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王朝的興衰更迭在中國歷史上可算是一件極為普遍的事，而這種興衰更迭不僅使古人對此方面研究反思頗多，也讓不少今人對其興衰的原因頗為津津樂道。但是津津樂道歸津津樂道，如何去認識與分析這種興衰的原因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於元朝的衰亡的分析便是如此，在今天的史學界，有不少人堅持“未接受全盤漢化”應該為元朝的覆亡來負責，可是這種觀點是極有待商榷的。

首先對於“漢化”便缺乏一個明確的定義。什麼是漢化？是使統治集團接受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還是模仿原先的中原王朝建立起一套文官治國的體系。如果這樣定義的話，那麼元朝統治者顯然或多或少都做了，只是在踐行的程度深淺方面，後世會有不一的評論。而這便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實行漢化措施，那麼這種漢化措施應達到怎樣的程度？很顯然，這也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也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的。

（蒙古騎兵在作戰）

那麼造成元朝滅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不妨就從必然性與偶然性兩方面來略作分析。

“紅巾軍”起義耗盡最後一股元氣？

“石人一隻眼，攪動黃河天下反”。這句話可算是是對當時元末負責疏浚黃河河道的河工在白蓮教組織下發動起義的場景的真實寫照了。元順帝當政後期，帝國的不少地區都遭遇了或多或少的自然災害（以及隨之而來的傳染病），一部分地區在地方精英的組織下得以暫時維持現狀，可是更多地區的民眾則彷彿因突如其來的災難而墜落萬丈深淵。

元政府顯然也極度缺乏處置這方面問題的經驗，並多不少地區的告急文書作壁上觀。在災害引發的民變的刺激下，整個帝國也逐漸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揭竿而起的元末農民起義軍）

自然災害的集中性爆發與元政府的無能自然是引發全國起義與暴動的一大重要原因。可是需加以關注的是，不少王朝在覆滅的前夕都曾有過自然災害的威脅（例如明朝），所以光用自然災害來論證顯然是說不通的，那麼除了這個（偶然性）原因外，還有哪些問題成為了壓垮元帝國這匹虛弱的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呢？筆者認為，矛盾的集中式爆發都有一長期積累的過程，我們不妨去從一個王朝覆亡之前的歷史來尋找答案。

經略江南的失誤

南宋滅亡後不久，忽必烈政府很快便把目光投向於對新佔領地區的鞏固與發展。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雖然蒙宋在川蜀等地區的激戰十分慘烈。可是自南宋的襄樊一線失守後，隨著宋軍有組織抵抗的減弱以及南宋方面投降之風的瀰漫，蒙元軍隊也未再遇到更有力的抵抗，而是高奏凱歌開入了南宋的國都臨安。忽必烈等也注意維持軍隊的紀律與協助安定地方秩序，所以當時南方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經濟也在戰爭的波及中仍保持了一種高水平的發展狀態。

（蒙元攻宋戰爭）

可是當時的北方地區同南方相比則相形見絀了，一方面，長期的戰爭讓北方損失了大量的勞動力（包括大量土地的拋荒），另一方面，以忽必烈為首的新政府的建立也為這塊經受戰爭折磨的土地帶來了大量“非勞動人口”，這種吃飯問題在大都一帶反映的尤其明顯。

（南宋軍隊的騎兵）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對手窩闊臺家族等在漠北頻頻發動戰爭，對忽必烈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因此為了鞏固自己家族的“龍興之地”，忽必烈等又不得不在西北地區屯駐了大量的野戰軍，而這些軍隊的補給同樣由中央政府來負擔。這無疑讓草具規模的元初財政體系揹負了巨大的壓力。但是放眼當下，光靠北方地區來負擔這些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以江南地區財賦來接濟北方的“南糧北運”工程順勢開啟了。

江南地區的糧食的轉運在元代是以走海路為主的，這項計劃一開始由被元政府所招安的海盜頭目所負責，後來這些海盜頭目因謀叛被誅殺後，元政府便派專人進行調撥。隨著大量的糧草由海路源源不斷的運抵大都等地區，西北戰事的勝利天平也開始逐漸偏向於忽必烈的政府軍一面。江南的財賦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但是為人所忽視的是，元政府在初嚐到了海運的甜頭後，便愈發的依賴於江南地區財賦的供給，到了元中期，甚至出現了在當地進行過度的糧食徵收，以達到滿足大都方面需要的事情。這一方面固然與大都方面不斷增加的人口等有關，可是糧食由江南運往北方的環節中，是否也有趁機利用這項“國家工程”進行盤剝和謀利的寄生蟲呢？無疑，無論是大都方面的需求，還是糧食轉運過程中所產生的合法與非法成本，都大大加劇了江南地區的負擔。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大都方面一面加大對江南剩餘財富的榨取，一面又不肯對江南地區的精英集團提出的有關政治權力分享的訴求進行認真的考慮。帝國內部的離心化之傾向，從一開始便種下來了。而江南地區在整個元代雖在經濟作物（如棉花）的種植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可是在滿足來自大都方面的需要的“中心任務”下，江南地區的發展後勁也被大大減弱了。而這，顯然也為元帝國最後的崩潰埋下了禍根。

（元代棉紡織領域的先驅——“黃道婆”）

特權階層之滋生

在先前所談及的元代海運中，我們已提到，有一部分官員對糧食的轉運進行層層盤剝，產生了不小的非法成本，而這些成本無疑是由底層平民所負擔的。但是除了這一特定領域的腐敗現象外，在整個帝國還存在著一個特權階層，他們主要是是由蒙人與漢人中的軍功貴族、穆斯林商業精英所構成的。

他們的存在以及子孫後代對他們官位的承襲，不僅讓帝國政治的發展愈發的走向保守並趨向停滯，同時也波及到了其他的方面。一些有識之士試圖以恢復被中斷的科舉考試來更新官僚隊伍，同時也試圖靠皇帝的支持，去壓縮特權階層的編制來減輕財政的負擔。但是卻無疑都遭遇失敗。

元朝雖為一個專制的中央集權王朝，可其征服色彩卻極為濃厚，蒙古貴族（包括皇帝在內）對佔據人口多數的漢人一直保持著極高的警惕。即使是被認為開明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在滅宋之後開始疏遠漢人儒生。

因此，恢復科舉制以使更多體制之外的人進入政府的措施自然難以實現，雖然科舉在短時期內的重開（如元仁宗時期）也選拔了一部分漢人官員，可是大多職位低下，且不久後就遭到了罷免。特權階層也因此而得以繼續膨脹，並逐漸拖垮整個帝國機器。

這從表面上來看固然與元朝特權階層拒絕所謂“漢化”（扶持經典儒學）有關，可是其本質則是圍繞權力所展開的博弈與爭奪。因此，以抵制“漢化”來作為元帝國覆亡之主因，未免有一種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嫌疑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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