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圖4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所藏的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筆。至於在外流傳的《蘭亭序》摹本或拓本，則很少見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在唐朝民間的流傳，不是由於難得一見的《蘭亭序》，而是通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和後來的《永字八法》，《聖教序》中的文字有輯自《蘭亭序》者，所以民間是通過《聖教序》碑而習得《蘭亭序》書法的【21】。
然而，事實恐非如此。
三
《蘭亭序》的西漸
《蘭亭序》真本雖然已經密封於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後，唐人無緣得見。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錢數萬”【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見到的。但當時畢竟有人已經將摹本或拓本傳出宮外，民間得以轉相傳習。只是過去關心書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後世反覆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創作，很少關心民間的文獻遺存。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後，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這些可謂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餘件。
首先，饒宗頤先生曾從書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寫本《蘭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將P.2544寫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編《敦煌書法叢刊》，並在跋語中提示了其他兩本的存在【23】。敦煌寫本中的《蘭亭序》的存在，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古代文獻的抄本，一是作為書法的習字。因此，這三件敦煌本《蘭亭序》的功能，還值得仔細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詩文集，紙有欄格，依次抄寫劉長卿《酒賦》、《錦衣篇》、《漢家篇》、《老人篇》、《老人相問曉嘆漢詩》、《龍門賦》、《北邙篇》，然後空兩行寫《蘭亭序》整篇文字，計14行，但文末接書“文義同”，再隔一行寫“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寫“永和九年歲”而止，均系習字【24】。徐俊先生曾仔細分析此卷，指出《蘭亭序》前的詩文集與P.4994+S.2049唐詩叢鈔內容及次序基本一致，“《蘭亭序》與前詩為一人所抄，但字跡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跡，可斷定為臨習之作”【25】。徐先生深諳書法，對敦煌寫本詩歌叢鈔有整體關照，他的判斷筆者完全贊同，從《蘭亭序》文本後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蘭亭序》文字的情形來看，其為臨習之本無疑。此本寫在原有的欄格當中，每行約24字，非一般所見《蘭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雖然是臨習之本，但並沒有按照原帖的格式來抄。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圖4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所藏的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筆。至於在外流傳的《蘭亭序》摹本或拓本，則很少見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在唐朝民間的流傳，不是由於難得一見的《蘭亭序》，而是通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和後來的《永字八法》，《聖教序》中的文字有輯自《蘭亭序》者，所以民間是通過《聖教序》碑而習得《蘭亭序》書法的【21】。
然而，事實恐非如此。
三
《蘭亭序》的西漸
《蘭亭序》真本雖然已經密封於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後，唐人無緣得見。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錢數萬”【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見到的。但當時畢竟有人已經將摹本或拓本傳出宮外，民間得以轉相傳習。只是過去關心書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後世反覆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創作，很少關心民間的文獻遺存。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後，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這些可謂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餘件。
首先，饒宗頤先生曾從書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寫本《蘭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將P.2544寫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編《敦煌書法叢刊》，並在跋語中提示了其他兩本的存在【23】。敦煌寫本中的《蘭亭序》的存在，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古代文獻的抄本，一是作為書法的習字。因此，這三件敦煌本《蘭亭序》的功能，還值得仔細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詩文集，紙有欄格，依次抄寫劉長卿《酒賦》、《錦衣篇》、《漢家篇》、《老人篇》、《老人相問曉嘆漢詩》、《龍門賦》、《北邙篇》，然後空兩行寫《蘭亭序》整篇文字，計14行，但文末接書“文義同”，再隔一行寫“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寫“永和九年歲”而止，均系習字【24】。徐俊先生曾仔細分析此卷，指出《蘭亭序》前的詩文集與P.4994+S.2049唐詩叢鈔內容及次序基本一致，“《蘭亭序》與前詩為一人所抄，但字跡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跡，可斷定為臨習之作”【25】。徐先生深諳書法，對敦煌寫本詩歌叢鈔有整體關照，他的判斷筆者完全贊同，從《蘭亭序》文本後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蘭亭序》文字的情形來看，其為臨習之本無疑。此本寫在原有的欄格當中，每行約24字，非一般所見《蘭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雖然是臨習之本，但並沒有按照原帖的格式來抄。
圖5 敦煌抄本P.2622《蘭亭序》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圖4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所藏的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筆。至於在外流傳的《蘭亭序》摹本或拓本，則很少見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在唐朝民間的流傳，不是由於難得一見的《蘭亭序》，而是通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和後來的《永字八法》，《聖教序》中的文字有輯自《蘭亭序》者，所以民間是通過《聖教序》碑而習得《蘭亭序》書法的【21】。
然而，事實恐非如此。
三
《蘭亭序》的西漸
《蘭亭序》真本雖然已經密封於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後，唐人無緣得見。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錢數萬”【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見到的。但當時畢竟有人已經將摹本或拓本傳出宮外，民間得以轉相傳習。只是過去關心書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後世反覆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創作，很少關心民間的文獻遺存。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後，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這些可謂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餘件。
首先，饒宗頤先生曾從書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寫本《蘭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將P.2544寫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編《敦煌書法叢刊》，並在跋語中提示了其他兩本的存在【23】。敦煌寫本中的《蘭亭序》的存在，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古代文獻的抄本，一是作為書法的習字。因此，這三件敦煌本《蘭亭序》的功能，還值得仔細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詩文集，紙有欄格，依次抄寫劉長卿《酒賦》、《錦衣篇》、《漢家篇》、《老人篇》、《老人相問曉嘆漢詩》、《龍門賦》、《北邙篇》，然後空兩行寫《蘭亭序》整篇文字，計14行，但文末接書“文義同”，再隔一行寫“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寫“永和九年歲”而止，均系習字【24】。徐俊先生曾仔細分析此卷，指出《蘭亭序》前的詩文集與P.4994+S.2049唐詩叢鈔內容及次序基本一致，“《蘭亭序》與前詩為一人所抄，但字跡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跡，可斷定為臨習之作”【25】。徐先生深諳書法，對敦煌寫本詩歌叢鈔有整體關照，他的判斷筆者完全贊同，從《蘭亭序》文本後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蘭亭序》文字的情形來看，其為臨習之本無疑。此本寫在原有的欄格當中，每行約24字，非一般所見《蘭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雖然是臨習之本，但並沒有按照原帖的格式來抄。
圖5 敦煌抄本P.2622《蘭亭序》
圖6 敦煌抄本P.3194《蘭亭序》
P.2622正面為《吉凶書儀》，尾題“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四日午時寫了”，然後接著寫學郎詩及雜詩五首，卷背有相同筆跡抄寫的詩八首，有些只是殘句，學者都認為此卷抄者是《書儀》文字中所寫題識“此是李文義書記”中的李文義【26】。在紙背第一首殘詩句的後面，抄有三行《蘭亭序》的習字（圖5），從“永和九年”開始，但原文“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一句，誤抄作“此地有茂林修竹崇”，可能是發現有誤，所以戛然而止。此文與正背面《書儀》、詩歌不同，為頂格書寫，仍存帖本痕跡，為臨帖之作無疑。另外，卷背還有許多雜寫、雜畫動物、題名等，均為習書的樣子，也可幫助我們判斷《蘭亭序》為臨習作品的性質。從《書儀》尾題的年代來看，《蘭亭序》習字的書寫時間在大中十三年以後的晚唐時期。
P.3194正面唐寫本《論語集解》，尾題“論語卷第四”【27】，最後的抄寫題記被人用濃墨塗去，今不可識。背面有張通信等狀稿及雜寫，還有半行藏文，最後倒書《蘭亭序》三行（圖6），從“永和九年”到“少長鹹集”而止，下有空白未書【28】。文字頂格書寫，行款與“神龍本”等不同，前兩行分別為18、13字，“之蘭亭”誤作“至蘭亭”，是為習字之作。饒宗頤先生評價此卷書法雲“書法甚佳”【29】。這篇習字的年代，可據張通信狀稿略作推測，從內容看，應當是歸義軍時期的文書。狀文是上給某“常侍”的，歸義軍節度使中稱常侍的，先後有867－872年的張淮深、893年的索勳、896－901年的張承奉【30】，故此狀的年代當在這個範圍當中，寫於其後的《蘭亭序》習字，也當在晚唐甚至五代時期。
此後，隨著學者們視野的拓展和新材料的公佈，又發現了以下《蘭亭序》習字殘片。
P.4764殘存兩紙，第二紙首殘，有文字痕跡，後存《蘭亭序》文字兩行，從“群賢畢至”至“又有清流激”，“激”字又重寫兩遍，下餘空白未書【31】，實為習字之屬。
S.1619亦是《蘭亭序》的習字，存16行，寫“若合一契未嘗不臨”八字，每字寫兩行【32】，上面是老師寫的例字，下面是學生的臨書【33】。
P.3369-P2背亦為《蘭亭序》習字。該卷正面存“供其齋”、“金光明道”、“前赦生三萬”等文字，背面存《蘭亭序》“之視昔”三字的習字5行，其中，“之”字尚存1行，“視昔”兩字各寫2行，“昔”左側尚餘“悲”下半部分的字跡殘畫“心”【34】。
Дх.00528A背，殘損嚴重，存“之”習字兩行，“蘭”習字6行，當為《蘭亭序》習字【35】。此號正面為《沙州敦煌縣神沙鄉籍》，則是學童用廢棄之戶籍來習書。
Дх.00528B包括數件殘片，正背皆為習字，正面是包括“至少”、“和”等每字1行的習字，必為《蘭亭序》無疑，背面則包括“和”、“也”等習字以及一行《千字文》殘文：“命臨深履薄夙興。”【36】
Дх.00538，寫有“佛說無常經□卷”、“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各一行，“大”字四次，以及倒書“大□□”一行【37】。
Дх.11023，正面為“之蘭”習字3行，首行“之”字，次行“蘭”字，末行為“蘭”字殘畫，為《蘭亭序》文字。背面殘留“興溫凊”等字跡，應為《千字文》殘文【38】。筆者認為，此片可以與Дх.00528B寫有“命臨深履薄夙興”字樣的殘片直接綴合。
Дх.11024，存四片殘片，正背均為《蘭亭序》習字。正面書寫內容分別為“一詠亦足”、“日也幽情是日”、“之盛”、“以暢敘”，基本為每字2行；背面內容為“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領”、“會稽山陰之蘭亭修楔事”、“事也群賢畢至少”、“流激湍映”等字，均為每字書寫1行【39】。
Дх.05687僅公佈有一面圖版，上書文字8行，為“遊目暢懷”四字之每字兩行的習字【40】。《蘭亭序》中有“所以遊目騁（暢）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之句，可知此件殘片當為《蘭亭序》習字。
Дх.12833為正背書，正面為“和”字的3行習字，及些許殘存筆劃；背面為“永”字3行字，及些許殘存筆劃。從“永”、“和”兩字的書寫結構來看，頗似《蘭亭序》書跡之貌，故此片亦當為《蘭亭序》之“永和”習字【41】。
此外，2010年4月19－24日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舉辦的“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上，陳列有已故著名學者羽田亨舊藏的敦煌文書羽664號【42】。這是一件學生習字殘片，有趣的是正面為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文字，背面則是《蘭亭序》的文字（圖7）【43】，形式都是在紙的上端緊頂著紙邊橫寫原文，每個字寫兩遍，作為標本，字體較為粗大，下面整行則是學生照著標本的臨寫，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學生臨習王羲之字帖的樣子。其中《蘭亭序》部分存“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和“湍暎帶左”，中間似有紙縫，故文字不夠連續。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圖4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所藏的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筆。至於在外流傳的《蘭亭序》摹本或拓本，則很少見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在唐朝民間的流傳，不是由於難得一見的《蘭亭序》，而是通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和後來的《永字八法》，《聖教序》中的文字有輯自《蘭亭序》者，所以民間是通過《聖教序》碑而習得《蘭亭序》書法的【21】。
然而，事實恐非如此。
三
《蘭亭序》的西漸
《蘭亭序》真本雖然已經密封於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後，唐人無緣得見。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錢數萬”【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見到的。但當時畢竟有人已經將摹本或拓本傳出宮外，民間得以轉相傳習。只是過去關心書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後世反覆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創作，很少關心民間的文獻遺存。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後，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這些可謂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餘件。
首先，饒宗頤先生曾從書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寫本《蘭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將P.2544寫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編《敦煌書法叢刊》，並在跋語中提示了其他兩本的存在【23】。敦煌寫本中的《蘭亭序》的存在，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古代文獻的抄本，一是作為書法的習字。因此，這三件敦煌本《蘭亭序》的功能，還值得仔細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詩文集，紙有欄格，依次抄寫劉長卿《酒賦》、《錦衣篇》、《漢家篇》、《老人篇》、《老人相問曉嘆漢詩》、《龍門賦》、《北邙篇》，然後空兩行寫《蘭亭序》整篇文字，計14行，但文末接書“文義同”，再隔一行寫“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寫“永和九年歲”而止，均系習字【24】。徐俊先生曾仔細分析此卷，指出《蘭亭序》前的詩文集與P.4994+S.2049唐詩叢鈔內容及次序基本一致，“《蘭亭序》與前詩為一人所抄，但字跡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跡，可斷定為臨習之作”【25】。徐先生深諳書法，對敦煌寫本詩歌叢鈔有整體關照，他的判斷筆者完全贊同，從《蘭亭序》文本後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蘭亭序》文字的情形來看，其為臨習之本無疑。此本寫在原有的欄格當中，每行約24字，非一般所見《蘭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雖然是臨習之本，但並沒有按照原帖的格式來抄。
圖5 敦煌抄本P.2622《蘭亭序》
圖6 敦煌抄本P.3194《蘭亭序》
P.2622正面為《吉凶書儀》，尾題“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四日午時寫了”，然後接著寫學郎詩及雜詩五首，卷背有相同筆跡抄寫的詩八首，有些只是殘句，學者都認為此卷抄者是《書儀》文字中所寫題識“此是李文義書記”中的李文義【26】。在紙背第一首殘詩句的後面，抄有三行《蘭亭序》的習字（圖5），從“永和九年”開始，但原文“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一句，誤抄作“此地有茂林修竹崇”，可能是發現有誤，所以戛然而止。此文與正背面《書儀》、詩歌不同，為頂格書寫，仍存帖本痕跡，為臨帖之作無疑。另外，卷背還有許多雜寫、雜畫動物、題名等，均為習書的樣子，也可幫助我們判斷《蘭亭序》為臨習作品的性質。從《書儀》尾題的年代來看，《蘭亭序》習字的書寫時間在大中十三年以後的晚唐時期。
P.3194正面唐寫本《論語集解》，尾題“論語卷第四”【27】，最後的抄寫題記被人用濃墨塗去，今不可識。背面有張通信等狀稿及雜寫，還有半行藏文，最後倒書《蘭亭序》三行（圖6），從“永和九年”到“少長鹹集”而止，下有空白未書【28】。文字頂格書寫，行款與“神龍本”等不同，前兩行分別為18、13字，“之蘭亭”誤作“至蘭亭”，是為習字之作。饒宗頤先生評價此卷書法雲“書法甚佳”【29】。這篇習字的年代，可據張通信狀稿略作推測，從內容看，應當是歸義軍時期的文書。狀文是上給某“常侍”的，歸義軍節度使中稱常侍的，先後有867－872年的張淮深、893年的索勳、896－901年的張承奉【30】，故此狀的年代當在這個範圍當中，寫於其後的《蘭亭序》習字，也當在晚唐甚至五代時期。
此後，隨著學者們視野的拓展和新材料的公佈，又發現了以下《蘭亭序》習字殘片。
P.4764殘存兩紙，第二紙首殘，有文字痕跡，後存《蘭亭序》文字兩行，從“群賢畢至”至“又有清流激”，“激”字又重寫兩遍，下餘空白未書【31】，實為習字之屬。
S.1619亦是《蘭亭序》的習字，存16行，寫“若合一契未嘗不臨”八字，每字寫兩行【32】，上面是老師寫的例字，下面是學生的臨書【33】。
P.3369-P2背亦為《蘭亭序》習字。該卷正面存“供其齋”、“金光明道”、“前赦生三萬”等文字，背面存《蘭亭序》“之視昔”三字的習字5行，其中，“之”字尚存1行，“視昔”兩字各寫2行，“昔”左側尚餘“悲”下半部分的字跡殘畫“心”【34】。
Дх.00528A背，殘損嚴重，存“之”習字兩行，“蘭”習字6行，當為《蘭亭序》習字【35】。此號正面為《沙州敦煌縣神沙鄉籍》，則是學童用廢棄之戶籍來習書。
Дх.00528B包括數件殘片，正背皆為習字，正面是包括“至少”、“和”等每字1行的習字，必為《蘭亭序》無疑，背面則包括“和”、“也”等習字以及一行《千字文》殘文：“命臨深履薄夙興。”【36】
Дх.00538，寫有“佛說無常經□卷”、“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各一行，“大”字四次，以及倒書“大□□”一行【37】。
Дх.11023，正面為“之蘭”習字3行，首行“之”字，次行“蘭”字，末行為“蘭”字殘畫，為《蘭亭序》文字。背面殘留“興溫凊”等字跡，應為《千字文》殘文【38】。筆者認為，此片可以與Дх.00528B寫有“命臨深履薄夙興”字樣的殘片直接綴合。
Дх.11024，存四片殘片，正背均為《蘭亭序》習字。正面書寫內容分別為“一詠亦足”、“日也幽情是日”、“之盛”、“以暢敘”，基本為每字2行；背面內容為“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領”、“會稽山陰之蘭亭修楔事”、“事也群賢畢至少”、“流激湍映”等字，均為每字書寫1行【39】。
Дх.05687僅公佈有一面圖版，上書文字8行，為“遊目暢懷”四字之每字兩行的習字【40】。《蘭亭序》中有“所以遊目騁（暢）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之句，可知此件殘片當為《蘭亭序》習字。
Дх.12833為正背書，正面為“和”字的3行習字，及些許殘存筆劃；背面為“永”字3行字，及些許殘存筆劃。從“永”、“和”兩字的書寫結構來看，頗似《蘭亭序》書跡之貌，故此片亦當為《蘭亭序》之“永和”習字【41】。
此外，2010年4月19－24日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舉辦的“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上，陳列有已故著名學者羽田亨舊藏的敦煌文書羽664號【42】。這是一件學生習字殘片，有趣的是正面為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文字，背面則是《蘭亭序》的文字（圖7）【43】，形式都是在紙的上端緊頂著紙邊橫寫原文，每個字寫兩遍，作為標本，字體較為粗大，下面整行則是學生照著標本的臨寫，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學生臨習王羲之字帖的樣子。其中《蘭亭序》部分存“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和“湍暎帶左”，中間似有紙縫，故文字不夠連續。
圖7 敦煌寫本羽664背《蘭亭序》習字
以上敦煌《蘭亭序》習字寫本，從字體和同卷相關文字來看，都是中晚唐甚至五代時期的寫本，說明唐朝民間自有《蘭亭序》摹本的流傳，不僅長安有，而且西漸敦煌，為當地學子習字之資。
另外，斯坦因第二次探險在麻札塔格發現的MT. b. 006號（圖8）【44】，其正面殘存“欣”字1行和“俛”字2行，為“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間”一句的殘字，是《蘭亭序》的習字【45】。背面上殘存“當”字2行和“抗”字4行，對應《尚想黃綺帖》“吾比之張、鍾當抗行”一句【46】。可見，這也是一件正面抄寫《蘭亭序》、背面抄寫《尚想黃綺帖》的學生習字文書。由此得知于闐當地的學童也和敦煌一樣，同時把《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當作習字課本。
《蘭亭序》在西域
榮新江
筆者曾從官制、行政、文書制度、度量衡制、漢化佛教等方面來討論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也根據當地出土的《尚書孔氏傳》、《劉子新論》等抄本，略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見唐代于闐地區抄寫的王羲之《蘭亭序》摹本為題，來進一步申論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問題。
一
和田出土《蘭亭序》抄本
2002年，筆者與業師張廣達先生合撰《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從俄藏敦煌編號（Дх）的寫本中，分辨出一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闐文書，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號，兩組中間的Дх.18932－Дх.18936號從內容來看是敦煌文書【2】。于闐文書後的Дх.18943-1是《蘭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個殘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則像是敦煌文書。《蘭亭序》的寫本紙面撮皺，與和田出土文書的外貌比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較平展的敦煌文書，所以我們判定其為和田出土文書，但因為它與前面刊佈的唐朝大曆、建中、貞元年間所寫的公私文書沒有什麼內容上的關聯，所以沒有納入我們前文的討論範圍。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也是當時對於《蘭亭序》這樣最為傳統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遠播西域于闐地區，尚沒有把握。
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校領導以及博物館、歷史學院、國學院的相關領導和專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馮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動之下，人民大學博物館於2009年末，從一位收藏家手中獲得一批和田出土文書的捐贈，其中有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臺文等文字書寫的典籍和文書。筆者有幸參與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兩件寫有“永和九年”字樣的殘片。我們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東晉年號，在公元4世紀中葉的西域王國於闐是不可能使用遠在東南地區的東晉年號來做紀年的，而且這種行書的書體也不大可能是當時于闐國流行的字體，從吐魯番、樓蘭出土的西晉至十六國時期的文書中可以看出，當時河西、西域地區流行的書體尚保存較多的隸意【3】。因此，這兩件存字不多的殘紙上的“永和九年”云云，應當是唐人所抄《蘭亭序》的文字。這一新發現，為我們確認俄藏敦煌編號寫本（Дх.18943-1）為和田地區出土的《蘭亭序》抄本，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三件《蘭亭序》抄本的模樣吧：
Дх.18943-1未見原件，尺寸不明。寫本除開頭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餘部分都已殘缺，殘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圖1）
1 永和[
2 於會稽山陰[
3 群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後缺）
圖1 Дх.18943-1《蘭亭序》抄本
此寫本文字緊頂著紙邊書寫，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樣留有天頭地腳，應當是書法習字的遺存。寫本行間間隔均勻，當是臨帖的結果。特別值得稱道的是，這個《蘭亭序》的抄本，文字極其有力，可見所據原本頗佳，而書者也有相當水準。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112號僅存開頭六字（圖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沒有繼續書寫，但寫本文字也是頂著頁邊書寫，視其文字大小和紙張的空白長度，其格式也和其他《蘭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為13字。此殘紙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書的尾部（圖2b），存署名、判案文字。《蘭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廢棄文書作為練字的稿紙，但沒有寫完而止。從書法上來看，這個書手要較Дх.18943-1的書寫者相差甚遠。
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卷GXW0017號應當是一個習字殘片，前兩行重複寫“經”字，後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樣，應當也是《蘭亭序》的文字，可惜後面殘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們從國家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書中，也找到一件《蘭亭序》的習字殘片（編號BH3-7v），前面也是“經”字的習字，而且在“經”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還有“極”、“熱”、“初”等習字。兩件可以上下綴合（圖3），作為《蘭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為完整的一個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個“在”字。後一“在”字顯然是誤寫，所以沒有再往下寫，留有餘白。此外，兩殘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糧食帳的殘文書，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個字。
圖2a《蘭亭序》抄本
圖2b 唐朝官文書尾部
圖3 《蘭亭序》抄本綴合圖
以上四件文書殘片綴合後形成的三個《蘭亭序》抄本，雖然只是摹抄或習字之類的文本，談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的高度，但它們出現在和田這樣遙遠的沙漠綠洲當中，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二
《蘭亭序》在唐朝的的流傳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祓褉之禮的集會，與會者飲酒賦詩，彙編成《蘭亭集》，王羲之為之作序，即《蘭亭序》。據說王羲之當時乘醉意將《序》文書寫一紙，精妙絕倫，等到酒醒以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褉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5】。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他的《隋唐嘉話》卷下中記：
王右軍《蘭亭序》，樑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檢索了大量有關《蘭亭序》的文獻，結論是從王羲之時代到唐初編纂《晉書》之前，沒有一篇文獻提到過《蘭亭序》。他推論說，所有關於《蘭亭序》的討論是從《晉書·王羲之傳》採錄《蘭亭序》以後才開始的【7】。
唐太宗的確極其推崇王羲之的書法，在他所撰寫的四篇《晉書》的史論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傳贊》【8】。贊文先是數點張伯英、鍾繇、王獻之等人書法的弱點，最後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書法名跡。登極以後，更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網羅到長安宮廷裡面，這其中，就有後來越來越有名的《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之為太宗所得，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即秦王派蕭翼去越州賺取《蘭亭》和派歐陽詢就越州訪求得之。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接著上面的引文記載：
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价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9】
蕭翊（即蕭翼）賺取《蘭亭》的說法在唐朝就廣為流傳，在劉之前，何延之就將此故事敷衍成一篇傳奇——《蘭亭記》。此文為張彥遠《法書要錄》全文收入，成為書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質疑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即提出這種說法的七點謬誤【10】。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雲：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後，元代劉有定《衍極》注【12】、明代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13】、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14】，都強調為秦王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至於史官劉餗《隋唐嘉話》為何說“蕭翊就越州求得之”的問題，據萩信雄先生的考察，他找出三種宋元時代文獻所引《隋唐嘉話》的相關處都寫成“歐陽詢”而非“蕭翼”，所以他認為原來的“歐陽詢”在後來被改寫為“蕭翼”了【15】。荒金治氏進一步指出，《全唐文》所收劉餗《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是“歐陽詢”尚未改動，可以證明《隋唐嘉話》的原本就是“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16】。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秦王與歐陽詢的關係、後人關於兩種說法的文獻學考證等方面來看，筆者贊同歐陽詢就越州求得的說法【17】。
據褚遂良《右軍書目》，唐太宗所收《蘭亭序》真本，列為貞觀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館拓書人馮承素、湯普徹等用雙鉤廓填法摹寫了一些副本賜給近臣，其中湯普徹曾“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18】。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館還收藏有三個摹本，即（一）馮承素摹本，其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字印，故名神龍本（圖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張金界奴進呈給元文宗的，故名張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後有米芾題詩，故也有人認為是米芾摹本【19】。此外，還有據歐陽詢臨本上石的定武本，因臨本曾存定州定武軍庫中，故名。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別是第4行“崇山”二字寫在行間，當是祖述同一個底本【20】。
圖4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所藏的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筆。至於在外流傳的《蘭亭序》摹本或拓本，則很少見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在唐朝民間的流傳，不是由於難得一見的《蘭亭序》，而是通過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聖教序》和後來的《永字八法》，《聖教序》中的文字有輯自《蘭亭序》者，所以民間是通過《聖教序》碑而習得《蘭亭序》書法的【21】。
然而，事實恐非如此。
三
《蘭亭序》的西漸
《蘭亭序》真本雖然已經密封於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後，唐人無緣得見。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錢數萬”【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見到的。但當時畢竟有人已經將摹本或拓本傳出宮外，民間得以轉相傳習。只是過去關心書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後世反覆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創作，很少關心民間的文獻遺存。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後，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這些可謂民間《蘭亭序》寫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餘件。
首先，饒宗頤先生曾從書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寫本《蘭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將P.2544寫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編《敦煌書法叢刊》，並在跋語中提示了其他兩本的存在【23】。敦煌寫本中的《蘭亭序》的存在，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古代文獻的抄本，一是作為書法的習字。因此，這三件敦煌本《蘭亭序》的功能，還值得仔細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詩文集，紙有欄格，依次抄寫劉長卿《酒賦》、《錦衣篇》、《漢家篇》、《老人篇》、《老人相問曉嘆漢詩》、《龍門賦》、《北邙篇》，然後空兩行寫《蘭亭序》整篇文字，計14行，但文末接書“文義同”，再隔一行寫“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寫“永和九年歲”而止，均系習字【24】。徐俊先生曾仔細分析此卷，指出《蘭亭序》前的詩文集與P.4994+S.2049唐詩叢鈔內容及次序基本一致，“《蘭亭序》與前詩為一人所抄，但字跡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跡，可斷定為臨習之作”【25】。徐先生深諳書法，對敦煌寫本詩歌叢鈔有整體關照，他的判斷筆者完全贊同，從《蘭亭序》文本後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蘭亭序》文字的情形來看，其為臨習之本無疑。此本寫在原有的欄格當中，每行約24字，非一般所見《蘭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雖然是臨習之本，但並沒有按照原帖的格式來抄。
圖5 敦煌抄本P.2622《蘭亭序》
圖6 敦煌抄本P.3194《蘭亭序》
P.2622正面為《吉凶書儀》，尾題“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四日午時寫了”，然後接著寫學郎詩及雜詩五首，卷背有相同筆跡抄寫的詩八首，有些只是殘句，學者都認為此卷抄者是《書儀》文字中所寫題識“此是李文義書記”中的李文義【26】。在紙背第一首殘詩句的後面，抄有三行《蘭亭序》的習字（圖5），從“永和九年”開始，但原文“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一句，誤抄作“此地有茂林修竹崇”，可能是發現有誤，所以戛然而止。此文與正背面《書儀》、詩歌不同，為頂格書寫，仍存帖本痕跡，為臨帖之作無疑。另外，卷背還有許多雜寫、雜畫動物、題名等，均為習書的樣子，也可幫助我們判斷《蘭亭序》為臨習作品的性質。從《書儀》尾題的年代來看，《蘭亭序》習字的書寫時間在大中十三年以後的晚唐時期。
P.3194正面唐寫本《論語集解》，尾題“論語卷第四”【27】，最後的抄寫題記被人用濃墨塗去，今不可識。背面有張通信等狀稿及雜寫，還有半行藏文，最後倒書《蘭亭序》三行（圖6），從“永和九年”到“少長鹹集”而止，下有空白未書【28】。文字頂格書寫，行款與“神龍本”等不同，前兩行分別為18、13字，“之蘭亭”誤作“至蘭亭”，是為習字之作。饒宗頤先生評價此卷書法雲“書法甚佳”【29】。這篇習字的年代，可據張通信狀稿略作推測，從內容看，應當是歸義軍時期的文書。狀文是上給某“常侍”的，歸義軍節度使中稱常侍的，先後有867－872年的張淮深、893年的索勳、896－901年的張承奉【30】，故此狀的年代當在這個範圍當中，寫於其後的《蘭亭序》習字，也當在晚唐甚至五代時期。
此後，隨著學者們視野的拓展和新材料的公佈，又發現了以下《蘭亭序》習字殘片。
P.4764殘存兩紙，第二紙首殘，有文字痕跡，後存《蘭亭序》文字兩行，從“群賢畢至”至“又有清流激”，“激”字又重寫兩遍，下餘空白未書【31】，實為習字之屬。
S.1619亦是《蘭亭序》的習字，存16行，寫“若合一契未嘗不臨”八字，每字寫兩行【32】，上面是老師寫的例字，下面是學生的臨書【33】。
P.3369-P2背亦為《蘭亭序》習字。該卷正面存“供其齋”、“金光明道”、“前赦生三萬”等文字，背面存《蘭亭序》“之視昔”三字的習字5行，其中，“之”字尚存1行，“視昔”兩字各寫2行，“昔”左側尚餘“悲”下半部分的字跡殘畫“心”【34】。
Дх.00528A背，殘損嚴重，存“之”習字兩行，“蘭”習字6行，當為《蘭亭序》習字【35】。此號正面為《沙州敦煌縣神沙鄉籍》，則是學童用廢棄之戶籍來習書。
Дх.00528B包括數件殘片，正背皆為習字，正面是包括“至少”、“和”等每字1行的習字，必為《蘭亭序》無疑，背面則包括“和”、“也”等習字以及一行《千字文》殘文：“命臨深履薄夙興。”【36】
Дх.00538，寫有“佛說無常經□卷”、“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各一行，“大”字四次，以及倒書“大□□”一行【37】。
Дх.11023，正面為“之蘭”習字3行，首行“之”字，次行“蘭”字，末行為“蘭”字殘畫，為《蘭亭序》文字。背面殘留“興溫凊”等字跡，應為《千字文》殘文【38】。筆者認為，此片可以與Дх.00528B寫有“命臨深履薄夙興”字樣的殘片直接綴合。
Дх.11024，存四片殘片，正背均為《蘭亭序》習字。正面書寫內容分別為“一詠亦足”、“日也幽情是日”、“之盛”、“以暢敘”，基本為每字2行；背面內容為“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領”、“會稽山陰之蘭亭修楔事”、“事也群賢畢至少”、“流激湍映”等字，均為每字書寫1行【39】。
Дх.05687僅公佈有一面圖版，上書文字8行，為“遊目暢懷”四字之每字兩行的習字【40】。《蘭亭序》中有“所以遊目騁（暢）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之句，可知此件殘片當為《蘭亭序》習字。
Дх.12833為正背書，正面為“和”字的3行習字，及些許殘存筆劃；背面為“永”字3行字，及些許殘存筆劃。從“永”、“和”兩字的書寫結構來看，頗似《蘭亭序》書跡之貌，故此片亦當為《蘭亭序》之“永和”習字【41】。
此外，2010年4月19－24日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舉辦的“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上，陳列有已故著名學者羽田亨舊藏的敦煌文書羽664號【42】。這是一件學生習字殘片，有趣的是正面為王羲之《尚想黃綺帖》的文字，背面則是《蘭亭序》的文字（圖7）【43】，形式都是在紙的上端緊頂著紙邊橫寫原文，每個字寫兩遍，作為標本，字體較為粗大，下面整行則是學生照著標本的臨寫，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學生臨習王羲之字帖的樣子。其中《蘭亭序》部分存“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和“湍暎帶左”，中間似有紙縫，故文字不夠連續。
圖7 敦煌寫本羽664背《蘭亭序》習字
以上敦煌《蘭亭序》習字寫本，從字體和同卷相關文字來看，都是中晚唐甚至五代時期的寫本，說明唐朝民間自有《蘭亭序》摹本的流傳，不僅長安有，而且西漸敦煌，為當地學子習字之資。
另外，斯坦因第二次探險在麻札塔格發現的MT. b. 006號（圖8）【44】，其正面殘存“欣”字1行和“俛”字2行，為“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間”一句的殘字，是《蘭亭序》的習字【45】。背面上殘存“當”字2行和“抗”字4行，對應《尚想黃綺帖》“吾比之張、鍾當抗行”一句【46】。可見，這也是一件正面抄寫《蘭亭序》、背面抄寫《尚想黃綺帖》的學生習字文書。由此得知于闐當地的學童也和敦煌一樣，同時把《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當作習字課本。
圖8 和田麻札塔格出土的《蘭亭序》
和《尚想黃綺帖》習字本
總之，今天我們有幸獲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闐地區的《蘭亭序》寫本。從已經發表的于闐地區官私文書來看，和田地區出土漢文文書的年代大體上是從開元（713－741）到貞元年間（785－805），不過在最近人大博物館入藏的文書中，我們發現有帶武周新字的官文書，所以于闐漢文文書使用的年份，還可以上推到天授元年（690）至神龍元年（705）新字流行的年代，但從整體上看，和田出土《蘭亭序》的臨本更可能是漢文文書寫作最為盛行的8世紀後半葉。
從寫本的格式來看，人大博物館的兩件，或則殘缺，或則沒有寫完，無法推斷。俄藏的一件，轉行與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於宮廷摹本的原貌，較敦煌臨本更勝一籌。
自長壽元年（692）十月唐復置安西四鎮併發漢軍三萬人駐守西域以後，中原的官人開始大量進入西域，中原傳統文化、官僚體制等也隨之流傳到于闐等安西四鎮地區。從和田發現的四件《蘭亭序》寫本文字的流暢程度看，似乎應當是駐紮當地的唐朝官人或其家人所書，人大博物館藏GXW0112號《蘭亭序》寫本的正面是官文書，字體頗佳，判案文字更是流利瀟灑，或許有利於我們理解《蘭亭序》寫本的主人【47】。但是，我們也不排除當地胡人所寫的可能性。筆者曾闡述唐朝名將哥舒翰的父親哥舒道元任唐朝安西副都護，駐守于闐，娶于闐王女，生哥舒翰。“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48】。其早年讀書的地點應當就在於闐，則像哥舒翰這樣能讀《左傳》和《漢書》的胡人，應當也能寫出像出土殘片那樣水平的《蘭亭序》吧。
《蘭亭序》于闐摹寫的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蘭亭》是以書法為載體的中國文化最最根本的範本，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傑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闐地區傳抄流行，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西漸到西域地區的最好印證。
此外，在中國書法史的論著中，李柏文書等早期西域書法的墨跡已經佔據了重要的篇幅，但是到了唐代以後，由於傳世的法帖、碑刻增加，西域出土的典籍和文書也就很少作為書法材料而被使用和研究了。其實唐代西域不僅有不經意而留下來的書法材料，而且還有像《蘭亭序》這樣作為書法本身而留存下來的遺篇，值得在中國書法史上大書一筆。
中國書法的西域篇章，更是中國書法研究的缺環，西域地區出土的大量官私文書，也能夠揭示唐朝民間書法傳習的系統。如果沒有唐朝官府大力提倡書法，如果沒有唐朝官人考課要考身、言、書、判，則唐朝的總體書法水平不會如此之高，也不一定能夠烘托出一個又一個偉大的書法家。
【1】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於闐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01－424頁。
【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221－241頁；收入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267－288頁。
【3】參看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118－140、365－389頁。
【4】《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96頁下欄。
【5】何延之《蘭亭記》，《法書要錄》卷三，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124頁。
【6】《隋唐嘉話》卷下，中華書局，1979年，53頁。
【7】萩信雄《文獻から見た蘭亭序の流轉》，《墨》第148號（王羲之·蘭亭序專號），2001年1·2月號，48－53頁。
【8】《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2107－2108頁。
【9】《隋唐嘉話》卷下，53頁。
【10】《雲麓漫鈔》卷六，中華書局，1996年，104頁。
【11】《南部新書》卷丁，中華書局，2002年，50頁。
【12】《衍極》，《歷代書法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442頁。
【13】《翰苑別集》卷三，《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006頁。
【14】《越縵堂讀書記·札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310頁。
【15】萩信雄《文獻から見た蘭亭序の流轉》，49頁。
【16】荒金治《唐初的書法與政治》，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5年6月，35－36頁。
【17】有關《蘭亭序》入長安的論辯，古今各種演說很多，這裡不必贅述。參看以下兩書所收相關論文：文物出版社編《蘭亭論辨》，文物出版社，1973年；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
【18】《法書要錄》卷三，114、131頁。
【19】以上三本的精美圖版和詳細著錄解說，見施安昌主編《晉唐五代書法》（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30－58頁。
【20】參看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199頁；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56－57頁。
【21】朱關田《〈蘭亭序〉在唐代的影響》，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下編，318－321頁；又收入作者《初果集——朱關田論書文集》，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6－11頁。
【22】《法書要錄》卷三，131頁。
【23】饒宗頤編《敦煌書法叢刊》第1冊，二玄社，1983年；此據其中文增訂本《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第1冊《拓本·碎金》，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101－102頁，跋見267頁。
【24】全捲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55－258頁，《蘭亭序》在257頁。
【25】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465頁。
【26】全卷正背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15－324頁，《蘭亭序》在320頁。關於《吉凶書儀》，參看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68－601頁；關於詩歌部分，參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775－779頁，他提到《蘭亭序》時，稱之為“習字”，見777頁。
【27】李方《敦煌〈論語集解〉校正》，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219－329頁取做參校本。
【28】全卷正背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0－123頁，《蘭亭序》見123頁。
【29】《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第1冊《拓本、碎金》，267頁。
【30】參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78－84、88－93、131頁。
【31】《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62頁，原題“書儀”。參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39－40頁。
【32】《英藏敦煌文獻》第3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9頁，題“習字”。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7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371－372頁，亦題“習字”。
【33】參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42、44頁。
【34】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65頁。
【35】圖版見《俄藏敦煌文獻》第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2000年，342－343頁。
【36】《俄藏敦煌文獻》第6冊，343－344頁。
【37】《俄藏敦煌文獻》第6冊，351頁。
【38】圖版見《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2000年，132頁。
【39】《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132－133頁。關於P.3369-P2V0、Дх.00528AV、Дх.00528B、Дх.00538、Дх.11023、Дх.11024V等各號，蔡淵迪均已考訂為《蘭亭序》殘片，見氏著《敦煌經典書法及相關習字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0年，42頁。
【40】圖版見《俄藏敦煌文獻》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2000年，218頁。
【41】參《俄藏敦煌文獻》第1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2001年，177頁。以上Дх.05687與Дх.12833之判定，均為北京大學博士生田衛衛見告，謹致謝忱。
【42】羽664號著錄於羽田亨編《敦煌祕笈目錄·新增目錄》（敦煌寫本433－670番），系與其他14中敦煌寫本一道，於1941年5月購自某氏。見落合俊典《敦煌祕笈目錄（第433號至670號）略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175頁；參看同氏《敦煌祕笈——幻のシルクロ－ド寫本を探して》，《華頂短期大學學報》第6號，2002年，15－19頁。
【43】見《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圖錄，大阪：杏雨書屋，2010年，27－28頁。
【44】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 204, pl. XXXII.
【45】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41頁。
【46】此承北京大學研究生包曉悅見告，謹此致謝。
【47】按，從現存的漢簡習書來看，漢代邊關將吏就利用閒暇時光練習寫字，這個傳統應當一直存在。參看魯惟一著，于振波、車金花譯《漢代行政記錄》（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55頁。【48】《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中華書局，1976年，3212頁。參看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於闐影響的幾個問題》，416頁；又《〈史記〉與〈漢書〉——吐魯番出土文獻札記之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41－43頁。
（作者按：寬堂馮其庸先生精通書法，又倡導西域研究；人大國學院推進中國文化研究，且有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今欣逢馮先生米壽暨國學院成立五週年之慶，謹撰小文，表示衷心祝賀。2010年10月10日完稿，載《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週年慶賀學術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99－11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