程、術後隨訪等。“要是擱在各個科室裡，沒有全面建議，病人不知道往哪去，有時候就疏忽了，甚至跑了。”
在兒童腫瘤科待了32年，閆傑見證了諸多悲歡離合。兒童腫瘤的發病，尤其是實體瘤中多見的各種母細胞瘤，多是因為在母體中胚胎髮育的缺陷或基因突變，造成細胞變異。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懷孕期間遭受過一定量的電離輻射或接觸某些化學有害物質等，都會加大胎兒患病的風險。但與幾乎所有癌症一樣，很難找到具體的病因。
許多夫妻在子女患病前後離了婚。閆傑曾遇到過一位有醫學背景的父親，在兒子患病後指責女方基因有缺陷，只因其有直系親屬患有肝癌，“肯定是他媽媽的事兒”。閆傑只好解釋，“母體”並非指母親，而是母細胞。對方又認為，那就是他倆基因不合適，不能再結合在一起。離婚後，母親含辛茹苦，一人帶著孩子治病，所幸效果挺好。“現在還活得好好的呢。”講到這裡她嘆了口氣，“多可恨吶。”
也有好心人時常來獻愛心。每週三，會有志願機構來到精心裝扮過活動室為患兒和家屬做活動。曾經還有一位中央財經大學的教授，來探望患成年癌症的朋友時，偶然得知了兒童腫瘤科的存在。該教授看見病房裡滿目的“小光頭”，動了惻隱之心，主動聯繫科室，說願意出資數萬元捐助困難家庭治病。
這筆錢最後給了一個東北地區的困難家庭，患兒是一位神經母細胞瘤晚期的小女孩。化療剛開始沒多久，一家人就沒錢了。父親有放棄之念，但女孩的姥爺說：“主任您儘管治，錢我來想辦法。”姥爺最後東拼西湊，借來了所有能借的錢，硬生生地讓女孩治完所有療程。
一如這位姥爺，多數家庭都在默默地咬牙挺著。李蓉和張彤，都孤身一人住在腫瘤醫院附近。李蓉每日花費在200～300元，主要用在食宿上。她很少帶兒子去人多的地方，怕花錢，更怕感染。每天在醫院與出租房兩點一線之間奔波，一到夜幕降臨，巨大的孤獨感就會襲來。
在幾十公里外，她的家靜海區，還有兩個女兒由丈夫照料著，一個9歲，一個12歲。想家的時候，她就會拿出手機裡過去的照片挨著翻看。張彤說，她會盡最大努力，哪怕只能讓小皓宇多活幾年。兩個女兒告訴她：“弟弟能活多久，我們就能開心多久。”
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主任閆傑（於楚眾 攝）
“闖關”藥
小皓宇的治療之路還很漫長。他才剛剛開啟第二個化療療程，要待擴散至骨髓等地的腫瘤都“打沒了”之後，才能進行切除手術。情況不容樂觀，小皓宇的一個腎可能要保不住了。但李蓉說，看見如今小皓宇第一個療程有成效，他們已經很知足了，即使兒子還不能走動。
神經母細胞瘤，是目前兒童實體腫瘤中最難治癒的一種。在經歷了化療、切除手術之後，還有幹細胞移植手術乃至二次移植手術等待著小皓宇。未來半年，他可能都只有在醫院度過。同病房的家長，用“闖關”形容整個流程。“就是闖關，一關一關地闖。”他這樣說道。
和成人癌症一樣，兒童癌症的治療常採用“手術+化療+放療”的方式。效果一度不好，以實體腫瘤中最常見的淋巴瘤為例，80年代科室剛起步時，國際上淋巴瘤治癒率為40%多，科室當時僅有20%多。閆傑記得，“當時家長經常一看晚期了，治療效果又不好，自己也沒錢，就走了”。
改變始於90年代。歐美等地牽頭進行多中心臨床實驗，出臺了多種化療藥組合的方案，改變了過去單藥為主的局面，同時也上市了很多新藥，兒童腫瘤的治療才開始慢慢變得樂觀起來。1997年，中國抗癌協會也成立了小兒腫瘤專委會，為兒童腫瘤的研究和診治統籌全局。
但對兒童來講，傳統的“手術+化療+放療”方式有很大的長期副作用，治癒癌症很可能只是未來艱難生活的開始。李治中透露，在發育過程中使用高劑量化療、放療不僅可能造成兒童神經發育不全、智力受損、長期抑鬱等，甚至還可能引起新的基因突變，導致部分患兒治癒多年後出現白血病等和首次癌症毫無關係的“二次癌症”。
閆傑門診接待的病人和家屬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過來複查的家屬。8月3日上午，她遇見一個髓母細胞瘤治癒10年過來複查的母親。母親說，孩子頭顱放療後似乎智力發育有點受影響，學習跟不上，最後沒考上高中。她不敢讓孩子離家太遠，“家門口上了箇中專，我很知足了”。
目前，國內外針對兒童癌症的化療藥物中，幾乎都以成人藥物為主。與兒童癌症的高治癒率、化療的高副作用相比，“兒童抗癌藥研發的情況，不是非常不樂觀，是幾乎可用‘慘淡’來形容”。李治中說。
過去20年中，治癌領域領先的美國只批准了4種有關兒童的抗癌藥，其中3種還是化療藥，同時能為成人所用。萬分之一的低發病率導致患者群體規模不大，沒有製藥公司重視，因故兒童腫瘤用藥只能跟著成人用藥的節奏，甚至慢上半拍。
以治療神經母細胞瘤的藥物為例。這些年來，治療此病症，國內外已開始採用二次自體幹細胞移植的方式，閆傑的科室採用此方式能將治癒率大幅提高到60%～70%以上。“過去神經母細胞瘤，怎麼治怎麼都不行。”閆傑說。
但在移植手術後，可用於治療此病症的靶向藥GD2抑制劑卻一直沒能進入中國。“GD2抑制劑大約能將治癒率再往上提高10%左右。”閆傑說，GD2抑制劑的藥物Unituxin在美國已獲批三年，效果很好，但在國外很多靶向藥已不需臨床實驗就可進入中國的情況下，GD2抑制劑卻一直被擋在門外。李治中認識的一些家長，為了用這種藥，就花費上百萬元飛往西班牙和美國就醫。
還有一些具備良好功效的化療藥物，曾在國內出現後就消失了。化療藥馬法蘭（Melphalan，也稱Alkeran）能治療多種腫瘤，可用於神經母細胞瘤的幹細胞移植階段，效果很好，但國內也沒有。2010年，天津市腫瘤醫院開始做幹細胞移植手術，沒有馬法蘭，就用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等藥物代替，結果效果很不好，一些患兒手術不到一年就復發。“治得都沒信心了，快放棄了。”閆傑說，當時很多病人家屬私下交流後，開始質疑治療效果，不願做移植手術。
馬法蘭也可用於治療視網膜細胞瘤，一種兒童常見的眼部惡性腫瘤，5月輿論關注的河南女童王鳳雅所患的病症。這種疾病在兒童實體腫瘤中發病率僅佔1%左右，如果早期發現並進行動脈介入治療，是可保住眼睛乃至治癒的。但由於缺少馬法蘭，加之發現晚，國內很多患兒未能保住眼睛，只有以摘眼的代價換取生命。
2016年的冬天，就有一對走投無路的山東父母，在兒子患有此病、快要失去視力卻苦尋馬法蘭不得的情況下，走上了省會濟南的城市中心泉城廣場，舉起一塊白底紅字的血書泡沫，上面寫著“馬法蘭來救命”。他們以這樣一種近乎決絕的方式，吸引到了當地媒體關注，換來了馬法蘭和一歲兒子明亮的雙眼。
實際上，早在1996年，由葛蘭素史克（GSK）生產的馬法蘭就已獲批進入中國，但當時的定價是不能超過70元/瓶（2mg每片、25片一瓶），成了當時中國內地最便宜的抗癌藥之一。相比之下，馬法蘭（30片2mg）在國外的售價高達360美元/瓶。鉅額差價讓葛蘭素史克虧損嚴重，後將馬法蘭撤出中國。2012年，他們將馬法蘭賣給另外一家藥企Aspen後，該藥就再未申請進入中國市場。
“國內做幹細胞移植的，都得用馬法蘭，成人和兒童腫瘤都是。沒有什麼替代藥物，我們用過替代藥物，效果不好。”閆傑說，很多患兒家屬不惜飛赴香港等地購買，再拿過來給醫生用。
較低的定價也曾讓治療腎母細胞瘤的化療藥放線菌素D（Dactinomycin）緊缺。閆傑記得，2015年前後該藥一度斷供，導致患兒家屬只有使用價格更高的進口藥。後來一看，是因該藥定價過低，國內只剩下一家生產企業，而當時恰逢該企業生產線調整，以致全國斷供。
“藥企不是慈善機構，相較於成人腫瘤，兒童抗癌藥的市場太小，一年就幾百上千個病人，製藥公司肯定算不過賬來。”李治中說，這其實也是目前兒童腫瘤用藥和研發市場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天津市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病房內，一位母親在照料患病的兒子（於楚眾 攝）
改變何來
李蓉還在為孩子的治療費用發愁。才進行到第二個療程，小皓宇的治療就已經花費了6萬餘元，如果想要治癒，一共則需十餘個療程。而張彤，僅那次在重慶不成功的手術前後，就花去了20多萬元。
兒童腫瘤的治療亦不便宜，普遍都需要10萬元以上，如果是IV期患兒，則可能高達三四十萬元。閆傑說，兒童腫瘤醫療，綜合治療非常重要，化療藥很多都可以報銷，但輔助支持治療的費用才是大頭。“比如有些孩子送來就是晚期了，一個療程打下去骨髓都空了，得不停地輸血，那就是無底洞。”
有一位父親，每到門診時就跪在醫院門口求助。也不時有千里迢迢奔赴過來的家長，因費用問題放棄了治療。前述GD2抑制劑，若在香港購入治療，也需要花費上百萬元。三年多來，閆傑只遇到過一對患兒父母自掏腰包購入了這種藥，這對父母來自醫藥行業，有資金，也有渠道。
更多的患兒來自農村，屬於新農合醫保。與兒童白血病2011年被各省市納入醫保範圍不同，目前的實體腫瘤多需自費。張彤知道，新農合異地報銷最多隻能報銷30%～40%，她曾託人去問過，老家醫保部門工作人員說，沒聽過這種病，可能不能報銷。
未納入的也有製藥企業研發目錄。李治中在美國諾華製藥（Novartis）從事抗癌藥研發工作多年。對於GD2抑制劑，他感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美上市三年，GD2抑制劑在中國卻完全沒有。“以前別說上市的藥，即使一個很有希望的抗癌藥，在臨床階段可能就有仿製藥出來，但這藥是完全沒有，就是因為不盈利。”
雖然中國兒童腫瘤患者有15萬，倖存者超100萬，但與成人腫瘤市場相比，只是滄海一粟，藥企對此領域不感興趣。發達國家亦是如此，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每年用於癌症研究的經費超為40億美元，只有4%用於兒童癌症。美國Kids V Cancer基金會指出，如今有900種成人抗癌藥在研發進程中，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也應用於兒童腫瘤，絕大多數兒童抗癌藥歷史都有超20年之久。
一些兒童由此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美籍華裔媽媽凱西的10歲兒子土土（Joey）在2013年3月被診斷出患有一種罕見的基因融合腎癌，一年時間裡歷經兩次大手術、口服五種不同化療藥、兩次注射化療，仍然無法停止腫瘤的擴散和生長。
一種全新的PD1免疫療法是他們的希望，其成人臨床試驗當時已開始，成效顯著，但兒童臨床試驗卻按兵不動。因為按照美國藥監局規定，如果引入額外兒童患者，會推後新藥的審批時間，造成藥企經濟損失。儘管Kathy一家從2014年4月就向六家藥廠申請使用該療法，州議員甚至司法部分都來幫助呼籲，他們還是沒能參加實驗。
6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兒童癌症治療研究法案。該法案命令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改進兒童、青少年的癌症治療
半年後，該藥終於獲批上市，土土成了全球首個使用該藥物的兒童。結果顯示，PD1療法對抑制他體內的腫瘤非常有效。然而，錯過的時間窗再也無法彌補，兩個月後，土土還是離開了人世。Kathy悲痛中無數次地問自己：“如果兒子早點用上這新藥，結局會不會有所不同？”
在為土土申請用藥的過程中，她已在著手準備成立一個相關基金會，推動兒童抗癌藥的研發。土土去世後，她將基金會命名為“土土的翅膀”（Joey's Wings Foundation）。主要包括建立該病症的數據庫，收集腫瘤標本，同時資助相關研究。2017年，基金會曾給美國德州大學捐助10萬美元，用於研究此類病症——這些都還不夠，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法律推動兒童抗癌藥研發根本局面的變革。
2003年，美國曾通過了《兒童研究平等法案》（Pediatric Research Equity Act，PREA），要求成人藥物進行兒童適應證的評估。例如，如果一個藥企開發的抗癌藥所適用癌症也發生在兒童身上的話，藥廠必須在兒童中測試該藥。然而，這項法案並無大效，因為兒童幾乎不會得乳腺癌、肺癌等成人腫瘤。
Kathy與Kids V Cancer發現了問題所在。他們決定推動一個國會提案，對此進行修正。根據提案，當一個成年抗癌藥的分子靶點和一個兒童癌症相關的話，藥廠必須進行該兒童癌症藥物的研究。Kathy說，其意義在於，“我們不再以癌症發生的部位來定義，比如乳腺、肺、結腸等，而是用分子靶點來定義癌症”。
法案被命名為《加速兒童治癒和公平研究的法案》（Research to Accelerate Cures and Equity for Children Act，也稱RACE法案）。提案過程並不順利，各大藥廠聘請的遊說集團列出各種理由對議員進行多次遊說，如研發成本、市場規模等。但每到關鍵時間點，Kathy就會聯結上百名家長，在社交網絡上請願呼籲，質問投反對票的議員，“為什麼不投票？”2017年8月，他們成功了。在經過參眾兩院一致通過後，美國總統特朗普批准將該法案寫進法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案。”李治中說，以前一個抗癌藥如果在成人、兒童身上都有用，一定是先給成人，甚至只給成人。該法案則規定了相應兒童抗癌藥的研究，“以前是可做可不做，現在是必須做”。
李治中也表示，藥企研發風險和成本太高，99%的基礎研究到不了臨床實驗階段，而臨床實驗90%也會失敗，美國藥企平均每推出一個新藥，耗費成本十餘億美元。因此，其市場導向可以理解，關鍵是如何調節藥企盈利導向和兒童抗癌藥的公益屬性。“新藥一定要高利潤，藥企才會去做。”
他所創立的向日葵兒童癌症基金會，除要科普兒童癌症、解決信息鴻溝的問題外，另外一個計劃是利用中國患兒相對較大的病例基數，將美國兒童抗癌藥的研發結合起來，甚至引入一些已有的抗癌藥，例如GD2。
最近，李治中剛開始跟各大院方接觸，瞭解醫生和病人需求。之後打算找美國藥廠，將一些藥物的審批引入中國。如果沒辦法，就爭取在中國做類似的藥物。“要協調醫院、藥廠和政府三方，是非常大的事情，但總得有人來做。”李治中說。
對閆傑等醫生來講，情況越來越好。他們並未感覺到藥物稀缺抑或是新藥的研發緊迫。她說，大劑量使用成人化療藥，的確對兒童有很大副作用，這點國外相對更看重，但國內確實顧不上，目前關鍵還是提高治癒率——與其他兒科病相比，兒童腫瘤治癒率還不夠高，這也是惡性腫瘤成為兒童第二大死因的背景之一。
除馬法蘭外，曾一度消失的放線菌素D、長春新鹼等都重回了藥房，藥物組合使用等新療法，也讓閆傑越治療越有信心。難得碰到一個無法治癒而去世的小孩，她會難受好幾天。而在80年代剛起步時，一個孩子如果得了腫瘤，往往只有幾種單藥換著用，“幾個月就沒了”。
她的電腦裡存有不同時期患兒的各種照片。科室會定期將已治癒的患兒及其家屬請回來，讓他們給正在煎熬的家長以信心。很多患兒治癒後已長大成人，有的上了大學、學業有成，有的結了婚、家庭美滿。
一個20歲小夥子讓她至今印象深刻。若干年前，當孩子被送來時，是淋巴瘤Ⅲ期。治療期間不顧化療反應，父母依然讓他堅持游泳鍛鍊。如今，這位孩子已長成了一米九的大個兒，陽光開朗，做了健身教練。2018年的一次活動，他特意帶著女朋友前來，指著如今小皓宇和王琳琳住院的病房說：“看，我當時就住這兒。”（文中患者及親屬名稱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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