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史學家譙周生平 譙周為何力主後主降魏

譙周（公元201—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閬中）人。蜀漢地區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

步入仕途 直言勸諫

譙周的父親譙賆是一位學者。他學識宏富，尤善《尚書》，對於諸經及圖緯書的造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頗有名氣。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州郡政府多次闢請他出仕為官，皆遭拒絕。後不得已，譙岍應州府之召，暫作過一段師友從事的職務。

在譙周的幼年時期，譙岍不幸去世。由於家境貧寒，譙周被寄養在舅父的家裡。他酷愛讀書，家中雖然經濟困難，但譙周卻從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產業方面來，整日孜孜不倦地誦讀典籍，以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經過多年的苦讀，譙周成了博貫古今、精通六經的碩儒。特別是他一手詞理淵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學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雖然為人聰慧，而不善言辭表達，屬於性格內向的一類人。

譙周的青少年時期，益州地區的形勢一直不夠安定。先有劉璋與漢中張魯的爭鬥，後又發生劉備入蜀，攻陷成都，逐走劉璋，建立蜀漢政權的變故。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在夷陵兵敗後病逝於白帝城，其子劉禪嗣位，是為後主。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遺命，以丞相兼領益州牧，總攬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漢的政局漸趨穩定。為了緩和與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團與外來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諸葛亮適當地啟用當地的知名人士為官。這樣，譙周以有學識而被諸葛亮薦舉為益州的勸學從事。 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病故，大將軍蔣琬接替諸葛亮執政。蔣琬提升譙周為典學從事，總管一州學校、生徒的訓導、考核和升免等事。這一年，譙周三十三歲。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後主立其子劉璿為太子。譙周與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學者同時被選調到太子府任職。他先為僕，後轉為家令。 蜀漢後主劉禪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諸葛亮在世期間，他懾於乃父遺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諸葛亮面前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因有所約束，未出過大錯。諸葛亮死後，劉禪貪圖奢華享受的惡性日漸暴露。他屢次想廣修宮室，採擇民女，以供玩樂。但由於受到蔣琬、董允等人的強烈抵制，也未盡如意。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蔣琬、董允相繼去世。主管朝政的費禕信任陳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職務。陳祗是個玩弄權術的政客，與宦官黃皓互為表裡，操弄權柄。對於後主劉禪，陳祗、黃皓阿意順從，百般迎合。劉禪遂如釋重負，肆意胡為起來。於是，他經常外出遊逛，並增造後宮，廣設伎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非常反感。這一年，他上疏進行勸諫。譙周以新莽末年的歷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的向背關係極大。他說，王莽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關心人民的生活。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注意理冤獄，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併諸雄，成就帝業。譙周希望後主以劉秀為榜樣，敬賢任才，力修內政，樹立起完成光復漢室，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的具體建議。

劉禪對於譙周的上疏，很不以為然，不僅不採納他的建議，反而疏遠了他。這一年，譙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職務，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主持朝政的費禕被魏將刺殺。費禕死後，蜀漢的政局急轉直下。後主更加寵信黃皓，聽憑他肆意弄權，敗壞政事。朝中的大臣，或與黃皓勾結，狼狽為奸；或受其毀謗，橫遭排抑。接替費禕職務的姜維，一則畏怕黃皓的勢力，二則急於立功，所以長期居外，連續向曹魏用兵。由於姜維不顧國力，冒然出擊，所以一再損兵折將，大敗而還。窮兵贖武和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對此十分不滿。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他猛烈抨擊朝政，並與尚書令陳祗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受到朝廷的重視。退朝以後，遂採用兩人對話的體裁寫了一篇譏諷時政的文章《仇國論》。在文內，譙周提出治國的根本在於養民恤眾的主張。他說，周文王以少勝多，是作到了注意養民；勾踐以弱勝強，是由於能夠恤眾。不顧百姓疾苦，不能與民休息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所謂“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他預言，蜀漢“極武贖徵”，必然“土崩勢生”，如果“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譙周勸告後主，“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射幸數跌，不如審發”。就是說，與其每戰必敗，不如慎重出擊。

不久，後主解除了譙周的中散大夫職務，升任為光祿大夫。在漢代，光祿大夫主顧問應對，無常事，是一種名義上地位很高，而實際上並無任何權力的榮譽官職。從此，譙周被排斥出參政的行列，“不與朝政”。因為他在學界極有聲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見禮”，但也只是故作姿態而已。

兵臨城下 倡言降魏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看到蜀漢政權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遂決定出師滅蜀。這年冬，他派鍾會率兵十萬，由漢中趨劍閣；命鄧艾領眾三萬，自狄道入蜀。幾路大軍中，鄧艾一支首先獲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緣崖，冒險而進，渡陰平，陷江油，下綿竹，長趨直入，逼近成都。

對於這種危急局面的出現，後主劉禪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黃皓等人愚弄他，屢進鬼巫之說。劉禪真的以為敵人不會來攻，故不作任何防備。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劉禪才慌了手腳，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由於形勢急迫，“不與政事”的譙周也例外地被召參加了會議。 群臣商議了許多，意見不能統一。這個說，吳蜀兩國是聯盟，東奔吳國是有條出路；那個講，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守難攻，南下或許死而復生。爭爭吵吵，議論紛紛，舉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譙周別樹一幟，提出降魏的主張。他認為，東奔吳國的意見不能成立。魏吳兩國，實力相差懸殊，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已成定局。投奔吳國是稱臣，投降魏國，也是稱臣，與其向小國稱臣，不如向大國稱臣，以免受再辱之恥。至於南下，也不是好辦法。首先，大敵逼近，人心離散，恐怕無人願意南行。再說，魏人此行誓在滅蜀，陷落成都也不會放棄南下追擊的機會。況且南中諸夷，平時猶不安定。如果據守此地，增徵貢賦，也就會激起他們的反叛。所以，乘沒有勢衰力竭的時候投降魏國，可以得到優待。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 譙周的主張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團的普遍情緒。他們早已對蜀漢政權失去了希望，認為這一外來政權，給他們帶來的只是災難，從未有過任何的好處。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職務不久，譙周曾與蜀郡學者杜瓊一起散佈過曹魏代漢是天意的言論。後來，譙周屢次在劉備、劉禪的名字上作文章，說什麼：“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三國志·杜瓊傳》）。意思是講，蜀漢政權的壽命在劉備時代就該結束了，劉禪只有等待被別人消滅的分了。 經過譙周的反覆勸說，劉禪聽從了降魏的建議。由於譙周主降有功，司馬昭封他為陽城亭侯。晉武帝代魏後，譙周幾次被加官，歷任騎都尉、散騎常侍等職務。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病死在洛陽，終年六十九歲。

後世的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孫盛在對蜀漢實力進行分析之後，認為當時如果沒有譙周的勸降，蜀國是不會滅亡的。

儒學大師 史學大家

據《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 《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蒐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餘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臺蒐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並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幹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