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資治通鑑》是帝王之書？

文 / 喪心病狂劉老溼，簡書籤約作者

大家應該都知道，《資治通鑑》這書跟一般史書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它是神宗皇帝御筆欽點“鑑於往事，資於治道”的帝王之書。可都是史書，憑什麼你御筆一點就是成了帝王之書呢？《漢書》《史記》等一眾史書為什麼就不能算是帝王之書了呢？

咱們不如簡單看看，這書裡到底講了些什麼。

一、成書背景

司馬光基本是在洛陽以“地穴領主”的模式寫成這本書的——當年他與王安石撕逼失敗，憤然離開中央，在洛陽潛心寫書，由於洛陽的夏天對胖子不太友好，所以他只好找人在洛陽挖了個地下室避暑寫書。

所以咱們就能知道，司馬光寫這書時，心情絕對算不上美麗。一方面是自己恨得牙根都癢癢的王安石在朝廷裡翻雲覆雨，一方面是除了編書之外什麼都不用管的自己，你猜他會不會努力的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跟理念寫到這本書裡呢？

絕對會。

這裡咱們補充個背景，司馬光在神宗死後迅速被召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這讓大家都能意識到這些年編纂資治通鑑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與影響力。可反過來看，為什麼編纂一部史書就能給他帶來這麼大的影響力呢？其實答案還得從仁宗那裡說起，仁宗在位的時候覺得舊唐書寫的太完蛋了，需要大改。於是組織人手寫了《新唐書》，在《新唐書》的序裡，仁宗表達了自己對史書的看法：

古之為國者法后王,為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相,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己多矣。而史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跡,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

請大家注意：“而史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跡,晦而不章,朕甚恨之。”，那麼什麼樣的史書皇上不恨呢？

能讓興敗成壞之跡完全凸顯出來的書唄。

所以北宋特別注重修史，歷史學家的地位也水漲船高。而《資治通鑑》，恰恰就是一本專門寫“興敗成壞之跡”的書，那麼你說這書不算帝王書，還有哪本書能算呢？

二、與其他史書的對比

所以說到這裡，咱們具體看看資治通鑑跟別的史書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說到這個問題上，咱們得感謝明代的嚴衍，這哥們覺得資治通鑑好是好，但是“多所闊略”的問題實在嚴重，所以花了三十年時間寫了一本《資治通鑑補，“闕者補之，訛者訂之”。所以咱們能夠十分直觀的看到資治通鑑是怎樣對史書原文進行修改的，而搞懂了司馬光為什麼要這麼修改，咱們也就自然能明白為什麼《資治通鑑》是帝王書了。

以漢景帝駕崩這事來說，《資治通鑑》寫西漢，最重要的參考資料自然是《漢書》。然而《漢書》對皇帝做總結陳詞，向來都是放在皇帝大行以後的。而司馬光此處卻以一反常態，先是把武帝封母舅這事說了，然後再做總結陳詞。最要緊的一點是，後面還續上了一段《史記·平準書》中的話，也就是最後的那段“漢興，接秦之弊……”

這段的全文比較長，我放上來大家可以看看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 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需要注意的是，最後這句“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既不是史記裡的話，也不是漢書裡的話，而是司馬光自己說的——而且沒用“臣光曰”，而是直接摻到了原文裡，屬於妥妥的夾帶私貨。然後下一卷開始，就是武帝改元，所以這段話的用意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個人認為，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資治通鑑》與其他史書在敘事手段與目的上的區別。《漢書》的敘事，依然是側重對“事”的記載，而《資治通鑑》通過對武帝封母舅這事的前移，與後面評論的增加，打破了這種以“事”為中心的敘事方式，形成了一種以“執政理念”為中心的敘事方式。

三、《通鑑》的史料組織特點

所以現在咱們再跳出來，回頭看看卷十七到卷二十二，就能清楚的看到司馬光是怎麼為了向統治者講明白治國的道理而進行敘事的了。他先是用“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開了個頭，最後用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收了個尾。中間所有的史料組織，都是圍繞著自己前後的這兩個觀點展開的，甚至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大幅度刪改了一些內容。那麼假如你是統治者，看到這你還能不明白司馬光講的是什麼嗎？

你當然明白：

那就是踐行科學發展觀，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啊！

由於《資治通鑑》是本帝王書，那麼書中史料就必須要邏輯自洽，否則就沒辦法讓皇帝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幹。所以司馬光乾脆在一些問題上開了腦洞，合理的腦補了一些事情，以便讓一些沒有確切記載的問題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

比如說唐太宗即位之初 “諸將爭功”這事，資治通鑑的記載是這樣的：

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宣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可能有的同學看不耐煩，咱們解釋一下，這段的敘事大概是這樣的“頒詔賞功——諸將撕逼爭功——李世民安撫釋疑——大家表示我們就服你李世民——房玄齡與李世民討論選人用人方針政策”。可在實際情況中，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諸將爭功這事的先後順序是不確定的。唐會要裡並沒有具體記載諸將撕逼是發生在頒詔當日還是事前——從原文中看，發生在事前的可能性還大一點：

初，將軍邱師利等，鹹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淮安王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宜妄訴。——唐會要

第二，是房玄齡跟李世民這段對話發生的時間，根本就是不確定的。

由於諸將爭功這事直接涉及到李世民同學上臺之後的權力重組與選人用人問題，所以司馬光無論如何都沒法繞過去。然而如果你不給他邏輯自洽了吧，就沒法支撐後面李世民用人“至公無私”、“擇賢才而用之”的論點，你沒法支撐這個論點，那還跟皇上講個什麼勁？

那怎麼辦呢？

好辦，咱們直接按照有利於展開論述的原則，把史料重組不久得了。

所以有了咱們看到的這個“諸將爭功”的版本。

通過把兩段原本沒什麼關係的史料進行重組，順便調整了一些史料的時間順序，司馬光對李世民的用人之道進行了高度的評價，而在這其中，在《舊唐書》中明顯跟李世民關係密切的李神通為了襯托李世民的英明神武而被塑造成了一個小反派，李世民“至公無私”的治國之道則被拔高了出來。要知道，李世民原本說的是

叔父雖得率兵。未嘗身履行陣。

而到了司馬光這，就變成了

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

連定性都變了好麼……

所以說到最後，我覺得還是以司馬光本人的話來做個結尾比較好。司馬光說“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而他的書則是“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所以我“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史”，就是為了讓皇上你“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槍非”。話說得如此明白，就只差在通鑑的封皮上寫下帝王書三個大字了。咱們的司馬砸缸，也算是用心良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