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讀完最新出版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4》，就看到一則消息，《巴黎評論》雜誌社的編輯，也是該雜誌的第七任出版人蘇珊娜·哈尼維爾，於6月15日在紐約逝世，年僅五十二歲。蘇珊娜在雜誌社工作了將近三十年，最初只是一名助理編輯，2015年成為了這家雜誌社的出版人。在擔任編輯期間，她參與訪談過很多知名作家，比如兩位諾獎得主石黑一雄和略薩，還有“烏力波”文學工場創始人和詩人哈里·馬修斯、法國的激進派和小說家米歇爾·維勒貝克、巴黎的非虛構小說家埃馬紐艾爾·卡雷爾，著名的翻譯界伉儷理查德·佩維爾和拉麗莎·沃洛洪斯卡婭。在中文版的《作家訪談4》中最後一篇就是她與維勒貝克的訪談。
中文版《巴黎評論》的訪談系列已經出版了第四本，據出版方的透露，作家訪談系列後續還有三本已經簽下了合約，另外還有兩本特輯，一本是“詩人訪談”，另外一本是“女性作家訪談”，將會在未來兩年內陸續出版。這其中，“女性作家訪談”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剛剛讀完《作家訪談4》，這一輯中依然收錄了很多我們熟悉的作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帕斯捷爾納克、奧登、略薩、薩拉馬戈、魯西迪等共計十四位作家，但是其中女作家只有兩位：愛麗絲·門羅和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其實已經出版的前三輯中訪談女作家也不是很多，我能想起來的，也只有桑塔格、多麗絲·萊辛、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託尼·莫里森等寥寥幾位。當然，這樣比較並沒有多大意義，我也並非想挑起性別之爭，高舉女權的大旗進行來譴責，估計後面出版的訪談系列還會有不少女作家。我只是在閱讀《作家訪談4》時才突然意識到這個問題。
《作家訪談4》中收錄的對諾獎得主愛麗絲·門羅的訪談是我最喜歡的一篇。2013年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中文版只出版過她的一本小說集《逃離》，獲獎之後，譯林出版社才陸續出版了她的作品集。在華語文學界，我們對門羅的瞭解也只停留在諾獎頒獎詞中對她的介紹，稱她為當代的契訶夫，短篇小說大師。讀《作家訪談4》時我才慢慢拼湊出這位加拿大女作家的前半生。
門羅一直生活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名叫克林頓的小鎮上。她結過兩次婚，開過書店。如果沒有寫作存在的話，大部分時間裡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她的經歷某種程度上像雷蒙德·卡佛，很早就成立了家庭。門羅在大學二年級結束後結婚了，那年她二十歲，二十一歲就有了第一個孩子。但她還是很早就意識到寫作的重要性，在她懷孕期間，她說她像瘋了一樣寫作，因為她意識到一旦有了孩子，她就再也沒時間寫作了。訪談者還特意問她，平時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時間用於寫作。門羅回憶說：“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的寫作時間是在他們上學之後。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寫作。我丈夫和我擁有一間小書店，甚至我在書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裡待到中午時分。我是應該在家裡做家務，可我用來寫作。後來，我不用每天都去書店上班了，我就寫到家裡人回家吃午飯，等他們吃完午飯離開之後繼續寫。大約寫到下午兩點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開始做家務，爭取在晚飯前把事情做完。”有段時間，門羅要照顧四個孩子，所以只能在他們睡午覺的時候寫作，就這樣的時間段，門羅還覺得很滿意，“從下午一點到三點，我寫出好多東西，不怎麼好，不過，我還是挺多產的”。
卡佛說過，他之所以寫短篇小說，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他總是擔心屁股下的椅子被隨時抽走。門羅大概有過類似的感覺，她說每次懷孕的時候，都會刺激她在孩子沒降生之前寫完大部頭的作品，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完成任何大部頭的東西”。某種程度上，這是所以女性作家的共同困境，因為女性寫作者面對的壓力超出了其他人的想象，比如婚姻，孩子，家務，外界的審視，都變成了一種苛責。就拿婚姻來說，門羅說她很早結婚的原因就在於，她想很早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她可以自由把握她的人生。她甚至說，她結婚就是能夠寫作，為了能夠安頓下來，把注意力集中到寫作上。桑塔格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桑塔格同樣是很早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有家媒體問她為什麼這麼早結婚生子時，她回答說，這是一種成長的熱切渴望，她可以作為一個成人與人們溝通交流，自由自在。但事實上，婚姻給了她們自由，也帶給她們束縛。門羅回憶，她女兒小時候總是想親近和靠近她，而伏案寫作的門羅“會用一隻手把她趕開，另一隻手還在繼續打字”。孩子成年後，門羅跟孩子們溝通過這些事情，她覺得很糟糕，“它讓我女兒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成了敵人。我覺得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反過來的：在孩子們還小，是需要我的時候，我是個充滿野心的作家。到現在，孩子們完全不需要我了，我卻那麼愛她們”。
這就是女性寫作者始終逃離不了的困境，你究竟想過幸福的生活，還是想寫出完美的作品，在這之間尋找平衡始終都是困難的，大多數時候，你要做出犧牲才可能取得一方面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