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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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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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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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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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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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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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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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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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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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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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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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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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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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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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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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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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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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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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高恩(右)

在最近封鎖流言蜚語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子郵件顯示,Kroll負責美國調查與爭端實踐的主席丹·卡爾森,用私人的郵件地址與韋恩斯坦進行了聯絡,並向其發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關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爾森給韋恩斯坦發送了11張他與麥高恩同框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麥高恩之後的幾年內,在不同的場合中拍攝的。

三小時後,韋恩斯坦將卡爾森的郵件轉發給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並囑咐他們「轉發給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對一張照片作出了迴應,說「都是錢的問題」,那張照片上的麥高恩正與韋恩斯坦熱烈地交談著。

伯克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任何一個稱職的刑事辯護律師都將調查未經證實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信。蒐集案件相關被告在作出指控後的照片,如果不公開記錄,就是玩忽職守。」

另一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偵探傑克·帕拉迪諾,以及它的另一位調查人員莎拉·尼斯,在這次事件中製作了詳細的、反應個人不同方面的資料,有些是私人性質的,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麥高恩的報告,長達一百多頁,記錄了麥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一些部分還貼上了「說謊/誇大其詞/自相矛盾」「虛偽」和「潛在的陰險狡詐」等標籤,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證人」的縮寫。

其中一個標題寫著「過去的愛人」,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細節,提到了阿維蘭,並討論了Facebook上表達對麥高恩負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諾和尼斯沒有對記者多次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還有幾家公司也參與了這類檔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尋找那些從理論上來講,會導致女性公開聲討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標對象是女演員羅珊娜·阿奎特,她後來在《紐約客》上控訴了韋恩斯坦的性騷擾。

該文件提到了阿奎特與麥高恩的友情,社交媒體上關於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員對其兒時被猥褻經歷的公開回憶。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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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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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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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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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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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高恩(右)

在最近封鎖流言蜚語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子郵件顯示,Kroll負責美國調查與爭端實踐的主席丹·卡爾森,用私人的郵件地址與韋恩斯坦進行了聯絡,並向其發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關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爾森給韋恩斯坦發送了11張他與麥高恩同框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麥高恩之後的幾年內,在不同的場合中拍攝的。

三小時後,韋恩斯坦將卡爾森的郵件轉發給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並囑咐他們「轉發給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對一張照片作出了迴應,說「都是錢的問題」,那張照片上的麥高恩正與韋恩斯坦熱烈地交談著。

伯克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任何一個稱職的刑事辯護律師都將調查未經證實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信。蒐集案件相關被告在作出指控後的照片,如果不公開記錄,就是玩忽職守。」

另一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偵探傑克·帕拉迪諾,以及它的另一位調查人員莎拉·尼斯,在這次事件中製作了詳細的、反應個人不同方面的資料,有些是私人性質的,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麥高恩的報告,長達一百多頁,記錄了麥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一些部分還貼上了「說謊/誇大其詞/自相矛盾」「虛偽」和「潛在的陰險狡詐」等標籤,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證人」的縮寫。

其中一個標題寫著「過去的愛人」,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細節,提到了阿維蘭,並討論了Facebook上表達對麥高恩負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諾和尼斯沒有對記者多次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還有幾家公司也參與了這類檔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尋找那些從理論上來講,會導致女性公開聲討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標對象是女演員羅珊娜·阿奎特,她後來在《紐約客》上控訴了韋恩斯坦的性騷擾。

該文件提到了阿奎特與麥高恩的友情,社交媒體上關於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員對其兒時被猥褻經歷的公開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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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珊娜·阿奎特

受僱於韋恩斯坦的所有保安公司也參與進來,尋找記者們的消息來源以及調查他們的背景。《紐約》的記者華萊士表示,當他接到來自Black Cube以假名安娜撥打的電話時,他起了疑心,因為韋恩斯坦已經向他提出了與他和《紐約》主編亞當·莫斯、大衛·博伊斯以及一位來自Kroll的代表見面的請求。

華萊士認為,他的意圖是「帶走有用的資料,甩掉我和那些受害的女性們。」莫斯拒絕了這次會面。

在華萊士接到安娜電話的前幾周,Kroll公司的丹·卡爾森,向韋恩斯坦發送了有關華萊士和莫斯的一系列郵件。

卡爾森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沒有關於亞當·莫斯的任何負面信息(沒有詆譭/誹謗案件,沒有法庭記錄或判決/被扣押 / UCC,等等)。」兩個月後,psops調查員帕拉迪諾,向韋恩斯坦發送了關於莫斯的詳細報告。上面說,「我們的調查並沒有為彈劾莫斯找出任何有效的手段。」

類似的郵件來往也涉及到了華萊士。Kroll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張清單,上面列舉了公眾對華萊士之前的報道的批評,並詳細描述了一起英國的誹謗訴訟案,案件的起因是華萊士在2008年寫作的一本關於稀有葡萄酒市場的書。

psops也對華萊士的前妻進行了調查,並指出她「可能會在華萊士有關客戶的文章最終發表之時,證實關於我們應對策略的想法。」

2017年1月,華萊士、莫斯以及《紐約》的其他編輯決定放棄這個故事。華萊士已經蒐集到了一份作出指控的女性的詳細名單,但他沒有任何受害者的相關陳述記錄。華萊士說,決定放棄這個故事是出於新聞法的原因。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示,「這件事比我遇到的其他故事要錯綜複雜得多。」

其他記者也被調查了。2017年4月,psops的尼斯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我與「相關人員」(這一名單主要包括作出指控的女性,以及與她們有關聯的人)互動情況的分析。之後,psops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主要關於我和《時報》的喬迪·坎託。裡面有些只是很表面的信息。

「坎託沒有關注羅南·法羅,」報告寫道,指的是Twitter上的社交關係。某種程度上,這份報告體現了他們為尋找消息來源而做出的事無鉅細的努力。我採訪過的一個人,以及與坎特交談過的另一個人,他們都要撰寫關於這些談話的詳細報告,發送給韋恩斯坦。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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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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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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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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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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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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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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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高恩(右)

在最近封鎖流言蜚語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子郵件顯示,Kroll負責美國調查與爭端實踐的主席丹·卡爾森,用私人的郵件地址與韋恩斯坦進行了聯絡,並向其發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關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爾森給韋恩斯坦發送了11張他與麥高恩同框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麥高恩之後的幾年內,在不同的場合中拍攝的。

三小時後,韋恩斯坦將卡爾森的郵件轉發給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並囑咐他們「轉發給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對一張照片作出了迴應,說「都是錢的問題」,那張照片上的麥高恩正與韋恩斯坦熱烈地交談著。

伯克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任何一個稱職的刑事辯護律師都將調查未經證實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信。蒐集案件相關被告在作出指控後的照片,如果不公開記錄,就是玩忽職守。」

另一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偵探傑克·帕拉迪諾,以及它的另一位調查人員莎拉·尼斯,在這次事件中製作了詳細的、反應個人不同方面的資料,有些是私人性質的,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麥高恩的報告,長達一百多頁,記錄了麥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一些部分還貼上了「說謊/誇大其詞/自相矛盾」「虛偽」和「潛在的陰險狡詐」等標籤,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證人」的縮寫。

其中一個標題寫著「過去的愛人」,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細節,提到了阿維蘭,並討論了Facebook上表達對麥高恩負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諾和尼斯沒有對記者多次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還有幾家公司也參與了這類檔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尋找那些從理論上來講,會導致女性公開聲討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標對象是女演員羅珊娜·阿奎特,她後來在《紐約客》上控訴了韋恩斯坦的性騷擾。

該文件提到了阿奎特與麥高恩的友情,社交媒體上關於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員對其兒時被猥褻經歷的公開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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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珊娜·阿奎特

受僱於韋恩斯坦的所有保安公司也參與進來,尋找記者們的消息來源以及調查他們的背景。《紐約》的記者華萊士表示,當他接到來自Black Cube以假名安娜撥打的電話時,他起了疑心,因為韋恩斯坦已經向他提出了與他和《紐約》主編亞當·莫斯、大衛·博伊斯以及一位來自Kroll的代表見面的請求。

華萊士認為,他的意圖是「帶走有用的資料,甩掉我和那些受害的女性們。」莫斯拒絕了這次會面。

在華萊士接到安娜電話的前幾周,Kroll公司的丹·卡爾森,向韋恩斯坦發送了有關華萊士和莫斯的一系列郵件。

卡爾森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沒有關於亞當·莫斯的任何負面信息(沒有詆譭/誹謗案件,沒有法庭記錄或判決/被扣押 / UCC,等等)。」兩個月後,psops調查員帕拉迪諾,向韋恩斯坦發送了關於莫斯的詳細報告。上面說,「我們的調查並沒有為彈劾莫斯找出任何有效的手段。」

類似的郵件來往也涉及到了華萊士。Kroll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張清單,上面列舉了公眾對華萊士之前的報道的批評,並詳細描述了一起英國的誹謗訴訟案,案件的起因是華萊士在2008年寫作的一本關於稀有葡萄酒市場的書。

psops也對華萊士的前妻進行了調查,並指出她「可能會在華萊士有關客戶的文章最終發表之時,證實關於我們應對策略的想法。」

2017年1月,華萊士、莫斯以及《紐約》的其他編輯決定放棄這個故事。華萊士已經蒐集到了一份作出指控的女性的詳細名單,但他沒有任何受害者的相關陳述記錄。華萊士說,決定放棄這個故事是出於新聞法的原因。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示,「這件事比我遇到的其他故事要錯綜複雜得多。」

其他記者也被調查了。2017年4月,psops的尼斯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我與「相關人員」(這一名單主要包括作出指控的女性,以及與她們有關聯的人)互動情況的分析。之後,psops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主要關於我和《時報》的喬迪·坎託。裡面有些只是很表面的信息。

「坎託沒有關注羅南·法羅,」報告寫道,指的是Twitter上的社交關係。某種程度上,這份報告體現了他們為尋找消息來源而做出的事無鉅細的努力。我採訪過的一個人,以及與坎特交談過的另一個人,他們都要撰寫關於這些談話的詳細報告,發送給韋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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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韋恩斯坦一直利用私人保安機構調查記者。在早期,據相關知情人士透露,2015年去世的記者大衛·卡爾,曾為《紐約》撰寫過一篇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之後,韋恩斯坦便指派Kroll公司挖掘關於他的負面消息。

卡爾的遺孀吉爾·魯尼·卡爾告訴我,她的丈夫認定自己在被監視,儘管他不知道監視者是誰。「他覺得自己被跟蹤了,」她回憶道。在一份文件中,韋恩斯坦的調查人員寫道,卡爾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得知了麥高恩的指控。

「這些年來,卡爾寫了很多批評或詆譭哈維·韋恩斯坦的文章,」這份文件說,「這些文章都沒有觸及女性的話題(根據哈維·韋恩斯坦的說法,這是由於害怕他會進行報復)。」

韋恩斯坦與私家偵探的聯繫通常經由代表他的律師事務所進行。這是為了使調查材料能夠受到律師-當事人保密權的庇護,防止交流信息被曝光,哪怕是在法庭上。

大衛·博伊斯與Black Cube和psops都建立了關係,起初他不願接受《紐約客》的採訪,因為擔心他可能會「被誤解為試圖否認或儘量弱化這些錯誤,或者認可那些我根本不承認的批評。」

但博伊斯覺得有必要對他所謂的「公平而重要」的——關於僱傭調查人員的問題做出迴應。他說,他不認為合同規定Black Cube阻止《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是一種利益衝突,因為他的公司也同時為《時報》的一起誹謗訴訟案件進行辯護。

他說,從一開始,他就建議韋恩斯坦「不能通過威脅或影響阻止這些報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紐約時報》相信不存在強姦事件。」博伊斯告訴我,他從未向任何媒體施壓。「如果能找到那些可以向《時報》證明,指控不應該被髮布的證據,那麼我不相信這會有害於《時報》的利益。」

然而,他也承認,任何傷害《紐約時報》或其他媒體記者的行為,都是有問題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向記者施壓是不合適的,」他說。「如果這確實發生在這裡,那是不恰當的。」

雖然他公司支付的機構關注了很多做出指控的女性,但博伊斯說他覺得他們的工作只與麥高恩有關,韋恩斯坦對她的指控予以否認。「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認為對他被指控的行為進行嚴密的調查,是完全正當的,還要調查是否有事實可以駁回這些指控。」他說。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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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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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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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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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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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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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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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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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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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麥高恩(右)

在最近封鎖流言蜚語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子郵件顯示,Kroll負責美國調查與爭端實踐的主席丹·卡爾森,用私人的郵件地址與韋恩斯坦進行了聯絡,並向其發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關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爾森給韋恩斯坦發送了11張他與麥高恩同框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麥高恩之後的幾年內,在不同的場合中拍攝的。

三小時後,韋恩斯坦將卡爾森的郵件轉發給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並囑咐他們「轉發給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對一張照片作出了迴應,說「都是錢的問題」,那張照片上的麥高恩正與韋恩斯坦熱烈地交談著。

伯克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任何一個稱職的刑事辯護律師都將調查未經證實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信。蒐集案件相關被告在作出指控後的照片,如果不公開記錄,就是玩忽職守。」

另一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偵探傑克·帕拉迪諾,以及它的另一位調查人員莎拉·尼斯,在這次事件中製作了詳細的、反應個人不同方面的資料,有些是私人性質的,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麥高恩的報告,長達一百多頁,記錄了麥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一些部分還貼上了「說謊/誇大其詞/自相矛盾」「虛偽」和「潛在的陰險狡詐」等標籤,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證人」的縮寫。

其中一個標題寫著「過去的愛人」,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細節,提到了阿維蘭,並討論了Facebook上表達對麥高恩負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諾和尼斯沒有對記者多次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還有幾家公司也參與了這類檔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尋找那些從理論上來講,會導致女性公開聲討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標對象是女演員羅珊娜·阿奎特,她後來在《紐約客》上控訴了韋恩斯坦的性騷擾。

該文件提到了阿奎特與麥高恩的友情,社交媒體上關於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員對其兒時被猥褻經歷的公開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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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珊娜·阿奎特

受僱於韋恩斯坦的所有保安公司也參與進來,尋找記者們的消息來源以及調查他們的背景。《紐約》的記者華萊士表示,當他接到來自Black Cube以假名安娜撥打的電話時,他起了疑心,因為韋恩斯坦已經向他提出了與他和《紐約》主編亞當·莫斯、大衛·博伊斯以及一位來自Kroll的代表見面的請求。

華萊士認為,他的意圖是「帶走有用的資料,甩掉我和那些受害的女性們。」莫斯拒絕了這次會面。

在華萊士接到安娜電話的前幾周,Kroll公司的丹·卡爾森,向韋恩斯坦發送了有關華萊士和莫斯的一系列郵件。

卡爾森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沒有關於亞當·莫斯的任何負面信息(沒有詆譭/誹謗案件,沒有法庭記錄或判決/被扣押 / UCC,等等)。」兩個月後,psops調查員帕拉迪諾,向韋恩斯坦發送了關於莫斯的詳細報告。上面說,「我們的調查並沒有為彈劾莫斯找出任何有效的手段。」

類似的郵件來往也涉及到了華萊士。Kroll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張清單,上面列舉了公眾對華萊士之前的報道的批評,並詳細描述了一起英國的誹謗訴訟案,案件的起因是華萊士在2008年寫作的一本關於稀有葡萄酒市場的書。

psops也對華萊士的前妻進行了調查,並指出她「可能會在華萊士有關客戶的文章最終發表之時,證實關於我們應對策略的想法。」

2017年1月,華萊士、莫斯以及《紐約》的其他編輯決定放棄這個故事。華萊士已經蒐集到了一份作出指控的女性的詳細名單,但他沒有任何受害者的相關陳述記錄。華萊士說,決定放棄這個故事是出於新聞法的原因。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示,「這件事比我遇到的其他故事要錯綜複雜得多。」

其他記者也被調查了。2017年4月,psops的尼斯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我與「相關人員」(這一名單主要包括作出指控的女性,以及與她們有關聯的人)互動情況的分析。之後,psops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主要關於我和《時報》的喬迪·坎託。裡面有些只是很表面的信息。

「坎託沒有關注羅南·法羅,」報告寫道,指的是Twitter上的社交關係。某種程度上,這份報告體現了他們為尋找消息來源而做出的事無鉅細的努力。我採訪過的一個人,以及與坎特交談過的另一個人,他們都要撰寫關於這些談話的詳細報告,發送給韋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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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韋恩斯坦一直利用私人保安機構調查記者。在早期,據相關知情人士透露,2015年去世的記者大衛·卡爾,曾為《紐約》撰寫過一篇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之後,韋恩斯坦便指派Kroll公司挖掘關於他的負面消息。

卡爾的遺孀吉爾·魯尼·卡爾告訴我,她的丈夫認定自己在被監視,儘管他不知道監視者是誰。「他覺得自己被跟蹤了,」她回憶道。在一份文件中,韋恩斯坦的調查人員寫道,卡爾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得知了麥高恩的指控。

「這些年來,卡爾寫了很多批評或詆譭哈維·韋恩斯坦的文章,」這份文件說,「這些文章都沒有觸及女性的話題(根據哈維·韋恩斯坦的說法,這是由於害怕他會進行報復)。」

韋恩斯坦與私家偵探的聯繫通常經由代表他的律師事務所進行。這是為了使調查材料能夠受到律師-當事人保密權的庇護,防止交流信息被曝光,哪怕是在法庭上。

大衛·博伊斯與Black Cube和psops都建立了關係,起初他不願接受《紐約客》的採訪,因為擔心他可能會「被誤解為試圖否認或儘量弱化這些錯誤,或者認可那些我根本不承認的批評。」

但博伊斯覺得有必要對他所謂的「公平而重要」的——關於僱傭調查人員的問題做出迴應。他說,他不認為合同規定Black Cube阻止《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是一種利益衝突,因為他的公司也同時為《時報》的一起誹謗訴訟案件進行辯護。

他說,從一開始,他就建議韋恩斯坦「不能通過威脅或影響阻止這些報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紐約時報》相信不存在強姦事件。」博伊斯告訴我,他從未向任何媒體施壓。「如果能找到那些可以向《時報》證明,指控不應該被髮布的證據,那麼我不相信這會有害於《時報》的利益。」

然而,他也承認,任何傷害《紐約時報》或其他媒體記者的行為,都是有問題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向記者施壓是不合適的,」他說。「如果這確實發生在這裡,那是不恰當的。」

雖然他公司支付的機構關注了很多做出指控的女性,但博伊斯說他覺得他們的工作只與麥高恩有關,韋恩斯坦對她的指控予以否認。「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認為對他被指控的行為進行嚴密的調查,是完全正當的,還要調查是否有事實可以駁回這些指控。」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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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在他對韋恩斯坦的描述中,他聲稱「我不認為律師應該批評他以前的客戶。」但他也表示了遺憾。「雖然韋恩斯坦先生極力否認自己有強迫行為,但他也意識到,自已與那些女人的關係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深深傷害到了她們,」博伊斯告訴我。

「回想起來,我在2015年就意識到,我應該注意一些問題,並做一些相關的事情。我不知道2015年之後會發生這些事,但它們真的發生了,我認為我有一定的責任。同時我也覺得,假如人們早些採取行動,對韋恩斯坦先生來說會更好。」

韋恩斯坦還動員自己周圍的人來幫其工作——不管他們是否情願。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請求女演員艾莎·阿基多在意大利與自己的私人偵探見面,試圖讓她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證詞。而阿基多最終在《紐約客》上發佈了對韋恩斯坦的強姦指控。

阿基多感覺到韋恩斯坦在給自己施加壓力,想使她同意作證。她的伴侶,電視名人——廚師安東尼·波登建議她不要見面,於是阿基多拒絕了韋恩斯坦。另一位在此事件中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演員說,韋恩斯坦提出讓她與記者見面,想獲取有關其他消息來源的信息。

韋恩斯坦還聘請了兩位前僱員,丹尼斯·道爾·錢伯斯和帕梅拉·盧貝爾,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出那些可能向媒體公佈自己或其他人的指控的女性們,並給她們打電話。韋恩斯坦祕密地拿到了他們與Black Cube共同編輯的名單。

霍夫邁斯特代表韋恩斯坦發言說,「所有事先準備的‘名單’都包括前僱員,以及其他與研究和準備關於米拉麥克斯的書的人員名字。為這本書進行採訪的前僱員們,報告說媒體對他們進行了惱人的聯繫。」

道爾·錢伯斯拒絕了採訪請求。但是,幾十年前在米拉麥克斯公司為韋恩斯坦工作的製片人盧貝尓告訴我,她被操縱參與了這件事。2017年7月,盧貝爾去了韋恩斯坦的辦公室,向他推銷她正在開發的一款應用程序。聊到一半,韋恩斯坦詢問盧貝爾是否可以在他的辦公室裡進行一場私人談話。

盧貝爾告訴我,當時一個與韋恩斯坦合作的律師已經在那裡了,和道爾·錢伯斯一起。韋恩斯坦問盧貝爾和道爾·錢伯斯是否可以寫一本「關於米拉麥克斯之前全盛時期的有趣的書」。她回憶起他的話:「帕姆,把你認識的所有員工都寫下來,你能跟他們取得聯繫嗎?」

幾周後的八月,在他們登上榜單後的八月,韋恩斯坦「打電話把我們叫回了辦公室」,盧貝爾回憶道。「他說,‘你知道嗎,我們要把這本書放好。」他讓道爾·錢伯斯跟盧貝爾「聯繫名單上認識的人,看看他們是否接到了媒體的電話。」

九月初,韋恩斯坦將盧貝爾和道爾·錢伯斯叫到他的辦公室,要求他們開始給與幾位女演員有關的人打電話。「我有點緊張,」盧貝爾回憶道。「我們不認識這些人,突然之間,所有的事情都與我們當時的合約大不相同了。」那些曾接到盧貝爾、道爾·錢伯斯或者韋恩斯坦本人電話的女人們表示,這令她們害怕。

作者 | Ronan Farrow

譯者 | 朱溥儀

校對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維·韋恩斯坦開始壓制關於他性騷擾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開始僱用私人保安機構,收集那些試圖曝光這些指控的女性與記者的相關信息。

根據幾十頁的文件,以及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7名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韋恩斯坦僱用了全球最大的情報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薩德與其他以色列情報機構官員經營的Black Cube。

相關資料顯示,Black Cube在特拉維夫、倫敦和巴黎都設有分支機構,向客戶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隊和政府情報部門受過訓練並有豐富經驗的」特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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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Black Cube的私家偵探使用假身份約見了女演員羅絲·麥高恩,試圖從她身上獲取相關信息,後者最終公開指控了韋恩斯坦的強姦。其中一名調查人員假裝自己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並至少四次偷偷對與麥高恩的會面進行了錄音。

這名特工還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裝自己要指控韋恩斯坦,因此為由與一名記者見了兩次面,試圖打聽出哪些女性在與媒體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韋恩斯坦指派記者或私家偵探採訪某些女性,並向他彙報具體細節。

7月份與Black Cube簽署的一份合同顯示,明確的調查目標是阻止《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發表對於韋恩斯坦的性侵指控。過去一年中,韋恩斯坦都在敦促這些機構收集許多人的信息,分析他們的心理與精神狀況,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與性史。

韋恩斯坦親自監督調查工作的進展,還招募了自己電影公司的前僱員加入,收集名字、撥打電話,據曾接到這些電話的人說,他們覺得受到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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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麥高恩

某些情況下,調查工作是由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進行的。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衛·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紛爭中代表阿爾·戈爾,還在美國最高法院前為(同性)婚姻平等權進行辯護。

博伊斯親自簽署了合約,指示Black Cube去尋找那些可以阻止《紐約時報》對韋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報。而與此同時,博伊斯的公司也為《紐約時報》進行辯護工作,其中還包括一起誹謗案件。

博伊斯證實了他的公司與兩家情報機構簽約並支付了費用,其中一家的調查人員還曾向他遞交報告,但這份報告隨即就被轉交給了韋恩斯坦。他聲稱自己沒有選擇公司或者指導調查人員的工作,並否認了這項工作會令自己與《紐約時報》產生利益衝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與那些調查人員的合作是個錯誤。「我們不該與那些自己沒有挑選或指導過的調查人員簽約並支付費用。」他對我說。「當時,這對客戶來說顯然是最便利的,但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是我的失誤。那時這就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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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博伊斯

韋恩斯坦僱傭的情報機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都是保密的,況且兩方的合作關係通常經由律師事務所建立,所以這些調查理論上受到了律師-當事人保密特權,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這些文件和資料顯示了強大的個人壓制負面新聞的工具與策略,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夠預先避免刑事調查。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薩莉·霍夫邁斯特在一份聲明中說道,「那些暗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監控或壓制任何人的說法,完全是胡編亂造的。」

2017年五月,麥高恩收到了一封來自某文學機構的電子郵件,一位自稱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報家門,說她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財富管理公司魯本資本中負責穩健投資項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訴麥高恩,自己正在發起一項倡議,反對在工作場所歧視女性,並邀請一直在為女權發聲的麥高恩,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啟動儀式上發言。菲利普向麥高恩開出了六萬美元的費用,並在五月於貝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第一次與麥高恩見面前,在此之前還發信寫道,「我知道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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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有一個英國的手機號碼,而她說話的時候帶著與麥高恩相同的德國口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兩人在洛杉磯、紐約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裡至少見了三次。

「我帶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邊散步,一邊吃冰淇淋,」麥高恩告訴我,並補充說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們倆深度討論了與婦女賦權有關的問題。菲利普還反覆向麥高恩提起,自己想為她的公司大投一筆。

菲利普乘勝追擊。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她建議兩人在洛杉磯見面,然而,當麥高恩說她要去紐約時,菲利普又轉言說在那裡碰面也很方便。她開始向麥高恩施壓,想讓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麥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與我談過話,作為我對韋恩斯坦報道的一部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菲利普的郵件,邀請我見面,並提議我加入她的抗爭團隊,終結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我對你作為一名男性倡導性別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為我們的行動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補充,」她寫到,用的是她的財富管理公司的郵件地址。因為不清楚她是誰,我沒有回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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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繼續與麥高恩見面。在九月的一次會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羅這個名字,並聲稱自己是魯本資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麥高恩從另一名特工那裡獲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紐約客》發表了我撰寫的韋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給麥高恩發送了郵件。「你好,親愛的,」她寫道。「你感覺如何?……只是想告訴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簽下了一個「xx」。菲利普頻繁地給麥高恩發郵件,10月23日,她又發送了一封。

據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實際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化名,最初來自東歐,當時正在為Black Cube工作。當我給麥高恩發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後,她立刻認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魯本資本。戴安娜·菲利普。這不可能啊!」

本·華萊士是《紐約》的一名記者,他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他說,去年秋天,這個女人曾兩次與他見面。她只是自稱安娜,並表示自己想指控韋恩斯坦。當我給華萊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祕密特工的照片後,華萊士記憶猶新地想起了她。

「原來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與麥高恩相同,華萊士也說這個女人擁有德國口音,和英國的手機號碼。華萊士告訴我,安娜第一次聯繫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當時他為韋恩斯坦的報道忙活了大約一個半月。安娜拒絕透露是誰給了自己華萊士的聯繫方式。

在兩次會面的過程中,華萊士對她的動機越來越懷疑。他回憶說,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關於我調查工作的狀況和範圍,以及我可能與之交談的人,但她卻沒有給過我任何有用的幫助或信息。」

第二次見面時,安娜要求他們坐到一起,華萊士懷疑她可能在錄音。而她講述的那些自己與韋恩斯坦的經歷,華萊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劇」。華萊士並非這個女人唯一聯繫過的記者。據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喬迪·坎託發送了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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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向華萊士和麥高恩提供的手機號碼已被停止使用。撥給倫敦魯本資本公司的電話也無人接聽。就在上週五,該公司擁有一個極簡單的網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關於資產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項名為「女性專注」的倡議。

這個網站現在已經被撤下,它關聯到皮卡迪利廣場附近的一個地址,由一家專門經營共享辦公空間的公司運營。該公司表示,從未聽說過魯本資本公司。兩名知曉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稱,該企業創立了一些虛構的公司,為其特工提供掩護,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絕透露它為韋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細節。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從不與任何第三方討論客戶,也從不證實或否認有關該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這是Black Cube的方針。Black Cube協助著世界各地許多領先的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國,為複雜的訴訟過程收集證據,涉足商業糾紛,包括揭露負面的競選活動……應該強調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堅守道德標準,並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屬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嚴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指導和法律意見。」

該機構的合同還規定,他們工作都將「通過法律手段進行,並遵從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去年秋天,韋恩斯坦開始在與他的同事和律師的談話中提到Black Cube。這個機構曾為以色列、歐洲和美國的公司提供信息,從而對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機構也因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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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其員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該機構自身也面臨著法律問題。去年,兩名調查人員在羅馬尼亞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後,該公司與羅馬尼亞當局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此協議下,兩名特工承認了黑客行為,之後被釋放。

兩名熟悉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為其接下韋恩斯坦的工作進行了辯護,稱他們最初認為這一任務針對的是他的商業對手。但即便是韋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單中,也包括女演員和記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師事務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將第一批10萬美金打給Black Cube,這筆錢最終變成了一張60萬美金面額的發票。(這些文件沒有顯示清楚發票的支付金額。)該律師事務所與Black Cube在當月簽署了一份合同,隨後又簽了幾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簽名,表明項目的「主要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情報,以幫助其阻止主要的紐約報紙發表新的負面文章」,以及「獲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客戶的不利負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這位「客戶」被確認為韋恩斯坦。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該機構聘請的律師將韋恩斯坦稱為「最終客戶」或「Mr .X」,提到韋恩斯坦的名字「會令他非常生氣」)根據三個消息來源,合同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就是最終刊登在10月5日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

而那本書,指的是麥高恩的回憶錄《勇敢的》,計劃於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這些文件顯示,基於麥高恩與那個女私家偵探長達數十小時的對話錄音,該機構最終整理並向韋恩斯坦遞交了一百多頁的該書副本以及對這本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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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稱,「那些關於韋恩斯坦先生獲取了這本書某一部分的說法……是偽造的,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不實的、瘋狂的陰謀論。」

兩方於今年7月達成的協議顯示,假如Black Cube實現了目標,他們將收取一些「成交費用」。

如果該機構「提供的情報可以徹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們將獲得額外的三十萬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夠以「可被閱讀的書和法律允許的格式」獲得麥高恩回憶錄的「另一半」,也將獲得五萬美元。

這些合同還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該機構承諾「一個由情報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將會在美國或任何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幫助,」包括一個項目經理、情報分析員、語言學家和「阿凡達操作員」——專門被僱來在社交媒體上創建假身份,以及「在社會工程學方面頗具經驗的業務專家。」

該機構還表示,他們將提供「一個名叫‘安娜’的全職代理 (以下簡稱「代理」),她將根據客戶的指令,在紐約和洛杉磯,於接下來的四個月中,全天候協助客戶與他的律師。」四名瞭解韋恩斯坦與Black Cube合作內情的人,證實了這與那位約見麥高恩和華萊士的女人是同一個人。

Black Cube還應許,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僱傭一名調查記者」,他將每月進行十次採訪,持續四個月,並收費四萬美元。Black Cube承諾會「立即向客戶報告記者採訪的結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職業的記者聯繫了麥高恩,與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並瞞著她進行了錄音;隨後,他與Black Cube就這次採訪進行了溝通,儘管他否認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們彙報。

他還聯繫了另外至少兩名指控過韋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員安娜貝拉·莎拉,她後來在《紐約客》上公開指控韋恩斯坦強姦。他在八月份給莎拉打了個電話,莎拉察覺到了這通電話的可疑之處,隨即儘可能快地關掉了手機。

「這令我震驚,」她告訴我。「哈維是在試探我是否會把那件事說出去,這很可怕。」這名記者還依次給《紐約》的記者華萊士和我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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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貝拉·莎拉

兩名知情人士和幾份文件表明,這名自由職業者還從Black Cube那裡獲得了一些女演員、記者與韋恩斯坦的商業對手的聯繫方式,幫助該機構最終向韋恩斯坦的律師們遞交了有關這些採訪的摘要。

當談到他扮演的角色時,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自由職業者說,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給他的那些聯繫信息追蹤著韋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寫自己的報道。他還聲稱,自己曾向其他記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記者使用了他的採訪材料,希望他可以幫忙揭露韋恩斯坦。他不承認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韋恩斯坦的費用。

韋恩斯坦還招募了其他記者,去搜羅那些可以瓦解對他的指控的有用情報。

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與發行了《國家詢問報》的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迪倫·霍華德之間的電子郵件交流表明,霍華德從他的一位記者那裡拿到了韋恩斯坦的資料,以幫助韋恩斯坦駁斥麥高恩關於其強姦的指控。在一封郵件中,霍華德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聯繫人名單。

「我們討論一下之後針對每個人該怎麼行動,」他寫道。韋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謝,霍華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記者給伊麗莎白·阿維蘭打的電話,她是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的前妻,羅德里格斯離開她後,與麥高恩開始了新的戀情。

阿維蘭告訴我她記得那次採訪。霍華德的記者「一直在不停地打電話」,同時也聯繫了她身邊的其他人。

阿維蘭最終打了回去,因為「我怕他們會開始給我的孩子們打電話。」在一通電話中,記者向她施壓,要求她發表詆譭麥高恩的言論。她堅持要這名記者刪除通話記錄,他同意了。但他對這次談話進行了錄音,並隨後把音頻傳給了霍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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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與韋恩斯坦來往的郵件中,霍華德寫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她最後還是大罵了一通羅絲。」韋恩斯坦回覆說,「如果我的指紋不在上面的話,這會是致命弱點。」然後霍華德向溫斯坦保證,「不會的。這些對話……是錄音。」

第二天,霍華德又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寫下了「音頻文件」四個大字(霍華德拒絕將音頻發送給韋恩斯坦)。阿維蘭告訴我,她不會同意與他們一起詆譭麥高恩。「我不想羞辱別人,」她說。「我不感興趣。女性們應該統一戰線。」

霍華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他除了是美國傳媒公司首席內容官、《國家詢問報》的發行者之外,還負責著與韋恩斯坦簽訂的一份電視生產協議,但之後已經被終止了。

他說,在他們有郵件往來的時候,「沒有一個法人決定終止與韋恩斯坦公司的協議,所以我有義務找出(但不公開)那些對韋恩斯坦先生提出錯誤指控的人的真實信息,以保護AMI(美國傳媒公司)的利益。在韋恩斯坦先生不承認自己有騷擾過任何女性時,我‘私下裡’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關信息,但我絕對不會允許AMI在網絡或雜誌上發佈這些信息。」

儘管霍華德的記者中至少有一人打過許多與韋恩斯坦的調查有關的電話,霍華德仍堅持,說他嚴格地將與韋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記者工作區分開來。「我總是把這兩個角色謹慎地、徹底地區分開,並拒絕了韋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請求——讓AMI刊登關於他正面積極的故事,或者關於原告的負面文章,」霍華德說。一名A.M.I.的代表指出,當時韋恩斯坦堅持認為那些見面都是自願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實的。

韋恩斯坦的發言人霍夫邁斯特補充說,「在霍華德先生看來,他是美國傳媒公司與韋恩斯坦公司建立長期業務關係的關鍵人物。今年早些時候,韋恩斯坦先生給霍華德先生提供了一個報道的點子,霍華德先生也覺得那將會是個精彩的故事。他雖然聽從了這個建議,但只是出於禮貌,他還是拒絕刊登任何報道。

韋恩斯坦與其簽約的另一家機構Kroll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蘭娜·古鐵雷斯指控韋恩斯坦性侵,之後她與韋恩斯坦達成了和解,條件是把她所有的個人設備都交給Kroll,以便他們抹去韋恩斯坦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自己性騷擾了她的證據。上個月,《紐約客》公佈了一份警方在突擊行動中查獲到的有關這次交易的記錄。

驚天猛料!韋恩斯坦如何跟蹤、迫害他的受害者

麥高恩(右)

在最近封鎖流言蜚語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子郵件顯示,Kroll負責美國調查與爭端實踐的主席丹·卡爾森,用私人的郵件地址與韋恩斯坦進行了聯絡,並向其發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關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爾森給韋恩斯坦發送了11張他與麥高恩同框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麥高恩之後的幾年內,在不同的場合中拍攝的。

三小時後,韋恩斯坦將卡爾森的郵件轉發給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辯護律師布萊爾·伯克,並囑咐他們「轉發給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對一張照片作出了迴應,說「都是錢的問題」,那張照片上的麥高恩正與韋恩斯坦熱烈地交談著。

伯克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任何一個稱職的刑事辯護律師都將調查未經證實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否可信。蒐集案件相關被告在作出指控後的照片,如果不公開記錄,就是玩忽職守。」

另一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偵探傑克·帕拉迪諾,以及它的另一位調查人員莎拉·尼斯,在這次事件中製作了詳細的、反應個人不同方面的資料,有些是私人性質的,包括那些可以用來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麥高恩的報告,長達一百多頁,記錄了麥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個人信息,一些部分還貼上了「說謊/誇大其詞/自相矛盾」「虛偽」和「潛在的陰險狡詐」等標籤,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證人」的縮寫。

其中一個標題寫著「過去的愛人」,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細節,提到了阿維蘭,並討論了Facebook上表達對麥高恩負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諾和尼斯沒有對記者多次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還有幾家公司也參與了這類檔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尋找那些從理論上來講,會導致女性公開聲討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標對象是女演員羅珊娜·阿奎特,她後來在《紐約客》上控訴了韋恩斯坦的性騷擾。

該文件提到了阿奎特與麥高恩的友情,社交媒體上關於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員對其兒時被猥褻經歷的公開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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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珊娜·阿奎特

受僱於韋恩斯坦的所有保安公司也參與進來,尋找記者們的消息來源以及調查他們的背景。《紐約》的記者華萊士表示,當他接到來自Black Cube以假名安娜撥打的電話時,他起了疑心,因為韋恩斯坦已經向他提出了與他和《紐約》主編亞當·莫斯、大衛·博伊斯以及一位來自Kroll的代表見面的請求。

華萊士認為,他的意圖是「帶走有用的資料,甩掉我和那些受害的女性們。」莫斯拒絕了這次會面。

在華萊士接到安娜電話的前幾周,Kroll公司的丹·卡爾森,向韋恩斯坦發送了有關華萊士和莫斯的一系列郵件。

卡爾森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沒有關於亞當·莫斯的任何負面信息(沒有詆譭/誹謗案件,沒有法庭記錄或判決/被扣押 / UCC,等等)。」兩個月後,psops調查員帕拉迪諾,向韋恩斯坦發送了關於莫斯的詳細報告。上面說,「我們的調查並沒有為彈劾莫斯找出任何有效的手段。」

類似的郵件來往也涉及到了華萊士。Kroll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張清單,上面列舉了公眾對華萊士之前的報道的批評,並詳細描述了一起英國的誹謗訴訟案,案件的起因是華萊士在2008年寫作的一本關於稀有葡萄酒市場的書。

psops也對華萊士的前妻進行了調查,並指出她「可能會在華萊士有關客戶的文章最終發表之時,證實關於我們應對策略的想法。」

2017年1月,華萊士、莫斯以及《紐約》的其他編輯決定放棄這個故事。華萊士已經蒐集到了一份作出指控的女性的詳細名單,但他沒有任何受害者的相關陳述記錄。華萊士說,決定放棄這個故事是出於新聞法的原因。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示,「這件事比我遇到的其他故事要錯綜複雜得多。」

其他記者也被調查了。2017年4月,psops的尼斯給韋恩斯坦發送了一份關於我與「相關人員」(這一名單主要包括作出指控的女性,以及與她們有關聯的人)互動情況的分析。之後,psops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主要關於我和《時報》的喬迪·坎託。裡面有些只是很表面的信息。

「坎託沒有關注羅南·法羅,」報告寫道,指的是Twitter上的社交關係。某種程度上,這份報告體現了他們為尋找消息來源而做出的事無鉅細的努力。我採訪過的一個人,以及與坎特交談過的另一個人,他們都要撰寫關於這些談話的詳細報告,發送給韋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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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韋恩斯坦一直利用私人保安機構調查記者。在早期,據相關知情人士透露,2015年去世的記者大衛·卡爾,曾為《紐約》撰寫過一篇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之後,韋恩斯坦便指派Kroll公司挖掘關於他的負面消息。

卡爾的遺孀吉爾·魯尼·卡爾告訴我,她的丈夫認定自己在被監視,儘管他不知道監視者是誰。「他覺得自己被跟蹤了,」她回憶道。在一份文件中,韋恩斯坦的調查人員寫道,卡爾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得知了麥高恩的指控。

「這些年來,卡爾寫了很多批評或詆譭哈維·韋恩斯坦的文章,」這份文件說,「這些文章都沒有觸及女性的話題(根據哈維·韋恩斯坦的說法,這是由於害怕他會進行報復)。」

韋恩斯坦與私家偵探的聯繫通常經由代表他的律師事務所進行。這是為了使調查材料能夠受到律師-當事人保密權的庇護,防止交流信息被曝光,哪怕是在法庭上。

大衛·博伊斯與Black Cube和psops都建立了關係,起初他不願接受《紐約客》的採訪,因為擔心他可能會「被誤解為試圖否認或儘量弱化這些錯誤,或者認可那些我根本不承認的批評。」

但博伊斯覺得有必要對他所謂的「公平而重要」的——關於僱傭調查人員的問題做出迴應。他說,他不認為合同規定Black Cube阻止《紐約時報》關於韋恩斯坦的報道是一種利益衝突,因為他的公司也同時為《時報》的一起誹謗訴訟案件進行辯護。

他說,從一開始,他就建議韋恩斯坦「不能通過威脅或影響阻止這些報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紐約時報》相信不存在強姦事件。」博伊斯告訴我,他從未向任何媒體施壓。「如果能找到那些可以向《時報》證明,指控不應該被髮布的證據,那麼我不相信這會有害於《時報》的利益。」

然而,他也承認,任何傷害《紐約時報》或其他媒體記者的行為,都是有問題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向記者施壓是不合適的,」他說。「如果這確實發生在這裡,那是不恰當的。」

雖然他公司支付的機構關注了很多做出指控的女性,但博伊斯說他覺得他們的工作只與麥高恩有關,韋恩斯坦對她的指控予以否認。「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我認為對他被指控的行為進行嚴密的調查,是完全正當的,還要調查是否有事實可以駁回這些指控。」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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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在他對韋恩斯坦的描述中,他聲稱「我不認為律師應該批評他以前的客戶。」但他也表示了遺憾。「雖然韋恩斯坦先生極力否認自己有強迫行為,但他也意識到,自已與那些女人的關係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深深傷害到了她們,」博伊斯告訴我。

「回想起來,我在2015年就意識到,我應該注意一些問題,並做一些相關的事情。我不知道2015年之後會發生這些事,但它們真的發生了,我認為我有一定的責任。同時我也覺得,假如人們早些採取行動,對韋恩斯坦先生來說會更好。」

韋恩斯坦還動員自己周圍的人來幫其工作——不管他們是否情願。2016年12月,韋恩斯坦請求女演員艾莎·阿基多在意大利與自己的私人偵探見面,試圖讓她提供對自己有利的證詞。而阿基多最終在《紐約客》上發佈了對韋恩斯坦的強姦指控。

阿基多感覺到韋恩斯坦在給自己施加壓力,想使她同意作證。她的伴侶,電視名人——廚師安東尼·波登建議她不要見面,於是阿基多拒絕了韋恩斯坦。另一位在此事件中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演員說,韋恩斯坦提出讓她與記者見面,想獲取有關其他消息來源的信息。

韋恩斯坦還聘請了兩位前僱員,丹尼斯·道爾·錢伯斯和帕梅拉·盧貝爾,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出那些可能向媒體公佈自己或其他人的指控的女性們,並給她們打電話。韋恩斯坦祕密地拿到了他們與Black Cube共同編輯的名單。

霍夫邁斯特代表韋恩斯坦發言說,「所有事先準備的‘名單’都包括前僱員,以及其他與研究和準備關於米拉麥克斯的書的人員名字。為這本書進行採訪的前僱員們,報告說媒體對他們進行了惱人的聯繫。」

道爾·錢伯斯拒絕了採訪請求。但是,幾十年前在米拉麥克斯公司為韋恩斯坦工作的製片人盧貝尓告訴我,她被操縱參與了這件事。2017年7月,盧貝爾去了韋恩斯坦的辦公室,向他推銷她正在開發的一款應用程序。聊到一半,韋恩斯坦詢問盧貝爾是否可以在他的辦公室裡進行一場私人談話。

盧貝爾告訴我,當時一個與韋恩斯坦合作的律師已經在那裡了,和道爾·錢伯斯一起。韋恩斯坦問盧貝爾和道爾·錢伯斯是否可以寫一本「關於米拉麥克斯之前全盛時期的有趣的書」。她回憶起他的話:「帕姆,把你認識的所有員工都寫下來,你能跟他們取得聯繫嗎?」

幾周後的八月,在他們登上榜單後的八月,韋恩斯坦「打電話把我們叫回了辦公室」,盧貝爾回憶道。「他說,‘你知道嗎,我們要把這本書放好。」他讓道爾·錢伯斯跟盧貝爾「聯繫名單上認識的人,看看他們是否接到了媒體的電話。」

九月初,韋恩斯坦將盧貝爾和道爾·錢伯斯叫到他的辦公室,要求他們開始給與幾位女演員有關的人打電話。「我有點緊張,」盧貝爾回憶道。「我們不認識這些人,突然之間,所有的事情都與我們當時的合約大不相同了。」那些曾接到盧貝爾、道爾·錢伯斯或者韋恩斯坦本人電話的女人們表示,這令她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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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貝爾告訴我,10月5日,第一篇《時報》文章發佈的幾小時前,韋恩斯坦召集了她和道爾·錢伯斯,以及他的團隊中的其他人,包括之後從他的公司辭職的律師麗莎·布盧姆到他的辦公室。「他陷入了恐慌,」盧貝爾回憶道。「他開始尖叫,‘打電話拿下某某人。’」

文章發佈之後,他的團隊開始爭相作出迴應。布盧姆和其他人仔細研究了一些類似Kroll的郵件中出現的那種照片,證明韋恩斯坦和提出指控的女性之間有持續的接觸。「他對我們大喊大叫,‘把這些發給董事會成員,’」盧貝爾回憶道。她在危機會議前通過電子郵件向董事會發送了這些照片,韋恩斯坦在其公司的地位開始瓦解。

自從對韋恩斯坦的相關指控公開後,盧貝爾一直睡不好覺。她告訴我,儘管她知道韋恩斯坦「是個惡霸和騙子」,但她「從沒想過他會是一個掠食者」。盧貝爾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應該早點知道更多的信息。

經過一年的共同努力,韋恩斯坦對受害者們的跟蹤和壓制行動被瓦解了。然而,有幾位女性表示,韋恩斯坦使用私人保安機構這一做法,使得勇敢發聲變得更難。「這讓我很害怕,」莎拉說,「因為我知道被哈維威脅意味著什麼。我怕他會找到我。」

麥高恩說,這些機構和律師事務所使韋恩斯坦的陰謀得以實現。當她成為目標時,她感到自己變得越來越疑神疑鬼。「這就像電影《煤氣燈下》,」她告訴我。「在過去的一年裡,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對我撒謊。我好像住在一個裝滿了鏡子的房間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