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隨著癌症患者人數的不斷上漲,湧向大城市求醫的外地患者也不斷增加。他們中有許多人出於經濟貧困、療程漫長等原因,只能選擇蝸居在醫院周邊的居民住宅或家庭旅館內……而這些聚集著癌症患者的簡易民居,被人們稱為“癌症旅館”。在這裡,很難說,絕望和希望究竟誰能打敗誰
法治週末記者 張舒
從醫院回到旅館時,已是晚上8點。張梅(化名)揉了揉痠痛的肩膀,開始搓洗女兒今天換下的衣褲。
今年5月底,女兒寧寧(化名)被確診為淋巴瘤。“但老家的醫療水平不行,得了這樣的病,還是得來北京看。”為了得到更好的治療,張梅夫妻二人帶著女兒寧寧,從江西趕來北京求醫,住進了這間小旅館裡。
房間有些擁擠,如同迷你的格子間一般:一張床、一個電視櫃、一臺電視,已經把空間分割得滿滿當當。屋裡沒有空調,只有一架老式電扇被嵌在牆上,吱喲喲地轉著。“條件是不太好,但這裡離醫院近,不足500米,收費便宜還有公共廚房。”張梅解釋道。
住了三個月,隔壁“鄰居”的來處,她已經瞭解得一清二楚。“有個漂亮的姑娘,得了乳腺癌,化療化得頭髮直往下掉;還有青島來的一個女老師,陪老公來看病,特愛乾淨,不去醫院的時候經常收拾我們廚房。”
說話間,張梅麻利地把洗好的衣服搭在窗口支起的簡易晾衣繩上。窗外,幾座大同小異的老式民居樓門口,簡易旅館的燈牌照亮了黑黢黢的道路。
“來這些小旅館住的,十有八九都是來看病的癌症患者和家屬。”
據張梅介紹,這些旅館裡的房客大都和她一樣,從全國各地趕來,但出於經濟窘迫或療程漫長等原因,他們只能選擇蝸居在醫院周邊縱橫交錯的家庭旅館內,少則住幾個月、多則半年一年。
而這些聚集著癌症患者的簡陋民居,也被人們稱為“癌症旅館”。
病患者和家屬們每天往返於醫院與旅館之間,等待一張醫院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療方案。
日復一日,他們把這裡當成“家”,也當成“戰場”。
等待希望
凌亂的短髮,滿臉的倦意,剛剛起床的王萍(化名)拎著暖水杯走下樓梯,搬了把椅子坐在路邊,和身旁擇菜的旅館老闆娘邢灣(化名)不時聊上幾句。
王萍就住在張梅樓下,比張梅晚來了一個月。
今年年初,剛過耳順之年的王萍被醫院確診為子宮癌。手術過後,在丈夫的陪伴下,王萍決定來北京的醫院進行化療。
但由於醫院床位緊張,除了最初化療的三天,其餘的時間裡,王萍並不能住院治療,“只能出來找地方住,再每天去醫院打針”。不得已,王萍和丈夫找到了這家開在醫院邊上的旅館,租住了一間單間,每天40元房費。
“這裡頭,左邊住的,右邊住的,不是等床位的,就是王萍這樣‘走療’的。”老闆娘邢灣解釋道。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研究統計和抽樣測算顯示,早在2013年,北京市內三級醫院外來就診患者便達到3036萬人次,外來就醫流動人口日均70萬左右。
明晃晃的陽光鋪滿了街道,早點鋪開始清洗客人早餐用過的碗筷。
這是這條小街一天中最閒散安靜的時刻:病人們還沒離開,新的住客還沒找來。家屬們有的閒聊,有的則開始拆洗被褥衣裳。
王萍也開始回到房間,整理隨身包裹。半小時後,她和丈夫會再次踏上前往醫院的小路。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王萍一樣幸運。
在旅館住了兩週,林鵬(化名)依然沒有接到醫院的電話,但妻子謝琳(化名)的病卻一天重過一天。
半個月前,他和妻子收拾好家當,帶著所有積蓄,來到了北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看好謝琳的胃癌。
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而第一站就是醫院旁邊的“癌症旅館”。
住進旅館當天下午,夫妻二人去見了主治醫生。但彼時醫院已經沒有多餘的病床,他們只能辦理預約住院。
這意味著他們最少需要等待一週時間,多則要兩個月。
妻子身體日趨衰弱,林鵬只能守在房間妻子床邊,等待醫院的電話。
他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每天無非躺坐在房間的床上,或立靠在過道的出口。“等,也只有等了。”
疼痛難忍的時候,謝琳只能靠吃止疼片來止疼。蒼白的臉上,看不到絲毫笑意。
“從前,她也是個挺愛笑的姑娘。”林鵬回憶道,謝琳生病前,兩人還曾商量著用婚後7年兩人攢下的積蓄開個小賣鋪,做點小買賣,“但如今,這個計劃已經變得太遙遠了。”
在等待的日子裡,謝琳害怕每個白天的到來。“天一亮,心裡就發慌,覺得戰鬥又開始了。”
有時在床上躺得久了,謝琳也會和住在旅館的病友、家屬聊聊天,話題通常圍繞病情、花銷、醫院,但從不談及死亡。
漫長治療
上午10點,王萍和丈夫準時從旅館出發,到醫院接受化療。如果快,11點就能結束;人多的話,則要等到12點。
“治療又長又痛苦。”這是王萍對自己化療生活的總結。“未來還有6個療程,每個療程21天……熬吧。”
而寧寧已經習慣了疼痛。
這個6歲的小女孩,側躺在病床的小褥子上,蜷著膝蓋,後背緊繃,身上插滿了長期治療需要的預埋管。
為了安撫女兒,張梅探視時會舉著平板電腦播放動畫片。女兒偶爾瞟上兩眼,大多時候,卻雙目緊閉,小聲哭著。
病區的兩扇鐵門,大多數時候都緊閉著。
孩子在裡面,戴著口罩,頂著小光頭,身上插滿管子。家長們在外面,送飯、守候、籌錢。
“好在旅館雖然破舊,但有公共廚房,還能燒燒弄弄、補充營養,不像賓館,房錢貴、吃什麼都得外面買。”張梅解釋道。
每天凌晨4點,她就會從床上爬起來,用旅館公共廚房的煤氣灶,給女兒熬粥或煲湯。
小火一煨就是幾個小時,張梅經常會收到其他房客不善的眼神和抱怨。
“由於藥物副作用,孩子免疫力幾乎沒有了。所以食物只能買新鮮的,再煮到爛熟。”張梅說。
緊鄰著的另一個過道入口處,沈建(化名)也正在廚房裡給妻子煮清水面條。半年前,他帶著妻子住進了這家旅館。
妻子得了黑色素癌,北京只有這家醫院有相關科室。
第一次帶妻子到北京看病,夫妻倆本是住在了醫院東邊一間正規旅館內,每晚180元。
“是後來有病友建議住到這家家庭旅館裡的,標間一晚才50元。”在沈建看來,“有這個房(旅館),給需要長期看病的人解決不少問題,算是物美價廉的了。”
求生孤島
與醫院一街相隔,在沈建所住旅館的周圍,已經有了大大小小十幾家相似旅館的招牌貼在灰突突的老磚牆上。
“大的有二三十個房間,小的也有十來個,除了春節和炎熱不宜手術的酷暑季節,平時幾乎都是客滿。”據老闆娘邢灣介紹,有的病人在這裡等候手術或其他治療,有的則在幾年間不斷回來、住下,做複查,或是接受放療和化療,療程結束,再回家去。
邢灣是旅館的“二房東”,每個月要給房主交4萬元的承包費。
她並不是這兒最早開旅館做生意的人。
早在10年前,便有一群不願拆遷的居民把這裡的房子向外出租,“有一家人開起了旅館,其他幾家陸續也做起來了。”邢灣回憶道,“接著大家聯合起來,制定了生意規則,井水不犯河水。”
“病人有需要,我也能餬口。”邢灣坦言,到小旅館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記身份證,直接交錢就能選擇40元至120元價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間。“小間40元一天,雙人間70元至80元一天,三人間80元至90元一天,四人間100元至120元一天。”
其中,也有不少家庭旅館,為了能容納更多人,用木板把房間隔成小間,有的還放著上下鋪,一間較大的房間最多能住近十個人。
這些旅館租金價格隨著房間條件優劣而變化,大都在40元到150元間。而附近兩家正規旅館的標準間價格則都在180元以上。
除了旅館,街道上的一切幾乎都和醫院掛鉤:私人診所、保健品店、假髮鋪子……街口還有一個推銷野生靈芝的小販,機動三輪車上堆滿咖啡色傘蓋的菌類,車前“海報”上幾個手寫大字:“絕殺癌細胞”。
街上行人來來往往,偶爾有剃著光頭或提著尿袋的病人穿梭其間,和店家討價還價,與尋常鬧市無異。
只是他們大多都提著一個大大的塑料袋,裡面是幾張墨色的X光片。每張片子上,都會有陰影盤踞——腦部、胸部、腹部、腿部……
“大部分病人來自外地,有人是聽老鄉介紹,找到了我們這兒,有人則是在醫院附近轉了幾圈後,自己摸進來的。”邢灣說。
於是,這些癌症病患者和家屬的命運,在這些小旅館有了一個交點。
第一次來的時候,沈建夫妻隔壁住著來自內蒙古的病友林歡(化名)。姑娘只有22歲。漸漸熟悉以後,兩家曾一起搭夥做飯吃。
有次聊天,林歡問他:“你知道這個地方叫什麼嗎?”
沈建搖頭。
“這叫癌症病人的‘求生孤島’,這個地方的人都在求生,我也在求生。”林歡說。
背後隱患
但這個求生的孤島有時卻並不安全。
“我們這沒有手續,要有手續你去住賓館。這一片都是這樣,是給附近的病人和家屬住的。”邢灣直言,她的家庭旅館同這裡的大多數旅館一樣,並沒有辦理過經營手續。
沒有正規手續,沒有營業執照,衛生條件差,消防條件不達標……
疏漏的管理,正在給這些“癌症旅館”的生存蒙上一層陰影。
居民樓“原住民”吳楠(化名)不止一次地擔心這樣的家庭旅館帶來的安全問題。
“你說這得有多少安全隱患。”吳楠抱怨著,“我們這兒附近著過火、還煤氣洩漏過,都是這些家庭旅館裡發生的,感覺就是給我們埋了個定時炸彈啊。”
但這些問題,通常並不在旅館房客們的考慮範圍。
“對於我們來說,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錢治療。”在王萍眼中,自己的生活要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如果這些旅館被取締,到時讓我們去哪兒?”
這裡的房客,有的包月,有的一住就是一年。有些患者實在拿不出錢時,邢灣也會寬限幾天時間。
“來到這裡實在也不容易,都得花個幾十萬。”邢灣說,時間住得長的患者,她會酌情便宜一二十元錢。
為了保證旅館的入住率,只要沒滿房,邢灣都要到醫院門口招攬生意。
整棟旅館,只有李欣(化名)一個服務員。每個月,她都會從邢灣那裡領取2000元的工資。
日常工作簡單而繁忙。“就是掃地洗床單,到醫院門口發廣告,招人住宿。”
今年5月,北京警方曾對此開展專項整治行動,針對火車站、交通樞紐、醫院、學校周邊,流動人口聚居區、城鄉接合部等重點區域黑旅館展開查處。
其間,共取締黑旅館98家,查處通過網上發佈招攬住宿信息的黑旅館30家。
邢灣的旅館僥倖地活了下來。
“對於無證照經營的小旅館,通常會被查處。”北京市世紀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杜徵宇告訴法治週末記者,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4條規定,處罰金額在1000元以下,違法者可被拘留,但是,“一來小旅館藏身小區,不易被執法者發現,二來違法成本太低,尤其是在強大市場需求的情況下,要徹底根除非常不易”。
是走還是留
邢灣不知道自己是否會一直在旅館幹下去,“這房子都已經很老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拆掉”。
同樣不知道該走還是該留的還有寧寧一家。
寧寧的父親楊斌(化名),在寧寧住院後,便回了老家,打工賺錢,維持女兒在北京的醫藥費和生活費。
每天晚上,楊斌都要和女兒在視頻裡聊聊天。
網絡不好的時候,畫面卡得斷斷續續,一段笑聲都要分好幾次聽到。
“這樣患難與共的夫妻已經不錯了。”邢灣感慨著指了指對面的旅館,“那裡住著一對母女。女兒乳腺癌手術簽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後再也沒有出現。”幾年來,都是母親陪著女兒化療、複查、在旅館生活。
兩個月前,楊斌加入了一個“淋巴瘤病友交流”群,群裡成員都是淋巴腫瘤患兒的家長,500人的成員上限,早早就滿額了。
父親們最愛聊的話題之一,是去哪裡“搞錢”。
楊斌也曾想過留在北京,一邊打工,一邊陪伴女兒治療。但尋覓了半個月後,他發現自己很難在北京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有一陣子,我想去送快遞、送外賣。但要是不能固定工作時間,公司就不能給我提供運送包裹的專用車,我得自己買。”
楊斌不得不打消了在北京“紮根”的念頭,回到老家賺錢。
然而,在寧寧的老家,淋巴瘤相關疾病,報銷的比例,大概只有30%,遠遠低於北上廣這些一線城市的額度。
“淋巴瘤什麼補助都沒有,不像白血病,社會上救助的多。我們去申請基金,人家說,不是白血病不讓申請。”楊斌說。
但即使是為了這不到三分之一的報銷額度,楊斌也需要在北京和老家之間來回奔波,在一張薄薄的申請表上,湊齊好幾枚印章。
而進口藥也不在報銷的名單之上。寧寧每週都要注射進口藥品,一支就要花去1000多元,國內沒有其他替代藥物。
越來越沉重的經濟壓力,迫使楊斌開始考慮離開北京。“不回去怎麼辦?未來我們怎麼生存呢?”這個曾經算得上小康的家庭,如今負債17萬元。
旅館窗外,華燈已上,把城市映襯得龐大、耀眼,也藏著生的希望。
而旅館窗內,狹小的空間裡,很難說,絕望和希望究竟誰能打敗誰。
責任編輯:高恆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