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想殺愛因斯坦的時候,只有這個科學家站出來了!


這是愛因斯坦一生最偉大的問候。

話說愛因斯坦變成美國人後不久,埃瓦德來訪。該公非等閒人物,乃德國著名物理學家,1933年因反納粹控制教育憤而辭去斯圖加特理工大學校長,1938年流亡國外。此次訪美,順便到普林斯頓拜訪愛因斯坦。老友重逢,相談甚歡,興盡分手,告辭時愛因斯坦囑咐:“請問候勞鶴。”

埃瓦德順口說:“也問候普朗克吧?”話音未落,愛因斯坦立刻重複道:“請問候勞鶴。”反應如此迅速,顯非臨時起意。

很久後埃瓦德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普朗克只是個悲劇角色。英雄只有一個,他是勞鶴,而不是普朗克。事至今日,我方恍然大悟。”

1

那麼,誰是普朗克(Max Planck)?

普朗克是德國的牛頓,1918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量子論先驅,威廉皇家學會會長,德國科學界深孚眾望的偉大領袖。這位學養深厚的貴族教授溫文爾雅,平易近人,贏得上至德皇威廉二世、下至引漿賣流之徒廣泛愛戴。

那麼,普朗克跟愛因斯坦是什麼關係?

如果愛因斯坦生命中有鮑叔牙,則此人必是普朗克。普朗克是愛因斯坦的伯樂、知音、導師兼鐵哥們兒。1913年他親赴瑞士登門禮聘愛因斯坦。地球人都知道愛因斯坦的課上得很爛,可普朗克非但沒有藉此殺價,反而在聘書中明文規定:聘請愛因斯坦為柏林洪堡大學講席教授,一節課都不用上!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與絕大多數江湖領袖的潛規則不同,普朗克選中愛因斯坦並非希望他百年之後為自己摔孝子盆兒。其實他倆在科學上經常意見相左。愛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說”,普朗克非常不以為然。他推薦愛因斯坦為威廉皇家科學院院士,推薦書卻白紙黑字寫道:“有時他在科學猜想上也可能與目標差之毫釐——比如他關於光量子的假設——,但我們不應責之太深。如果沒點兒冒險精神,那最精確的科學也無法真正推陳出新。”

語多偏袒,卻明明白白說著否定。

什麼叫鐵哥們兒?就是那個並非事事贊同你的觀點、但永遠站在你這一邊的人。在劍橋大學天文臺長愛丁頓證實相對論之前,普朗克是惟一當眾稱愛因斯坦“當代哥白尼”的著名物理學家。1916年5月他提前引退德意志物理學會會長一職,而他力薦的繼任者,正是年不高、德亦不甚劭、名更尚未滿天下的愛因斯坦。

伯樂為什麼永遠少於千里馬?因為伯樂必須首先承認自己跑不過千里馬。

投桃報李,愛因斯坦對普朗克一向執弟子禮。1918年,蘇黎士ETH大學意識到當年放走愛因斯坦吃了大虧,遂聯合蘇黎士大學向愛因斯坦發出待遇遠超洪堡大學的任教邀請,愛因斯坦出於對普朗克的忠誠當場拒絕。

然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2

“請問候勞鶴!”

這是愛因斯坦送給全世界每一位知識分子的如山贈言。這句平和的問候是愛因斯坦對德國知識精英火花四濺的永不寬恕。這句話的背後是愛因斯坦對德國知識精英的一部長篇起訴書: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知識精英罪責難逃!

想當年一戰開打,德國學者發表臭名昭著的《致文明世界宣言》,公然為德國的罪惡戰爭張目,簽字者共有皇皇93位德國學術精英,普朗克、倫琴、能斯特、奧斯特瓦爾德等均赫然側身其間。這份宣言作為“真正知識分子的無恥宣言”進入歷史。

看官須知,名單中沒有愛因斯坦。幾天後他的名字出現在反戰的《告歐洲人書》,宣佈:“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護它的土地、人民和文化”,要開展“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這份宣言在洪堡大學教職員工中傳閱甚廣,簽名者只有四人。

一戰結束,德國敗降,普朗克等學者公開為《致文明世界宣言》道歉。

然而,“人類唯一的歷史教訓就是忘記了歷史的教訓”(羅素)。不滿10年,納粹法西斯席捲德國,德國學者集體嚴重腦震盪,忘卻前朝舊事再次緊跟“元首”。當愛因斯坦挺身反擊納粹時,許多科學家居然認為他“過激”,那時連勞鶴都對愛因斯坦說:“想成為納粹的人畢竟是少數。”

1933年3月10日,剛剛奉還德國國籍的愛因斯坦在美國宣佈:“只要我還可以選擇,我將只在具有政治自由、寬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停留……德國目前不具備這些條件!”德國報紙大規模負面炒作此次發言。

此時的普朗克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偷偷給愛因斯坦寫信說:“我得知後深感痛心。多事之秋,謠言四起,到處風傳您公開和私下的政治聲明。您真該少說兩句。我不是要挑您的錯兒,但沒人比我更清楚,您的講話使那些尊重和敬慕您的人更難於保護您了。”

普朗克沒說謊,他確實為保護猶太學者拜見過希特勒。他做了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最習慣做的事——對權力納頭便拜。他小心翼翼地陳情“元首”:驅逐所有猶太科學家會給“德國的科學”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

普朗克並非危言聳聽。按德國《年度學術名人錄》,僅1933年就有三分之一的德國學術名人離德。與另一位諾獎獲得者萊納德追求德國科學領袖地位的政治學術醜態相比,普朗克的話是真正“為國家著想”的老成持重之言。可他熱臉貼了個冷屁股,“元首”根本不甩這位成名於皇帝時期的科學領袖的“德高望重”。他回答:“我絕無排斥猶太人的意思。但猶太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後者才是我們的敵人,這才是我鬥爭的目標。”還想再說幾句的普朗克遭到呵斥,最後幾乎是被趕出了總理府。

很多知識精英認為只有邀得權勢垂青才能真正體現自己的價值,而其下場多類似。

希特勒根本不能忍受愛因斯坦主動辭職,那不是等於這個猶太佬炒了第三帝國麼!1933年3月29日,帝國特派員下令德國文化部開除愛因斯坦。本來就是納粹思想急先鋒的文化部急急如律令,下達“緊急通知”要求普魯士科學院發表公開聲明。在3位祕書缺席、不足法定人數的情況下,普魯士科學院終身祕書海曼於4月1日宣讀了那份可恥的“普魯士科學院反愛因斯坦聲明”,宣佈科學院“沒有機會為愛因斯坦的辭職而感到惋惜”(意思就是他已經先被開除啦)。

這一天,正是納粹宣佈的“排猶日”,柏林沖鋒隊暴徒佔領大學、研究所及醫院,把猶太人攆出大門,任意凌辱虐待,在國家圖書館搶走猶太讀者借書證,還不許市民去猶太人開的店鋪購買東西。

就在這一天,德國最偉大的科學院開除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這項聲明從此成為普魯士科學院揮之不去的永久恥辱,至今仍是該院花團簇繡的光榮歷史上越抹越黑的一大坨蒼蠅屎。

三天後納粹衝鋒隊進駐全國大學和研究院,猶太人被趕出“教育戰線”。德國科學界,包括普朗克和發明X光的倫琴,噤若寒蟬。因為,希特勒這個藝術青年心血來潮推出一個嶄新的規定——廢除德國高校不得解僱教授的數百年傳統,凡反對“元首”指示的,無論職稱多高,資歷多老,一律當場開革。

殺愛因斯坦給德國教授看。

3

當此黑雲壓城、驚濤拍岸的時節,誰敢為愛因斯坦出頭,去摸希特勒的屁股?誰敢?!

全德國,有一個人,敢!

普魯士科學院院士、1914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勞鶴(Max von Laue)。

勞鶴跟普朗克是什麼關係?情同父子!

普朗克威名赫赫,但一生所帶博士並不多,其中就有勞鶴。沒有普朗克,勞鶴既當不成博士也當不成教授。勞鶴結識相對論,正是因為聽了普朗克的一次報告。勞鶴當時信奉“時空絕對不變”的康德哲學,因此十分懷疑相對論。1906年專程去瑞士踢館,打上門去找愛因斯坦辯論。不過,相對論很快征服了他。1911年,勞鶴的專著《相對性原理》出版,讓相對論走入德國物理界。

勞鶴與愛因斯坦,情同手足。

他的思維跟愛因斯坦一樣遠遠超過說話速度,因此跟愛因斯坦一樣結結巴巴,語焉不詳;他的板書跟愛因斯坦一樣直追天書;他的課程跟愛因斯坦一樣門可羅雀。他離開法蘭克福大學到柏林擔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行政副院長,聘書正是院長愛因斯坦簽發。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勞鶴主持再版《相對論》,在扉頁上題字:“伊人已逝,著作永生!”

該勞鶴,單槍匹馬,搦戰“元首”!

他公開要求普魯士科學院召開全體院士非常會議重議海曼聲明,四處奔走後,只有兩個院士在建議書上簽名。他只好打電話向普朗克求援,可幾十年說一不二,吐口唾沫砸個坑的普朗克,這次徹徹底底當了縮頭烏龜,連個蔫兒屁也沒敢放。科學院還是開了會,結果是一致贊同海曼聲明。

對愛因斯坦的迫害迅速升級,他太太羅愛莎及兩個繼女均遭警察嚴厲盤查,柏林住宅被搜查,銀行存款、保險箱、遊艇和卡普特木屋被充公。

漏船載酒泛中流。愛因斯坦寫信回國說:“我知道名冊中還有我參加的組織,由於無法澄清,可能給仍在德國的許多朋友帶來大麻煩。因此,我委託您儘可能把我的名字從這些組織中刪去,包括德意志物理學會……等等。我全權委託您代為處理。”

這封信他並未寄給普朗克。收信人是勞鶴。

納粹利劍所至,德國科學慘遭腰斬。據不完全統計,1935年冬,德國15%高校教師被解僱,部分德國大學在校生銳減一半。把自己所有聰明才智都獻給德國的“毒氣之父”哈貝是猶太人,所以被驅逐出境。當他被這一打擊撂倒在床時,在他床前看護的還是勞鶴。

大洋彼岸,1954年,為美國贏得二戰立下不世功勳的核彈之父奧本海默慘遭麥卡錫分子修理,以民主自由平等笑傲世界的諾大美國,居然只有一位科學家站出來替他仗義執言。

愛因斯坦!

這讓我想起左拉保衛法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的歷史雄文“我控訴!”

所有偉大者的偉大都是相同的,卑微者各有各的卑微。

4

愛因斯坦在致友人信中說:“您知道我從未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高估德國人。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殘暴和怯懦的程度讓我吃驚。”而納粹橫行德國,荼毒歐洲,他們背後那一大票沉默怯懦的德國知識分子難辭其咎——這些站在歷史恥辱臺上的責無旁貸的沉默的脅從犯!

德國知識分子不僅對納粹興起和奪取政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缺乏自責和反省。二戰後,德國科學界堅持延用“威廉皇家學會”名稱,藉口“保證科學活動的連續性”,這讓大批流亡的德國學者情難以堪。

在希特勒面前連話都說不清楚的普朗克,納粹倒臺後卻站出來說話了:“納粹像一陣狂風橫掃整個國家,我們束手無策,只能像風中之樹般聽憑擺佈。”無論普朗克如何遮掩,這些偉大的科學領袖們鐵定暗夜難眠。還記得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嗎?“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

滄海橫流,方顯出勞鶴本色。

作為純種雅利安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勞鶴選擇留在德國。他是退役軍官,但當退役軍官協會集體加入納粹組織時,勞鶴一口回絕。以不通人情和要求苟刻而聞名遐邇的勞鶴人際關係超爛,處處遭同事抵制,為此還曾患抑鬱症,並因人緣太差而在任何科學機關都只能出任副手。不過,此時他民望大漲,影響日增,連連當選正職。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勞鶴要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德國,更多的人不理解留在德國的他為什麼不像絕大多數科學家那樣去從事“純科學”,而非要跟法西斯政府對抗,成天在納粹雪亮的刀鋒上跳舞,拿自己的碩大腦殼開玩笑。戰後有人問勞鶴為什麼不選擇流亡——憑他的聲譽可在任何國家謀得高職,勞鶴回答:“我不想去搶國外那些可憐的位置,我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而且我預見到‘第三帝國’定會崩潰,崩潰後的廢墟,就是重建德國文化的大好時機。當天賜良機之時,我不希望身在國外。”

列位看官,勞鶴留在德國,非一時意氣,匹夫之勇。他知道自己定會親歷創造德國偉大歷史的光榮時刻。在這個時刻,他選擇“在場”!

夫勞鶴者,胸懷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山河之志也。

1933年9月,在威爾茲堡舉行的“德意志物理學會”年會上,接替愛因斯坦出任主席的勞鶴在報告中通篇為愛因斯坦辯護,並用伽利略那句評論地球的名言結尾:“它依然在轉動”(Tamensi movetur)。而且,他的聲音比伽利略大多了!

納粹橫流,但地球依然在轉動。勞鶴依然在課堂上告訴學生,創立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知道這一切,1934年他致信勞鶴:“親愛的老哥們兒!關於你的每條消息都讓我興奮莫名。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感覺和認識:你不僅是個人(Kopf),而且是條漢子(Kerl)!”他後來在美國明確說過,納粹時期留在德國自然科學名家,有骨氣的僅勞鶴一人。

這時萊納德們鼓譟建立“德意志物理學”,反制“猶太物理學”,勞鶴強烈反對,並冒著生命危險與“帝國科學、教育和大眾教育部”在報紙上大打出手。此時,愛因斯坦的恩公普朗克和“德國科學良心”倫琴等德國科學領袖均明哲保身,萬馬齊喑。後來納粹意欲染指德國科學界,又是勞鶴蚍蜉撼樹,螳臂擋車,楞把納粹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頂了回去。在整個二戰期間,勞鶴從未參與軍事科學活動,1943年,納粹強迫他從洪堡大學提前退休。

勞鶴,刺破青天鍔未殘,以一已之力樹立全世界為之集體折腰的萬代豐碑。

“請問候勞鶴!”

這是愛因斯坦對納粹時期德國科學界的蓋棺論定。

這句普通的問候像一道千載難逢的雪亮閃電般耀眼奪目,斬破時空,一覽無餘地昭示愛因斯坦永不原諒德國知識精英的決心。他從此再未踏上德國土地一步。1949年,愛因斯坦出生地烏爾姆致信愛因斯坦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向來待人謙和的愛因斯坦回信斷然拒絕。

“請問候勞鶴!”

這更是愛因斯坦版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科學史上,勞鶴無法望普朗克之項背,雖然他這個學生獲諾貝爾獎比老師還早四年。但是,在科學英雄史上,普朗克連勞鶴的背影都望不見。

戰後勞鶴獲得了眾多榮譽,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獲曼徹斯特大學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還是柏林、紐約、維也納等科學院院士,他很少居以自傲。但有兩個榮譽他常掛嘴邊:

其一,1946年7月,勞鶴應邀前往倫敦參加國際晶體科學年會。歡迎宴會上,協會主席當著濟濟一堂的戰勝國科學名流,獨將祝詞獻給惟一來自戰敗國的學者——以生命為劍,誓不協從納粹的勞鶴。

其二,194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授予勞鶴名譽博士學位,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更是一位“為自由而戰的不可動搖的冠軍”(a resolute champion of freedom)。

請問候勞鶴。

不問候普朗克!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