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王安石變法和與宋神宗的愛恨糾纏

宋朝 王安石 宋神宗 經濟 嘰嘰猴 2017-06-23

一文看懂王安石變法和與宋神宗的愛恨糾纏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公元1067年,東京汴梁,一場皇帝就職儀式正在上演。

19歲的宋神宗趙頊,憂心忡忡地坐在龍椅上接收百官朝賀,山呼海嘯般的獻賀聲,在他聽起來竟是如此刺耳。

自真宗、仁宗以來,宋朝國情每況愈下。神宗親眼見到仁宗晚年一心向道,煉服丹藥,沉溺深宮不問政事,加上澶淵之盟和慶曆和議的歲幣,國庫年年虧空。

與此同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時斷時續。

神宗即位後,憂慮思國,於是就傳旨召問元老重臣富弼等,徵詢富國強兵、制勝遼夏的辦法。

這時候,神宗身邊的大臣韓維推出了王安石。說:“王安石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若要立致太平,非用王安石不可。”

神宗聽後,虎軀一震,說:“我早就想見王安石了。”

一文看懂王安石變法和與宋神宗的愛恨糾纏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他自幼喜讀書,過不不忘,才思敏捷。曾得到歐陽修的稱讚和舉薦。

於是神宗詔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不久又召為翰林學士。王安石急急催動車馬,趕奔京師。公元1068年4月,王安石入朝。神宗馬上與之促膝談心。王安石說:“治國辦法要適當,陛下應當效法堯舜。我們要改革。”神宗大喜:“卿可盡力輔佐朝廷,和衷共濟治理天下。”

在學士院,王安石遇到了那個傳說中砸缸的司馬光,兩人之前同朝為臣,即已熟識,今日舊友相逢,十分歡快。

經過一番準備,1069年2月,神宗下詔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常務宰相)。命陳昇與他一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改革委員會),以定變法章程,依次施行。

一場改革運動隨之拉開。

王安石的新法有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等,直接關係到其土地思想的是農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稅法。

農田水利法,目的在於鼓勵各地興修水利和開墾荒田,《宋史·河渠志》載:“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編為圖集,上之有司。(此處省略102字)”,說白了就是,田地要有水利,無者要修,離水遠的要通,被霸佔的要收,荒廢的水利設施要重修,登圖造冊,報至有關部門。

興修水利對土地效益提高有重要意義,從新法的條例內容來看,王安石對此是有充分認識的,他要求對全國的水利設施進行調查並整修,顯示了宏觀決策的果斷性。在經費方面,他又提倡依靠國家、地方及民眾的力量,這些都具有經濟眼光。

方田均稅法,是要通過丈量土地確定實際面積,作為徵收合理稅負的依據。此法規定:1、以東南西北各千步為一方,四周確立標界。2、每年九月由縣令、縣佐分地計量,根據土質劃為五等,半年後製成土地憑證。3、以後各家分產、買賣等,均以所方之田為證。這是不是有一點確權、流轉的味道。

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開創了國家土地管理的新局面。方田均稅使國家掌握了土地的數量和品級,確保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社會公平。

這樣看來,王安石新法被廢除,和這兩法的關係不大,因為這兩法以生產為主題,主要是於國於民都有利,誰也不妨礙。但是,其他新法就沒那麼幸運了。

首先頒佈的是《均輸法》,設發運使官,專管各地物產和朝廷需求。使富商大賈不能操控物價。然後《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兩次低息向農戶貸款,使農戶有錢賣種子,此條限制了富強官紳的高利貸收益。接著《免行條貫》,在開封商行中實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也就是說,商戶們繳納免行稅之後不再向官府和權貴免費供應任何商品,對各衙門、皇族、外戚、宦官極為不利。等等。

變法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流言蜚語。新法施行後,王安石以強大內心承受著各方的壓力。我們隨便列幾位,看看都是誰反對了。

第一,司馬光。他在神宗面前與王安石的副手呂惠卿當堂爭辯,被神宗雙雙罵出門。後因此一氣之下,辭官回家編寫史書。在編寫史書期間,還不忘寫信,請求廢除新法。

第二、蘇軾。上書7000字長文,痛陳變法弊病。

第三、文彥博。四朝宰相,經常在神宗耳邊煽風點火。

第四、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後族外戚直接從最高層下命令制止。

這些人都是良母、名相,組長對此沒有意見。可是神宗在壓力之下,有些動搖,發佈罪己詔。王安石也為此辭職。

王安石罷相後,年底,財政部門給神宗彙報,說雖有災荒但是國家增收了。神宗虎軀不禁又震了一下,召王安石回京,恢復了相位。新法繼續推,但反對之聲隨之增強。王安石主張無法施行,只得在家稱病。再加上王安石的獨生子王雱病故,王安石心力憔悴,罷相歸田,全家前往金陵,到死也沒回朝。

一文看懂王安石變法和與宋神宗的愛恨糾纏

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效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變法前的國家年稅收,景德年間,一年僅為682萬9700石,而變法後的熙寧十年猛增到5210萬1029石,增長了8倍,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20年之用”。此外,各州縣歲收也大大增加,如作為地方政府經費,可用24年。這充分說明王安石變法確實達到了“富國”的目的。但是由於執行不力,對百姓也造成了一定的傷害。

在明朝小說《警世通言》裡,馮夢龍借文字貶低王安石,第四卷《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的是王安石第二次辭官一路上的經歷。說王安石和僕人每到一地,不管是民舍、驛站、寺廟、廁所等都題有罵王安石的詩句,民間還稱呼豬為拗相公(王安石外號),餵雞時喊雞王安石,各地百姓拿著棍棒等在沿途,準備將其亂棍打死。王安石被汙名化。

1084年,司馬光花費19年寫的《資治通鑑》寫好了,呈給神宗,神宗很高興,親自作序,授司馬光為資政殿大學士。1085年,神宗病故。

遠居金陵的王安石,聽到噩耗,作詩哭悼: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1086年4月,王安石憂病而死,終年66歲,因曾被封荊國公,所以後世也稱之王荊公。

直到近代,梁啟超寫《王荊公》,才算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了案。

組長曰,改革本身就是一個長期工程,堅持和深化才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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