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殺原因 梁啟超極力隱瞞 百年後一本日記揭開真相

晚清七十年眾生相（六十五）：圍園殺後（下）

讓我們接著昨天的話題。清政府指控維新黨人謀反，但康、樑卻拒不承認。那麼，究竟糾眾包圍頤和園，綁架甚至殺害慈禧太后的計劃，是否真的存在呢？

從遺留下來的史料看，儘管康有為等人曾試圖掩蓋真相，但仍有一些蛛絲馬跡殘存了下來。綜合各方面的證據，應當認為維新黨在當時，是有過“圍園殺後”的意圖的。

證據一：康有為篡改光緒密詔

在維新變法後期，光緒自知變法過急，已經觸怒慈禧太后，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是朝不保夕。為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光緒通過楊銳向宮外的維新黨人發出了一封衣帶詔。這份詔書，後來輾轉於楊銳的兒子楊應昶、學生黃尚毅之手。1909年，他們將這份密詔交還給了清政府都察院。

“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從這份詔書中可以看出，光緒的意圖最多隻是罷黜老謬昏庸之臣，推行變法，但前提是不能“有拂聖意”。可見，光緒當時的想法是比較保守的，其本人並未敢有劫持太后的念頭。

光緒這份密詔，主要是發給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這軍機四章京的，康有為可能也曾見過這份密詔。後來戊戌六君子被處斬，康有為流亡海外之時，以為這份密詔已經丟失，無人知道真實內容，於是對其內容進行了篡改。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在這份詔書裡，康有為不但把光緒的主要求助對象從楊銳換成了自己，而且還將光緒對變法之策的詢問，變成了走投無路的呼救。這樣一來，雖然康有為並不承認有“殺後”計劃，但萬一事情敗露，也給自己鋪好了後路。憑著這一說辭，康有為在海外募集了許多華僑捐款，說要殺回瀛臺，救出皇上。但他卻始終不肯把這份詔書的原件公佈出來。

證據二：袁世凱的說法與梁啟超的信件

關於維新黨人意圖謀反的舉動，主要是由袁世凱抖出來的。後來，袁世凱也在《申報》上公開了他當年的日記。在這段戊戌日記中，袁世凱記錄了在政變前夜，譚嗣同前來邀他共謀大計，劫持慈禧以歸政光緒的過程。

“（譚嗣同）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人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雲：‘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也正是基於袁世凱的指控，清政府才給維新黨定了謀反之罪。對於袁世凱的說辭，康、樑二人均矢口否認。在1908年，康有為給光緒的同父異母弟，攝政王載灃寫了一封書信。在書信中，康有為給自己進行了辯白。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極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天下。其時慈宮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

按康有為信中之意，維新黨意圖謀反，完全是袁世凱生造出來的。他還把光緒皇帝被慈禧囚禁十年的責任，全都推到了袁世凱一人的頭上。當時載灃正想借機打擊袁世凱，因此康有為的說辭，頗能中其下懷。

但是康有為的說法，卻有一個疑點。因為當年譚嗣同想拉袁世凱下水，袁為保命而向太后出賣他們，道理上是說得通的。但若維新黨沒有謀逆之舉，袁世凱卻誣告他們謀反，不但對袁自己沒什麼好處，反而會因此擔上巨大的風險。袁世凱乃精明絕頂之輩，斷不會為這種有百害而無一利之事，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近年來，學者楊天石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中，發現了當年梁啟超寄給康有為的一封書信，對破解上述難題頗為關鍵。信中說道：

“師所上監國書奉到時。袁賊已敗，故措詞不能不稍變易，已僭改若干，謄寫遞去矣。戊戌密謀，鄙意謂必當隱諱，蓋投鼠忌器，今兩宮皆殂，前事非復嗣統者所忍言。非傷德宗，傷孝欽，為監國計，實無從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寫信入都，皆力辯戊戌絕無陰謀，一切悉由賊虛擬，專歸罪於彼一人，則能夠開脫孝欽，而事易辦，師謂何如？望爾後發論，跟此一線，以免異同，為叩。”

原來康有為前面這封《上攝政王書》，原稿是先寄給了徒弟梁啟超，再由梁啟超代呈給載灃的。梁啟超在信中說，自己對康有為的上書進行了一些修改，而修改的部分，就是當年的“戊戌密謀”。

從梁啟超的字面意思理解，應該可以推斷，在康有為一開始的上書中，是透露了些許當年維新黨謀反的祕密的。但梁啟超認為此事若公告天下，輿論將對己不利。於是梁啟超對這封上書進行了“僭改”，並要求康有為和他統一口徑，咬定“一切悉由賊（袁世凱）虛擬，專歸罪於彼一人”，以免兩師徒說法不一致，讓人給留下了口實。

此封書信本意為掩蓋戊戌真相，不料後來未被銷燬，反而成了揭露真相的關鍵證據之一。

證據三：塵封多年的日記浮出水面

在當年的“圍園殺後”計劃中，譚嗣同對袁世凱說，“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多人”。因此，這裡面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即維新黨僱傭而來，組織進行最後“殺後”這一步驟的實施者。他的名字，叫做畢永年。

畢永年是湖南長沙人，在“圍園殺後”失敗後，他逃到了日本，後來加入了孫中山的興中會。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外務省公開了一批檔案，其中就有畢永年當年關於這一事件的日記《詭謀直紀》。

在日記中，畢永年記錄了行動開始前，康有為與他的祕密對話。一則為：

“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后而廢之可也。”

另外一則是梁啟超轉達康有為的命令：

“頃樑君謂我雲，先生（康有為）之意，其奏鋼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

若畢永年此日記不是偽造，從公佈的資料來看，基本坐實了當年康有為等維新黨策劃“圍園殺後”的陰謀。只是康、樑師徒為了自己政治上的利益，對此三緘其口，一直在竭力掩蓋真相。而袁世凱公佈的所謂真實記錄中，其實也有為自己文過飾非，篡改史實的行為。因此，袁世凱和康有為等人在這段歷史上糾纏不清，無非都是為自己一方的利益集團服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