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的故事

假設有兩個小偷A和B聯合犯事，私入民宅被警察抓住。警方將兩人分別置於不同的房間內進行審訊，對每一個犯罪嫌疑人，警方給出的政策是：如果一個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交出了贓物，證據確鑿，兩人都被判有罪。如果另一個犯罪嫌疑人坦白了，則兩人各被判刑8年；如果另一個犯罪嫌疑人沒有坦白而是抵賴，則以妨礙公務罪（因已有證據表明其有罪）再加刑2年，而坦白者有功被減刑8年，立即釋放。如果兩人都抵賴，則警方因證據不足不能判兩人的偷竊罪，但可以私入民宅的罪名將兩人各判入獄1年。

顯然最好的策略是雙方都抵賴，大家都只被判1年。由於兩人處於隔離的情況，所以首先應該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事雙方都會懷疑對方會出賣自己以求自保，其次才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假設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會從利已的目的出發進行選擇。這兩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盤算過程：假如他坦白，我抵賴，得坐10年監獄；如果我坦白最多才8年；假如他抵賴，我也抵賴，我就會被判1年，如果我坦白就可以被釋放，而他會坐10年牢。綜合以上幾種情況考慮，不管他坦白與否，對我而言都是坦白了划算。兩個人都會動這樣的腦筋，最終，兩個人都選擇了坦白，結果都被判8年刑期。

這個案例中，兩個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是坦白招供，原本對雙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從而均被判處1年就不會出現，這樣兩人都選擇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結局。納什均衡理論首先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戰：按照斯密的理論，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達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們可以從這裡發掘“看不見的手”原理的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損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因此，人類心理、思維、價值觀、行為上的混亂，也可以歸結為嫡的增加。當世界達到最大熵狀態，意味著人人自危，互相對抗，所有的生產效能都會被相應的副作用抵消，此時萬物一片死氣沉沉。

水木然點評：二百年之前，市場經濟剛剛開始發展，我們應該鼓勵自由。二百年之後，社會的自由度已經充分釋放，此時我們應該思考運作效率的最大化。物體之嫡即經濟之傷，應該降低到最小。

我們必須意識到大環境的變化，傳統商業是一門競爭的藝術，往往是搶到先機者往往勝出，價格低廉者勝出，這也叫自由競爭，而在互聯網、工業4.0等新技術的配合下，現在的商業越來越變成了一門協作的藝術，做服務的比不過做產品的，做產品的比不過做平臺的。大企業在努力裂變成平臺，比如海爾的創客工廠，就是要打造成為孵化項目的平臺。小企業在聚變成平臺，比如滴滴和快的的合併、優酷和土豆的合併、美團和大眾點評的合併。

此外，做產品的也在努力做成平臺，比如小米手機，表面上是在做產品，其實也是在做平臺。

大家發現了這個趨勢了嗎？企業未來真正的發展方向是平臺化。在平臺上，大家求同存異，互相補充，共同發展。而平臺化的本質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模式正在由以“競爭”主導邁向“協作”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