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師翁同龢《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蔭堂先生尊兄大人閣下：兩奉賜書，懃懃慰卹，並辱厚賻，感涕拜受，銜結不忘。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連年以來，徵調頻繁，公私並困，不特塢堡之築小民力有未能；即州縣城池亦多頹廢不治。賊蹤飄忽，來往自如，迎擊則無一定之途，追襲則有兜裹之慮。事勢誠有難焉者。
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餘生，百疾交作，遺書難讀；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負疚滋重。所冀東南綏靖，得以歸葬故山。躬耕邱隴之旁，以養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訓，則亦幸矣。同龢疏拙無壯，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達一二使者，稱遽不盡所懷，專布謝忱，伏乞矜鑑。愚弟制翁同龢叩頭上，兩家兄同叩謝。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感荷不盡。
其二（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蔭堂先生尊兄大人閣下：兩奉賜書，懃懃慰卹，並辱厚賻，感涕拜受，銜結不忘。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連年以來，徵調頻繁，公私並困，不特塢堡之築小民力有未能；即州縣城池亦多頹廢不治。賊蹤飄忽，來往自如，迎擊則無一定之途，追襲則有兜裹之慮。事勢誠有難焉者。
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餘生，百疾交作，遺書難讀；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負疚滋重。所冀東南綏靖，得以歸葬故山。躬耕邱隴之旁，以養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訓，則亦幸矣。同龢疏拙無壯，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達一二使者，稱遽不盡所懷，專布謝忱，伏乞矜鑑。愚弟制翁同龢叩頭上，兩家兄同叩謝。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感荷不盡。
其二（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蔭堂先生尊兄大人閣下：兩奉賜書，懃懃慰卹，並辱厚賻，感涕拜受，銜結不忘。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連年以來，徵調頻繁，公私並困，不特塢堡之築小民力有未能；即州縣城池亦多頹廢不治。賊蹤飄忽，來往自如，迎擊則無一定之途，追襲則有兜裹之慮。事勢誠有難焉者。
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餘生，百疾交作，遺書難讀；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負疚滋重。所冀東南綏靖，得以歸葬故山。躬耕邱隴之旁，以養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訓，則亦幸矣。同龢疏拙無壯，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達一二使者，稱遽不盡所懷，專布謝忱，伏乞矜鑑。愚弟制翁同龢叩頭上，兩家兄同叩謝。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感荷不盡。
其二（見下圖）：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蔭堂先生尊兄大人閣下：兩奉賜書，懃懃慰卹，並辱厚賻，感涕拜受，銜結不忘。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連年以來，徵調頻繁，公私並困，不特塢堡之築小民力有未能；即州縣城池亦多頹廢不治。賊蹤飄忽，來往自如，迎擊則無一定之途，追襲則有兜裹之慮。事勢誠有難焉者。
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餘生，百疾交作，遺書難讀；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負疚滋重。所冀東南綏靖，得以歸葬故山。躬耕邱隴之旁，以養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訓，則亦幸矣。同龢疏拙無壯，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達一二使者，稱遽不盡所懷，專布謝忱，伏乞矜鑑。愚弟制翁同龢叩頭上，兩家兄同叩謝。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感荷不盡。
其二（見下圖）：
蔭堂尊兄方伯大人閣下：旄節入都，得近光霽；叔度千頃，猶恨奉教之日淺耳。伏想臺候清和，前旌所蒞太行，草木欣欣，再被甘雨，百城向風，萬姓蒙福，蓋可知矣。即日受印視事，多賀多賀！家兄負擔西行，蒙執事逾分之愛，感刻不忘。到太原必有滯留，大約盡此月當南去耳。《易》曰：“旅瑣瑣。”惟執事能鑑之，故非外人所知也。龢凡百盡廢，恆往來於昌平山下，與野老相周旋，久不見書史。家言一函，敢乞飭交。感意非浮辭所可罄，故不復具。駢牘草草，敬問起居，不盡弛仰。愚弟制翁同龢頓首上。四月望。
翁同龢的這兩封信都是寫給蔭堂的，在翁同龢的交往中，號蔭堂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王榕吉（1810-1874），字子莪，山東長山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另一個是屈承幹，常熟人，舉人出身，曾任安徽知縣。所以我們先要弄清楚這個收信人蔭堂是誰。
這兩封信的落款中都有一個“制”字，這是舊時依禮守喪的稱謂，常指守父母之喪。在第一封信中有“先公大故”、“並辱厚賻”等句，“先公大故”是說他的父親去世了，“賻”是指向辦喪事的人家贈送財禮，所以可以斷定這是在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死後，翁同龢對蔭堂贈送財禮表示答謝。因此，書寫的時間應該是在翁心存死後不久，即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1862年12月26日，翁心存於這天去世）之後。翁同龢在信中稱蔭堂“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 又說“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可知當時蔭堂剛被授以軍事。據《清史列傳•劉長佑傳》：“（同治元年）會張錫珠、宋景詩降而復叛，近畿騷動。十二月，調直隸總督……（同治二年）三月，敗賊束鹿，陣殲張錫珠。四月，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旗、綠防剿弁兵均歸節制……六月，率按察使王榕吉軍於館陶，部署諸軍，逼甘官屯……九月，敗賊張秋鎮，陣殲賊目楊殿一，宋景詩僅以身免。十月，三省漸就肅清。”［1］（4260頁）與翁同龢信中所寫事合，則蔭堂當是王榕吉無疑。據《清代職官年表》，王榕吉於同治元年（1862）六月由大順廣道遷山西按察使，同年十二月改直隸按察使，同治二年五月遷直隸布政使（《清史列傳•劉長佑傳》中記同治二年王榕吉還是按察使，當是由於剿捻事急，未及就任。）信中不稱“方伯”，則這時候王榕吉應該還沒有任直隸布政使，因此翁同龢寫這封信的時間應當是在同治二年五月之前。
信的後面附言“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按《翁同龢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三日（1862年10月6日）：“姚延之忽從河南來，求予覓館。王蔭堂廉訪來，今日甫入城接印也。” ［2］（230頁)二十日記：“訪王蔭堂為姚延之說項。” ［2］（231頁）當即指這些請託的事。
在這一時期，翁同龢與王蔭堂（榕吉）多有書信往來，我們從《翁同龢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們書信往來的一些記錄：如同治二年六月廿九日（1863年8月13日）：“作致王蔭堂書，為陸吾山說項。”［2］（284頁）同年八月二十日（1863年10月2日）：“作書致王蔭堂為陸吾山說項。” ［2］（290頁）十月初八日（1863年11月18日）：“得王蔭堂書。” ［2］（297頁）
又信中對當時捻軍的描述“賊蹤飄忽，來往自如”云云，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聞直隸賊蹤飄忽，距保定才三舍矣，制軍劉長佑駐威縣，則在賊後矣。” ［2］（263頁）所述亦同。
第二封信對蔭堂的稱謂中多出“方伯”二字，又說“旄節入都，得近光霽”，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1864年4月23日）寫道：“王蔭堂（榕吉）方伯來都，入城訪之不值。” ［2］（320頁）按清代布政使又稱藩臺、藩司、方伯、東司，按察使不得稱方伯，（按察使為正三品，布政使為從二品），王榕吉在同治二年五月廿一日（7月6日）由直隸按察使遷直隸布政使［3］（2167頁），又於同治三年二月丁丑（3月13日）調山西布政使［3］（1929頁），所以翁同龢的日記和信中都稱他“方伯”。王榕吉的這次來都，大概就是因為由直隸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而在京作短期的逗留。所以翁同龢信中說他“即日受印視事”。信末署“四月望”，則應該就寫於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1864年5月20 日）。
翁同龢的這封信主要是委託王榕吉轉一封信給翁同書。翁同書此前在安徽巡撫任上遭到太平軍與捻軍的合擊，先失定遠，退守壽州。又與苗沛霖不和，苗轉而圍攻翁同書於壽州，壽州陷落。朝廷旋召翁同書還京。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國藩即上奏摺參翁同書失定遠，又不能妥辦，致使鄉紳與團練仇殺（苗沛霖殺徐立壯等人），又壽州城陷，奏報前後矛盾。於是下“王大臣會鞫，擬大辟” ［4］（284頁），後因為翁心存病逝，恩旨“持服百日仍入獄” ［4］（284頁），最後是免去死罪，改戍新疆。同治三年，都興阿請留甘肅軍營效力，後來即死在甘肅，這是後話。《翁同龢日記》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1864年5月1日）“未時三兄（按翁同書是翁心存長子，但是在翁鹹封世系中，排行第三，所以翁同龢稱他三兄。）啟行，叩別之際相對不能出聲” ［2］（321頁）即送別翁同書啟程遠戍新疆。兩天以後，翁同龢又與王蔭堂告別，“廿八日……王蔭堂送別敬三十金，餘亦以路菜、京靴答之”“廿九日，晴。送王蔭堂，晤之。” ［2］（321頁）當是送別王榕吉任山西布政使。而在這之前，翁同龢又“致書王蔭堂，託其於三省吹噓” ［2］（320頁），即委託王蔭堂幫助一路上為翁同書打招呼；所謂的三省，當是指翁同書遠戍新疆將要途經的山西、陝西、甘肅三省。信中說“家兄負擔西行，蒙執事逾分之愛，感刻不忘”也是對王榕吉在山西給予翁同書的照顧表示感謝。翁同龢信中引《易》“旅瑣瑣”，按《周易》旅卦：“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正是對他三兄此時處境的形容。又說“到太原必有滯留，大約盡此月當南去耳”“ 家言一函，敢乞飭交”即是請王蔭堂轉交一封信給翁同書。而翁同書在山西一直滯留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日記》七月廿四日：“得三兄十八日太原書，二十日將啟行矣。” 廿八日日記：“得三兄二十日書，次日啟行。” ［2］（342頁）
那麼為什麼翁同龢要委託王蔭堂轉信呢？當時翁同書是帶罪遠戍新疆，一路上行蹤不定，後來都興阿奏請留翁同書在甘肅營中效力，朝廷也不知他的行蹤，只能寄諭“令該將軍（都興阿）行文直隸、山西、陝甘各督撫，該員行抵何處，即調取赴營” ［2］（329頁）。當時寄信的主要途徑是信局和提塘，提塘是由京城向各地方傳達重要文件的專門機構，當時“駐京提塘官十有六人。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各一人，陝甘、新疆一人，雲南、貴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撫保送本省武進士、舉人及守備諮補。後改隸郵傳部。” ［4］（3286頁）翁同龢也經常通過提塘帶信，如他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日記中說：“發山西信，一由提塘，一由信局。” ［2］（329頁）王榕吉既為山西布政使，通過提塘帶封私信既方便又快捷隱妥，也在情理之中。
又信中說“恆往來於昌平山下”，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二年九月廿五日（1863年11月6日）：“隨五兄往昌平相地。” ［2］（294頁）廿六日（11月7日）：“偕樹南至孟祖（村名，距東郭北十里。）相度新塋，樹南遂歸，餘等赴昌平，西北趨過一小山，其地皆沙地矣。未正抵昌平州。” ［2］（295頁）當時南方戰事還沒有結束，翁同龢不能護送翁心存的靈柩回鄉安葬，就先在北京郊外的昌平山下相了一片塋地，暫時將翁心存下葬。古人有廬墓守孝之禮，所以翁同龢說自己“恆往來於昌平山下”。
常熟博物館藏翁同龢隸書節臨漢《張遷碑》（按《張遷碑》又名《張君表頌》）四條屏，落款曰：“蔭堂仁兄今之循吏也，政聲在江南北，臨《張君表頌》請正，弟翁同龢。” ［5］（17頁）鈐“翁瓶生”（朱文印）、“同龢印信”（白文印）、“鬆禪居士”（白文印）三印。翁同龢晚年開缺回籍，革職編管，遁跡人世，廬墓虞山，自署瓶廬、鬆禪、鬆隱的晚號。［6］（8頁）“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鬆禪，曰天放閒人。” ［7］（4070頁）翁同龢當年在昌平山下相塋地的過程中，曾至八里莊恩濟莊廟，見“廟有聖祖賜林老人御書聯額，額曰：敬慎，聯曰：松柏禪心靜，幽情化日長。” ［2］（296頁）這或許與他晚年號鬆禪有關，因為他正是在晚年編定日記的。
《翁鬆禪墨跡》
《翁鬆禪墨跡》所收墨跡為萬宜樓所藏，汪原渠民國六年感前塵不勝惆悵，乃把家藏翁同龢信函四通蒐集，付諸石印。書後附有民國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於丙辰仲夏的題跋。此書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難後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初版。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家。清咸豐六年（1856）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中法戰爭中，主張抗戰，並支持劉永福黑旗軍保衛疆土。中日甲午戰爭時，又力主抵禦外侮，反對李鴻章求和。後舉薦康有為，支持變法維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職回籍；十月又被下令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歸裡後，隱居虞山西麓鵓鴿峰墓廬。困頓七載後病故。著有《翁文恭公日記》、《瓶廬詩稿》。
翁同龢自幼受家庭薰陶，喜書法，由研習錢南園、董其昌的書法上溯至米芾、顏真卿，所作書法淳厚寬博。馬宗霍的《嶽樓筆談》稱：“鬆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後，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他的作品看，顯然具顏體書貌，但又吸收了劉墉、何紹基等人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比較奇肆率意，結體比較寬博開張。有些字可融匯趙、董之意，寫得瀟灑。在晚清學顏者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翁同龢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出身於官宦之家，六歲入塾時，“四書”、“五經”琅琅成誦。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人，27歲以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父心存，咸豐朝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授讀同治帝。長兄同書、次兄同爵，均官至巡撫。同治四年，翁同龢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駕崩，光緒繼位，慈禧又命同龢入值毓慶宮，教授光緒讀書。兩朝帝師，翁同龢享此殊榮。
翁同龢中狀元后，曾暫代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就是經翁同龢之手查明真相，得以平反的。他在學習上，是光緒的師傅；在生活上，是監護人；在政治上，又是最受寵信的大臣。曾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被視為國家棟梁。
從清末開始，圍繞翁同龢的是非功過，就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使翁同龢美名留芳的，主要有二：一是甲午海戰，二是維新變法。前者他是主戰派，後者他是改良派。尤其是甲午海戰，翁同龢與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這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
翁同龢像
延伸閱讀（一）
翁同龢與李鴻章：家仇何以變成國恨
晚清兩位重量級人物李鴻章與翁同龢結成樑子，始於李鴻章曾以“曾”字“殺”過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農民，但從他爹翁心存開始，翁家就開始當宰相，當帝王師，所謂“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長兄翁同書，也高至巡撫，翁氏與李鴻章結怨，正是因為其兄翁同書。
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奉命剿殺捻軍，因為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叛將苗沛霖，搞得整個形勢十分難堪，在另一條戰線上英勇殺敵的曾國藩認為對勢力日盛的翁家，現在是 “搞倒一個算一個”。可是偌大一個權力家族，若扳不倒，豈不自傷其身？磨硯搦筆，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語。在曾府當祕書的李鴻章見狀，連忙接過筆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例應糾參”是說搞倒翁同書是皇上分派給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職；“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說皇上會不會因其門第鼎盛而瞻顧遷就呢？如此下筆，曾國藩特別激賞，並報到皇上那裡，皇上覺得不辦不行，於是立刻立案，經眾大臣組成的“合議庭”審判，一審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翁上訴到“最高院”皇上那裡，皇上“念舊”，改判為流放新疆。
官場裡，有“搞路子”之說，即如果你在官場，他也在官場，那麼，不管是什麼原因，出於什麼動機，只要你去參劾他，只要你去檢舉他，那你一定是帶著政治鬥爭的醜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貪官，大家首先問的不是貪官貪了多少銀子，而是他與人結下了什麼樑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應糾參”，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的事，而是他倆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從此開始了到死也沒罷休的互相傾軋。
李鴻章組建北洋水軍，這是大清命運之所繫—軍強則國安，軍弱則國危，這是一條驗了數千年顛撲不滅至今依然無比正確的鐵律，但養軍是特別燒錢的。李鴻章時為水軍司令，翁同龢則主管“戶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可李鴻章多次打報告向“財政部”要錢，翁同龢每次都說沒錢，致使北洋水軍從光緒十四年以後，沒再買過一艘軍艦。
甲午海戰前夕，李鴻章知道其水軍有幾斤幾兩，所以堅決主張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給錢，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張開戰，因為在翁氏心裡，水軍之敗就是李鴻章之敗，就是徹底把李鴻章搞垮的天賜良機。他這一招比曹操還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翁氏則“挾國家以令諸侯”，他的愛國不是憤青式愛國，憤青愛國，心地單純，“無私”憤怒；他的愛國，是政客式愛國—藉此機會，把政敵搞垮。
翁氏與李氏都有著超能量，因為他們所挾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塊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過是棍子折斷，泥巴碰碎，而用國家用民族，常常是國家破壞了，民族遭殃了。壓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鬥，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鴻章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已經難收場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朝還沒完，翁、李之間的折騰也還沒完。
他們倆是大清未死，戰鬥不止。李鴻章一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司對外交涉。甲午戰敗，還是得通過外交來收拾殘局。弱國哪裡有外交？既是鬥敗了的公雞，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價，要清政府割地，李鴻章知道除了割地，幾無他法，所以主張割地求和。既然這是李鴻章的意見，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開戰，如果都站在真正愛國的起點上，那只是“主義之爭”，談不上誰對誰錯，求和雖非長久之計，倒也可以以空間換得時間；求戰打贏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輸，那地要丟許多，民也要亡許多，誰好誰孬，誰可行誰不可行，都可以爭議，都可以權衡，而翁、李之爭是什麼呢？你說要上山，他偏說要下水，你說要下水，他偏說要上山。李鴻章說，既然如此，那麼請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談判吧。翁氏就以未曾辦過洋務，得請“洋務專家”親自出馬，把李鴻章置於火山刀口，他卻站在乾地享受清涼。
當然，李鴻章也不是吃素長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裡告翁同龢的陰狀，於是形成了清朝的“兩黨制”，一個是後黨，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鴻章；一個是帝黨，主席光緒，副主席翁同龢。兩人鬥了軍事，再鬥內政，然後鬥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乾地看把戲，那我也讓你來火海里來玩一玩。李鴻章經過運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上來了，什麼感覺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國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政敵間的傾軋工具，並非自翁、李兩人始，也絕非至翁、李兩人終。翁同龢佔據了財政位置，那麼李鴻章的軍事部門就莫想出氣，以人而廢一項事業，何止相聞於翁與李？我的政敵搞教育，那麼教育休想發展；我的政敵主管科技，那麼科技就別想進步；我的政敵在政法戰線，那麼政法如果想要獲得恰當的地位，且等那傢伙下臺再說，這也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人招致領導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領導的一方土地與一門事業也跟著倒黴……只是如翁、李之鬥，實是兩個稀貨，國防事業，國家安危，也能夠如此嗎？
不該如此，而竟如此，可知，這官場裡的官人是什麼東西了！這裡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變好，壞制度可以把人變壞”這句話：官場是有個“官對子”鐵則的，只要是個官，那麼他就對應著佔有公共資源，財政部門管錢，人事部門管人，兩部門之一把手相好，則我幫你弄錢，你幫我進人，如果交惡呢？則你卡我部門的人，我卡你部門的錢；這就是說，如果兩人是“對聯”，人好事業也會好，你幫襯我，我幫襯你，你幫我部門，我幫你部門；如果兩人是對頭，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壞我的事業，我也壞你的事業，政敵間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繹為公共事件。
前面已經說過，官場有個“搞路子”鐵則，單有這個鐵則，還是解讀不了官場文化，得與“官對子”鐵則對照著讀，才能略入堂奧，才是完整的官場文化。“搞路子”鐵則與“官對子”鐵則互為因果，互為巴掌。翁、李互相搞對方的路子，都是運用“官對子”規則的，也就是說，都是運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於是，個人的私仇被無限放大為公恨，官小一點的，放大為部門與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則成為民族與國家之恨。他們是沒有什麼怕的，所謂與人鬥，其樂無窮；遭罪的，用鮮血、腦殼來替其買單的，則全是百姓了。 （誠龍）
翁同龢《山水手卷》並題跋，紙本設色，103×24cm；45×24cm；222×30cm。
釋文：
鐙殘酒冷眼模糊，信手塗鴉有是夫，一咲任人藏棄去，他年喚作剡淡圖。
延伸閱讀（二）
崑崙堂藏翁同龢《致蔭堂函》解讀
崑崙堂美術館藏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寫給蔭堂信札兩通，共六開，釋文如下。其一（見下圖）：
蔭堂先生尊兄大人閣下：兩奉賜書，懃懃慰卹，並辱厚賻，感涕拜受，銜結不忘。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連年以來，徵調頻繁，公私並困，不特塢堡之築小民力有未能；即州縣城池亦多頹廢不治。賊蹤飄忽，來往自如，迎擊則無一定之途，追襲則有兜裹之慮。事勢誠有難焉者。
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同龢自遭先公大故，苫凷餘生，百疾交作，遺書難讀；窀穸未安，夙夜愁痛，負疚滋重。所冀東南綏靖，得以歸葬故山。躬耕邱隴之旁，以養以食，守先人清白之訓，則亦幸矣。同龢疏拙無壯，辱相知之深，相遇之殷，故附達一二使者，稱遽不盡所懷，專布謝忱，伏乞矜鑑。愚弟制翁同龢叩頭上，兩家兄同叩謝。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感荷不盡。
其二（見下圖）：
蔭堂尊兄方伯大人閣下：旄節入都，得近光霽；叔度千頃，猶恨奉教之日淺耳。伏想臺候清和，前旌所蒞太行，草木欣欣，再被甘雨，百城向風，萬姓蒙福，蓋可知矣。即日受印視事，多賀多賀！家兄負擔西行，蒙執事逾分之愛，感刻不忘。到太原必有滯留，大約盡此月當南去耳。《易》曰：“旅瑣瑣。”惟執事能鑑之，故非外人所知也。龢凡百盡廢，恆往來於昌平山下，與野老相周旋，久不見書史。家言一函，敢乞飭交。感意非浮辭所可罄，故不復具。駢牘草草，敬問起居，不盡弛仰。愚弟制翁同龢頓首上。四月望。
翁同龢的這兩封信都是寫給蔭堂的，在翁同龢的交往中，號蔭堂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王榕吉（1810-1874），字子莪，山東長山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另一個是屈承幹，常熟人，舉人出身，曾任安徽知縣。所以我們先要弄清楚這個收信人蔭堂是誰。
這兩封信的落款中都有一個“制”字，這是舊時依禮守喪的稱謂，常指守父母之喪。在第一封信中有“先公大故”、“並辱厚賻”等句，“先公大故”是說他的父親去世了，“賻”是指向辦喪事的人家贈送財禮，所以可以斷定這是在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死後，翁同龢對蔭堂贈送財禮表示答謝。因此，書寫的時間應該是在翁心存死後不久，即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1862年12月26日，翁心存於這天去世）之後。翁同龢在信中稱蔭堂“惟閣下猷為風節，舉世推重，朝廷俯鑑，畿輔士民喁喁仰望之意，屬公以軍事，電掃風馳，禽獮草薙，在此時矣。” 又說“閣下才為世出，知人善任，知必有以撫輯而殲夷之也。”可知當時蔭堂剛被授以軍事。據《清史列傳•劉長佑傳》：“（同治元年）會張錫珠、宋景詩降而復叛，近畿騷動。十二月，調直隸總督……（同治二年）三月，敗賊束鹿，陣殲張錫珠。四月，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剿匪事宜，旗、綠防剿弁兵均歸節制……六月，率按察使王榕吉軍於館陶，部署諸軍，逼甘官屯……九月，敗賊張秋鎮，陣殲賊目楊殿一，宋景詩僅以身免。十月，三省漸就肅清。”［1］（4260頁）與翁同龢信中所寫事合，則蔭堂當是王榕吉無疑。據《清代職官年表》，王榕吉於同治元年（1862）六月由大順廣道遷山西按察使，同年十二月改直隸按察使，同治二年五月遷直隸布政使（《清史列傳•劉長佑傳》中記同治二年王榕吉還是按察使，當是由於剿捻事急，未及就任。）信中不稱“方伯”，則這時候王榕吉應該還沒有任直隸布政使，因此翁同龢寫這封信的時間應當是在同治二年五月之前。
信的後面附言“姚延之兄諸蒙延納”，按《翁同龢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三日（1862年10月6日）：“姚延之忽從河南來，求予覓館。王蔭堂廉訪來，今日甫入城接印也。” ［2］（230頁)二十日記：“訪王蔭堂為姚延之說項。” ［2］（231頁）當即指這些請託的事。
在這一時期，翁同龢與王蔭堂（榕吉）多有書信往來，我們從《翁同龢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們書信往來的一些記錄：如同治二年六月廿九日（1863年8月13日）：“作致王蔭堂書，為陸吾山說項。”［2］（284頁）同年八月二十日（1863年10月2日）：“作書致王蔭堂為陸吾山說項。” ［2］（290頁）十月初八日（1863年11月18日）：“得王蔭堂書。” ［2］（297頁）
又信中對當時捻軍的描述“賊蹤飄忽，來往自如”云云，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聞直隸賊蹤飄忽，距保定才三舍矣，制軍劉長佑駐威縣，則在賊後矣。” ［2］（263頁）所述亦同。
第二封信對蔭堂的稱謂中多出“方伯”二字，又說“旄節入都，得近光霽”，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1864年4月23日）寫道：“王蔭堂（榕吉）方伯來都，入城訪之不值。” ［2］（320頁）按清代布政使又稱藩臺、藩司、方伯、東司，按察使不得稱方伯，（按察使為正三品，布政使為從二品），王榕吉在同治二年五月廿一日（7月6日）由直隸按察使遷直隸布政使［3］（2167頁），又於同治三年二月丁丑（3月13日）調山西布政使［3］（1929頁），所以翁同龢的日記和信中都稱他“方伯”。王榕吉的這次來都，大概就是因為由直隸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而在京作短期的逗留。所以翁同龢信中說他“即日受印視事”。信末署“四月望”，則應該就寫於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1864年5月20 日）。
翁同龢的這封信主要是委託王榕吉轉一封信給翁同書。翁同書此前在安徽巡撫任上遭到太平軍與捻軍的合擊，先失定遠，退守壽州。又與苗沛霖不和，苗轉而圍攻翁同書於壽州，壽州陷落。朝廷旋召翁同書還京。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國藩即上奏摺參翁同書失定遠，又不能妥辦，致使鄉紳與團練仇殺（苗沛霖殺徐立壯等人），又壽州城陷，奏報前後矛盾。於是下“王大臣會鞫，擬大辟” ［4］（284頁），後因為翁心存病逝，恩旨“持服百日仍入獄” ［4］（284頁），最後是免去死罪，改戍新疆。同治三年，都興阿請留甘肅軍營效力，後來即死在甘肅，這是後話。《翁同龢日記》同治三年三月廿六日（1864年5月1日）“未時三兄（按翁同書是翁心存長子，但是在翁鹹封世系中，排行第三，所以翁同龢稱他三兄。）啟行，叩別之際相對不能出聲” ［2］（321頁）即送別翁同書啟程遠戍新疆。兩天以後，翁同龢又與王蔭堂告別，“廿八日……王蔭堂送別敬三十金，餘亦以路菜、京靴答之”“廿九日，晴。送王蔭堂，晤之。” ［2］（321頁）當是送別王榕吉任山西布政使。而在這之前，翁同龢又“致書王蔭堂，託其於三省吹噓” ［2］（320頁），即委託王蔭堂幫助一路上為翁同書打招呼；所謂的三省，當是指翁同書遠戍新疆將要途經的山西、陝西、甘肅三省。信中說“家兄負擔西行，蒙執事逾分之愛，感刻不忘”也是對王榕吉在山西給予翁同書的照顧表示感謝。翁同龢信中引《易》“旅瑣瑣”，按《周易》旅卦：“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正是對他三兄此時處境的形容。又說“到太原必有滯留，大約盡此月當南去耳”“ 家言一函，敢乞飭交”即是請王蔭堂轉交一封信給翁同書。而翁同書在山西一直滯留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日記》七月廿四日：“得三兄十八日太原書，二十日將啟行矣。” 廿八日日記：“得三兄二十日書，次日啟行。” ［2］（342頁）
那麼為什麼翁同龢要委託王蔭堂轉信呢？當時翁同書是帶罪遠戍新疆，一路上行蹤不定，後來都興阿奏請留翁同書在甘肅營中效力，朝廷也不知他的行蹤，只能寄諭“令該將軍（都興阿）行文直隸、山西、陝甘各督撫，該員行抵何處，即調取赴營” ［2］（329頁）。當時寄信的主要途徑是信局和提塘，提塘是由京城向各地方傳達重要文件的專門機構，當時“駐京提塘官十有六人。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各一人，陝甘、新疆一人，雲南、貴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撫保送本省武進士、舉人及守備諮補。後改隸郵傳部。” ［4］（3286頁）翁同龢也經常通過提塘帶信，如他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日記中說：“發山西信，一由提塘，一由信局。” ［2］（329頁）王榕吉既為山西布政使，通過提塘帶封私信既方便又快捷隱妥，也在情理之中。
又信中說“恆往來於昌平山下”，按《翁同龢日記》同治二年九月廿五日（1863年11月6日）：“隨五兄往昌平相地。” ［2］（294頁）廿六日（11月7日）：“偕樹南至孟祖（村名，距東郭北十里。）相度新塋，樹南遂歸，餘等赴昌平，西北趨過一小山，其地皆沙地矣。未正抵昌平州。” ［2］（295頁）當時南方戰事還沒有結束，翁同龢不能護送翁心存的靈柩回鄉安葬，就先在北京郊外的昌平山下相了一片塋地，暫時將翁心存下葬。古人有廬墓守孝之禮，所以翁同龢說自己“恆往來於昌平山下”。
常熟博物館藏翁同龢隸書節臨漢《張遷碑》（按《張遷碑》又名《張君表頌》）四條屏，落款曰：“蔭堂仁兄今之循吏也，政聲在江南北，臨《張君表頌》請正，弟翁同龢。” ［5］（17頁）鈐“翁瓶生”（朱文印）、“同龢印信”（白文印）、“鬆禪居士”（白文印）三印。翁同龢晚年開缺回籍，革職編管，遁跡人世，廬墓虞山，自署瓶廬、鬆禪、鬆隱的晚號。［6］（8頁）“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鬆禪，曰天放閒人。” ［7］（4070頁）翁同龢當年在昌平山下相塋地的過程中，曾至八里莊恩濟莊廟，見“廟有聖祖賜林老人御書聯額，額曰：敬慎，聯曰：松柏禪心靜，幽情化日長。” ［2］（296頁）這或許與他晚年號鬆禪有關，因為他正是在晚年編定日記的。
翁同龢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因草擬變法國是詔觸怒慈嬉太后而被開缺回籍的，此時王蔭堂已去世，則此四條屏所落上款“蔭堂”應是屈承幹。屈承幹也是常熟人，翁同龢晚年與他來往甚密。翁同龢在回到常熟的第二天，即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9日），屈蔭堂就和嚴心田等鄉紳同去拜訪翁同龢，並一起商討處理“西鄉搶糧事件”的辦法。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1899年3月25日）翁同龢“作隸四巨幅贈屈蔭堂” ［2］（3193頁），當即此幅臨《張遷碑》四條屏。落款稱蔭堂“今之循吏也，政聲在江南北”，這是對屈蔭堂處理“西鄉搶糧事件”的贊同，而此前屈蔭堂曾“屢任皖中劇邑” ［2］（3141頁），正是所謂“在江南北”，與翁同龢的評語正合。並且，在這一時期，翁同龢對隸書非常痴迷，研習格外用功，日記中經常寫他習隸或蒐集、借閱各種隸書碑帖，如“隸課外惟看柳文” ［2］（3180頁） “習隸外看蒙莊及蝯叟詩” ［2］（3197頁）；而研習最多的就是《張遷碑》，如“屺懷以所得古碑舊拓見示，皆世間希有之珍，一閱即還，獨留《張遷》一本審視……《張遷碑》。蘇齋藏，東里字不完，然極舊之拓。” ［2］（3178頁） “蘇齋所藏《張遷》題記數千言，且三圖甚妙，因摹之。” ［2］（3178頁） “屺懷以舊拓《張遷》見示。亦沈鈞初物。” ［2］（3192頁） “再看《張遷碑》較餘藏為勝。” ［2］（3193頁）翁同龢對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晚號蝯叟）的隸書也極其喜歡、欽佩，他曾經與人論書曰“極服膺蝯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澀，石庵折筆在字裡，蝯叟折筆在字外”。［2］（3193頁）細觀此隸書四屏條，用筆正是受到了何紹基的影響，“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澀”。
崑崙堂所藏翁同龢寫給蔭堂（王榕吉）的兩通信，是他三十四五歲時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早期書法的風格特點。而常熟博物館所藏翁同龢寫給蔭堂（屈承幹）的隸書，則是他的晚年鉅作，兩件作品之間相隔三十六年，《清稗類鈔》“翁叔平書超逸”條稱：“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書法不拘一格，為嘉、乾以後一人，說者謂相國生平，雖瓣香翁覃溪、錢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 ［7］（4069-4070頁）從這兩件書法作品中亦可窺見其書法風格之變化。 （卜一克）
參考文獻：
［1］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2］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3］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4］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5］ 常熟博物館編《翁同龢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 謝俊美《翁同龢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
［7］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崑崙堂美術館是江蘇省蘇州市崑山市人民政府為珍藏和展示旅日僑胞朱福元先生捐贈的歷代名家書畫作品而建造。美術館地處城市廣場科技文化博覽中心三樓，建築面積1100平方米，設有展廳、貴賓廳、辦公室等，建築裝潢風格融古典和現代於一爐，並配備有現代化的管理和展示設施。
朱福元先生是旅居日本的著名收藏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東渡扶桑，因商務關係往來於中國香港和南亞各國，蒐集到大量散失於海外的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自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名家書畫作品，洋洋大觀達數百件之多。朱老因原籍江蘇崑山，又借喻書畫鑑藏以宋元為宗，故自號齋室為“崑崙堂”。著名書畫家、鑑定家趙樸初、劉海粟、啟功、徐邦達、謝稚柳、楊仁愷、亞明諸先生，或造訪於東瀛，或交往於國內，在觀賞崑崙堂藏畫之餘，多有題詠和撰文盛讚。1998年秋，時值八十高齡的朱老經反覆考慮，決定將其五十餘年來節衣縮食蒐集、珍藏的三百餘件古代書畫精品捐贈給家鄉崑山，造福桑梓。
2001年11月12日，崑崙堂美術館揭牌開館，展出館藏曆代名家書畫精品80餘件。2003年，該館被命名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